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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迈得愈发快而深，主要经济体的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飞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遭遇寒冬，国际贸易严重萎缩，但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上扬，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对外投资表现格外抢眼，相关领域学者纷纷开始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OFDI活动。本文即尝试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新兴市场国家OFDI研究进行回顾，归纳总结研究最新动向，以期为后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新兴市场国家OFDI
一、前言
近年来，受全球经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步放慢了脚步，但中国对外投资的表现却始终抢眼。在经过后经融危机时期的短暂调整后，面对国际环境渐次回暖、内部政策宽松、外汇储备充盈的大好形势，中国企业正迎来“走出去”新的战略机遇期，截止2014年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540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累计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张11.9%，有望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研究
杨挺等（2015）在研究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后发现，中国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正逐步增强，新一轮的对外投资浪潮中，中央企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而民营及地方企业亦在迅猛崛起；投资区域在集中于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趋于全球化，存量上覆盖了全球79%的国家（地区）；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14个行业，很好地体现了国家“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的政策导向。
2105年，在国际宏观形势向好，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依托“走出去”、“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三大战略，中国将实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突出创新驱动。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绩效评价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对于影响因素这一问题，相关研究主要从母国视角（动因）、东道国视角（区位选择）以及双边联系三个方面展开。
（一）母国视角
母国视角方面既有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经济形势、政策支持等，也有微观层面的企业需求、企业特质等。
1、宏观层面
黄静波和张安民（2009）基于1982-2007年的外向投资流向，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能源需求、GDP、制造业RCA指数是显著正相关的。裴长洪和樊瑛（2010）则认为，传统的“企业特定优势”理论并不能有力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创新性地提出“国家特定优势”，它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下，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体系引导并建设完善的服务体系，比其他国家更加必要，这是形成“国家特定优势”、加速“企业特定优势”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
2、微观层面
H. Rui（2008）认为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战略能力以弥补其竞争劣势，从而实现目标。谭飞燕和刘辉煌（2010）指出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众多模式中，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田巍和余淼杰（2012）利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企业生产率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关系，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量也越大。与之不同的是，戴翔（2013）利用2004—2010年我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与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结论不同，生产率并非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决定因素，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
（二）东道国视角
从东道国角度出发，主要考察市场规模、劳动力水平、区域行业集聚、自然和技术资源、社会环境等因素，研究其对投资企业进入模式、区位选择的影响。P.Miesing（2012）研究了东道国竞争强度和需求状况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认为当东道国行业竞争激烈时，全资输入是比较合适的；而当东道国行业需求旺盛，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时，合资模式更好。Cook（2012）发现东道国的地理集聚。Duanmu（2013）研究了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较低的工资标准对发达国家投资者有很大吸引力，但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在进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并不特别关注这一点。冀相豹（2014）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双边联系
从双边联系出发，Buckley等（2007）在利用1984-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影响投资的因素时发现，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真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杜凯和周勤（2010）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有时表现出显著的“诱发”特征，而诱发因素正是“壁垒跨越”，即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刺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应的，宗芳宇等（2012）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并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从而促进企业到东道国投资。Duanmu（2012）利用1999-2008年间中国在32个国家的194个区位选择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优惠的汇率会促进国有企业对外投资。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
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继续上升，而受危机影响，不少前期投资都遭受了一定程度损失，因而OFDI的绩效评价在危机后越来越受关注，相应研究也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并进一步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层面
马光明（2010）认为当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极为相似，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张伟如等（2012）结合2003-200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讨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从全国来看，省级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来说，两者之间呈现弱负相关。
（二）微观层面
