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月1日，是烟台汽车工程学院新生报到的日子。他们迎来了一位带着未婚夫而来的女生，报到顺便跟学校请产假，说要回去生孩子。这样的“孕妇学生”能不能收？后来，领导们一致同意，克服困难，收下这名新生。随后，学校联系学生当地民政以及户籍部门落实情况后，批准了这名新生的产假请求。
报到当天，女生不是准备开始学习生涯，而是需要开启“生子时光”。这样的事情的确有点奇葩。说其奇葩，是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学生就是上学的，不是生孩子的。但是，仔细想想奇葩吗？也不奇葩，生孩子是成年女性的权利，这位女生已经成年，应该拥有生孩子的权利。至于说是先生孩子还是先上学，决定权应该交给其本人。
当然，这位要开启“生子时光”的女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她还是未婚阶段，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在法律上来说，生孩子是违法的。但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看这个问题：假如说，这位要生孩子的女生已经合法结婚了，我们的学校是不是能接纳她？是不是能坦然面对“怀孕学生”？其结果必然是否定的。能够接收“怀孕学生”的院校会寥寥无几，甚至是压根就不可能。除非是另外一种情况：成年高考、单位委培。在正常的高考环节，似乎是一个禁区。
為何会有这样的禁区？这主要还是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我们的教育部门看来，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上大学的。有这样几种情况几乎是不被认同的：其一，犯罪分子不会接收；其二，超龄人员难以接收；其三，婚后人员不愿接收。这就是教育观念的陈旧。
我们需要理清楚一个问题：学校是干啥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掌握更多知识。学校传播知识才是第一位的。笔者以为，对于学校而言，不应该设置上学的条条框框，只要人家愿意学习，无论是什么身份，都要做到尽量满足。犯罪分子也要有学习的权利，怀孕女生也要有学习的权利，种地农民也要有学习的权利，卖鱼商贩也要有学习的权利。只要他们愿意，应该创造宽松的上学路径，让他们走进课堂。
事实是，这些群体除了成年教育这个途径可以求学之外，通过高考环节实现上大学基本上是此路不通的。这其实已经让教育偏移了航道。在“上学求进”的大船上，我们应该能做到接纳所有群体。当所有有上大学愿望的人，都能在大学课堂上实现知识积累的时候，你说对于社会的进步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接纳了“孕妇学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问题是，假如这所学校不是普通的院校，而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正规院校，他们会有这样的破例之举的魄力吗？
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不应有其他。收下“孕妇学生”恰恰是教育本位的漂亮回归。
（据四川在线 郭元鹏/文）
捡个钱包咋就成了“烫手山芋”？
9月6日傍晚，沈阳市22岁的姑娘颜月明在北二路与云峰街交会处捡到一个钱包，里面除了一些证件外，只有现金2.5元。给丢钱包的大姐打电话，结果大姐说钱包里有4000元钱，惊得姑娘顿时傻眼。虽然后来通过警察将钱包交还失主，但她仍感到后怕。
按说捡到钱包物归原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当遇到与颜姑娘同样的烦恼时，哪里还会有丝丝快乐可言。莫非，同扶人被讹一样，捡钱包也成了一块“烫手山芋”？
好在警察为她主持了公道：那个钱包实在太小，无论如何也装不下4000元钱。但倘若那钱包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完全装得下4000元钱，颜姑娘又该如何自证清白呢？就这件事情而言，那位丢钱包的大姐也并非就一定是讹人的“主”，或许她记忆有误，那笔钱是放在另外的地方。何况她后来并未行纠缠之举，反而要送颜姑娘两套自销的衣服，以表谢意。只是，颜姑娘的心结，恐怕一时半会儿是难以解开了。
今后若再碰到如钱包之事，捡还是不捡？如何处理，方为妥当？继续拾金不昧，或许某一天就有成为“冤大头”的危险；但从此视而不见，又有失做人的准则。也许警察的建议是可取的：最好将钱包送到派出所、或拨打110处置；如有朋友同行，可让朋友作证。当然，如果没人作证，就只好由警方甄别了。
社会需要爱心，需要善举，方能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若要让爱心传递，逐步成长为社会主流，一是需要全民道德水平的提高，不再现讹人之举；二是法律出面，为爱心善举铸就后盾。显然，前者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有待来日。因此，当前法律的介入，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一是不应给爱心人士“自证清白”的重负，而要把举证的义务交给对方。不然，今后或没有人会再去“自找苦吃”；二是对情节严重或屡犯不改的讹人者，应绳之以法。如此，方可警示后来之人。
此外，一些其他举措也应跟上：如监控设施的逐步完善，能实现大街小巷无死角最好；建立全国联网的个人征信系统，对有过讹诈记录的人登记在册。这样，这类人一旦故伎重演，即可当场识破。其实，这类人本来就少，只需堵住其重犯之路，爱心善举被讹的几率必会大大减小。
做好事反被讹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看见，但是我们要相信爱心善举是社会主流，亦是人间正道；而讹人之徒是不得人心的，且这类人又是极少数，并必将越来越少。
（据《沈阳晚报》）
报到当天，女生不是准备开始学习生涯，而是需要开启“生子时光”。这样的事情的确有点奇葩。说其奇葩，是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学生就是上学的，不是生孩子的。但是，仔细想想奇葩吗？也不奇葩，生孩子是成年女性的权利，这位女生已经成年，应该拥有生孩子的权利。至于说是先生孩子还是先上学，决定权应该交给其本人。
当然，这位要开启“生子时光”的女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她还是未婚阶段，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在法律上来说，生孩子是违法的。但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看这个问题：假如说，这位要生孩子的女生已经合法结婚了，我们的学校是不是能接纳她？是不是能坦然面对“怀孕学生”？其结果必然是否定的。能够接收“怀孕学生”的院校会寥寥无几，甚至是压根就不可能。除非是另外一种情况：成年高考、单位委培。在正常的高考环节，似乎是一个禁区。
為何会有这样的禁区？这主要还是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我们的教育部门看来，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上大学的。有这样几种情况几乎是不被认同的：其一，犯罪分子不会接收；其二，超龄人员难以接收；其三，婚后人员不愿接收。这就是教育观念的陈旧。
我们需要理清楚一个问题：学校是干啥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掌握更多知识。学校传播知识才是第一位的。笔者以为，对于学校而言，不应该设置上学的条条框框，只要人家愿意学习，无论是什么身份，都要做到尽量满足。犯罪分子也要有学习的权利，怀孕女生也要有学习的权利，种地农民也要有学习的权利，卖鱼商贩也要有学习的权利。只要他们愿意，应该创造宽松的上学路径，让他们走进课堂。
事实是，这些群体除了成年教育这个途径可以求学之外，通过高考环节实现上大学基本上是此路不通的。这其实已经让教育偏移了航道。在“上学求进”的大船上，我们应该能做到接纳所有群体。当所有有上大学愿望的人，都能在大学课堂上实现知识积累的时候，你说对于社会的进步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接纳了“孕妇学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问题是，假如这所学校不是普通的院校，而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正规院校，他们会有这样的破例之举的魄力吗？
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不应有其他。收下“孕妇学生”恰恰是教育本位的漂亮回归。
（据四川在线 郭元鹏/文）
捡个钱包咋就成了“烫手山芋”？
9月6日傍晚，沈阳市22岁的姑娘颜月明在北二路与云峰街交会处捡到一个钱包，里面除了一些证件外，只有现金2.5元。给丢钱包的大姐打电话，结果大姐说钱包里有4000元钱，惊得姑娘顿时傻眼。虽然后来通过警察将钱包交还失主，但她仍感到后怕。
按说捡到钱包物归原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当遇到与颜姑娘同样的烦恼时，哪里还会有丝丝快乐可言。莫非，同扶人被讹一样，捡钱包也成了一块“烫手山芋”？
好在警察为她主持了公道：那个钱包实在太小，无论如何也装不下4000元钱。但倘若那钱包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完全装得下4000元钱，颜姑娘又该如何自证清白呢？就这件事情而言，那位丢钱包的大姐也并非就一定是讹人的“主”，或许她记忆有误，那笔钱是放在另外的地方。何况她后来并未行纠缠之举，反而要送颜姑娘两套自销的衣服，以表谢意。只是，颜姑娘的心结，恐怕一时半会儿是难以解开了。
今后若再碰到如钱包之事，捡还是不捡？如何处理，方为妥当？继续拾金不昧，或许某一天就有成为“冤大头”的危险；但从此视而不见，又有失做人的准则。也许警察的建议是可取的：最好将钱包送到派出所、或拨打110处置；如有朋友同行，可让朋友作证。当然，如果没人作证，就只好由警方甄别了。
社会需要爱心，需要善举，方能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若要让爱心传递，逐步成长为社会主流，一是需要全民道德水平的提高，不再现讹人之举；二是法律出面，为爱心善举铸就后盾。显然，前者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有待来日。因此，当前法律的介入，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一是不应给爱心人士“自证清白”的重负，而要把举证的义务交给对方。不然，今后或没有人会再去“自找苦吃”；二是对情节严重或屡犯不改的讹人者，应绳之以法。如此，方可警示后来之人。
此外，一些其他举措也应跟上：如监控设施的逐步完善，能实现大街小巷无死角最好；建立全国联网的个人征信系统，对有过讹诈记录的人登记在册。这样，这类人一旦故伎重演，即可当场识破。其实，这类人本来就少，只需堵住其重犯之路，爱心善举被讹的几率必会大大减小。
做好事反被讹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看见，但是我们要相信爱心善举是社会主流，亦是人间正道；而讹人之徒是不得人心的，且这类人又是极少数，并必将越来越少。
（据《沈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