刘阳春和吴瑶（2009）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特有的竞争优势，并探讨中国企业特有的竞争优势和海外区位优势对其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和竞争地位的影响。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常常在考察期内不断震荡（杜晓君等，2010），而常玉春（2011）通过对我国100家国有大型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对外投资活动对企业海外经营业绩的改善存在“门槛”效应，对企业的规模经济状态也存在非线性影响。针对企业整体的生产率问题，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利用2004-2006年761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
（三）中国对外投资所存在的问题
张洛民和王增涛（2009）从速度、规模、比例和差额等四方面分析了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状况，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发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梁军（2010）也认为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累积有上万亿美元，但却明显呈现出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债券类投资占多数份额的偏向结构。
在新一轮对外投资活动中，中央企业大举海外扩张，暴露出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优势、跨国经营人才、战略规划和信息服务等问题，也面临着政治阻力和法律风险逐渐增多的情况（张金城，2014）。而中国恰又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企业对外扩张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助力显得尤为重要。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走出去”政策措施体系，但其中仍存在多头审批、监管薄弱、服务缺失等问题（陈坚， 2013），这些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导致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着信贷难、保险难、签证难、核准难等问题（胡正福，2014）。而周婕和刘尔思（2014）也认为政府有义务为企业构建完善合理的政策支持体系，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政策支持体系后，他们从整体战略规划、保护促进法律、财政金融支持、对外投资保险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议。
五、结论
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针对新兴市场国家OFDI活动的理论研究，多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继承了发达国家OFDI研究的范式，从母国（动因）、东道国（区位选择）以及双边联系三个视角研究了影响OFDI活动的因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OFDI绩效评估，本文也特别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文献回顾，发现相关研究普遍指出中国OFDI活动受制度和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因而我们建议后期有必要对这一领域开展更细致的实证研究，以验证目前学者们的观点，为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Cook G A S， Pandit N R， L？？ f H， et al. Geographic clustering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21（6）：1112-1121.
[2]Duanmu J L. A race to lower standards？ Labor standards and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DI from the BRIC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23（3）：620-634.
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7）：45-54.
[3]谭飞燕，刘辉煌.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效应机制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17）：19-21.
[4]田巍，余淼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2， 11（2）.
[5]戴翔.生产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何不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6：005.
[6]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J].世界经济， 2014（9）： 53-76.
[7]梁军.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研究，2010（1）： 16-2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新兴市场国家OFDI
一、前言
近年来，受全球经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步放慢了脚步，但中国对外投资的表现却始终抢眼。在经过后经融危机时期的短暂调整后，面对国际环境渐次回暖、内部政策宽松、外汇储备充盈的大好形势，中国企业正迎来“走出去”新的战略机遇期，截止2014年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540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累计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张11.9%，有望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研究
杨挺等（2015）在研究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后发现，中国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正逐步增强，新一轮的对外投资浪潮中，中央企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而民营及地方企业亦在迅猛崛起；投资区域在集中于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趋于全球化，存量上覆盖了全球79%的国家（地区）；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14个行业，很好地体现了国家“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的政策导向。
2105年，在国际宏观形势向好，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依托“走出去”、“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三大战略，中国将实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突出创新驱动。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绩效评价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对于影响因素这一问题，相关研究主要从母国视角（动因）、东道国视角（区位选择）以及双边联系三个方面展开。
（一）母国视角
母国视角方面既有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经济形势、政策支持等，也有微观层面的企业需求、企业特质等。
1、宏观层面
黄静波和张安民（2009）基于1982-2007年的外向投资流向，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能源需求、GDP、制造业RCA指数是显著正相关的。裴长洪和樊瑛（2010）则认为，传统的“企业特定优势”理论并不能有力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创新性地提出“国家特定优势”，它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下，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体系引导并建设完善的服务体系，比其他国家更加必要，这是形成“国家特定优势”、加速“企业特定优势”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
2、微观层面
H. Rui（2008）认为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战略能力以弥补其竞争劣势，从而实现目标。谭飞燕和刘辉煌（2010）指出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众多模式中，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田巍和余淼杰（2012）利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企业生产率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关系，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量也越大。与之不同的是，戴翔（2013）利用2004—2010年我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与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结论不同，生产率并非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决定因素，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
（二）东道国视角
从东道国角度出发，主要考察市场规模、劳动力水平、区域行业集聚、自然和技术资源、社会环境等因素，研究其对投资企业进入模式、区位选择的影响。P.Miesing（2012）研究了东道国竞争强度和需求状况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认为当东道国行业竞争激烈时，全资输入是比较合适的；而当东道国行业需求旺盛，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时，合资模式更好。Cook（2012）发现东道国的地理集聚。Duanmu（2013）研究了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较低的工资标准对发达国家投资者有很大吸引力，但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在进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并不特别关注这一点。冀相豹（2014）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双边联系
从双边联系出发，Buckley等（2007）在利用1984-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影响投资的因素时发现，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真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杜凯和周勤（2010）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有时表现出显著的“诱发”特征，而诱发因素正是“壁垒跨越”，即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刺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应的，宗芳宇等（2012）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并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从而促进企业到东道国投资。Duanmu（2012）利用1999-2008年间中国在32个国家的194个区位选择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优惠的汇率会促进国有企业对外投资。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
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继续上升，而受危机影响，不少前期投资都遭受了一定程度损失，因而OFDI的绩效评价在危机后越来越受关注，相应研究也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并进一步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层面
马光明（2010）认为当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极为相似，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张伟如等（2012）结合2003-200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讨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从全国来看，省级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来说，两者之间呈现弱负相关。
（二）微观层面
刘阳春和吴瑶（2009）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特有的竞争优势，并探讨中国企业特有的竞争优势和海外区位优势对其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和竞争地位的影响。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常常在考察期内不断震荡（杜晓君等，2010），而常玉春（2011）通过对我国100家国有大型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对外投资活动对企业海外经营业绩的改善存在“门槛”效应，对企业的规模经济状态也存在非线性影响。针对企业整体的生产率问题，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利用2004-2006年761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
（三）中国对外投资所存在的问题
张洛民和王增涛（2009）从速度、规模、比例和差额等四方面分析了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状况，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发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梁军（2010）也认为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累积有上万亿美元，但却明显呈现出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债券类投资占多数份额的偏向结构。
在新一轮对外投资活动中，中央企业大举海外扩张，暴露出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优势、跨国经营人才、战略规划和信息服务等问题，也面临着政治阻力和法律风险逐渐增多的情况（张金城，2014）。而中国恰又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企业对外扩张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助力显得尤为重要。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走出去”政策措施体系，但其中仍存在多头审批、监管薄弱、服务缺失等问题（陈坚， 2013），这些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导致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着信贷难、保险难、签证难、核准难等问题（胡正福，2014）。而周婕和刘尔思（2014）也认为政府有义务为企业构建完善合理的政策支持体系，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政策支持体系后，他们从整体战略规划、保护促进法律、财政金融支持、对外投资保险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议。
五、结论
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针对新兴市场国家OFDI活动的理论研究，多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继承了发达国家OFDI研究的范式，从母国（动因）、东道国（区位选择）以及双边联系三个视角研究了影响OFDI活动的因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OFDI绩效评估，本文也特别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文献回顾，发现相关研究普遍指出中国OFDI活动受制度和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因而我们建议后期有必要对这一领域开展更细致的实证研究，以验证目前学者们的观点，为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Cook G A S， Pandit N R， L？？ f H， et al. Geographic clustering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21（6）：1112-1121.
[2]Duanmu J L. A race to lower standards？ Labor standards and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DI from the BRIC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23（3）：620-634.
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7）：45-54.
[3]谭飞燕，刘辉煌.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效应机制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17）：19-21.
[4]田巍，余淼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2， 11（2）.
[5]戴翔.生产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何不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6：005.
[6]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J].世界经济， 2014（9）： 53-76.
[7]梁军.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研究，2010（1）： 16-2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