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的“芯”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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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早,中国商务部透露,已收到美方希望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磋商的信息,中方表示欢迎。
  此前一天,21日晚,美国商务部就曾表示,已批准中兴通讯提供更多材料的请求。这被舆论解读为中兴事件可能出现转机的信号。

源于合规受质疑


  全球关注中兴通讯的这场“劫难”始于美国毫无预兆的一纸禁令。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网站公告,激活针对中兴的出口限制令。根据禁令,中兴通讯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被限制及禁止申请、使用任何许可证或许可例外,或从事任何涉及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约束的物品、软件或技术的交易,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该禁令期限直到 2025年3月13日,长达七年之久。
  4月17日,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回应:“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在政府部门表态后,中兴通讯领导层也开始了奔走斡旋。
  当天,中兴通讯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公司正在全面评估此事件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各方面积极沟通及应对。同时在内部信中表示,公司已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危机应对工作组,号召员工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4月1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再次强调,反对美方单边主义的保护政策,将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希望美方不要自作聪明,否则只会自食其果。
  4月20日,中兴通讯官方发表声明,回应了关于中兴不合规的质疑,认为美方无视中兴通讯两年来的管制合规工作,执意施以最严厉的制裁,这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当天下午,中兴通讯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长殷一民直言:“我坚决反对美国商务部做出这样的决定,坚决反对不公平、不合理的处罚,更反对把贸易问题政治化。”
  实际上,美国禁令缘于2017年中兴在美违规受罚事件。2017年3月,美国指控中兴通讯违法向伊朗及朝鲜出口电信设备并提出人员整改要求,中兴认罚并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 11.92 亿美元罚款,并于5月通报了4名高管已离职的证明文件。依照协议,中兴如果在签署协议的7年之内,没有违反美国管制出口贸易条例(EAR),就可减免3亿美元的罚款。
  此次,美国商务部再次发难,其在禁令理由中认为中兴整改措施不到位,没有根据和解协议对违规的另外35名员工进行处罚。“中兴在处罚期间,曾多次做不实陈述,还对从事非法行为的员工发放奖励。”甚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兴通讯误导商务部,也没有处罚相关员工,这种令人震惊的事情让人无法原谅。”
  此前,媒体获得的一份中兴通讯内部沟通资料显示,中兴通讯已在3月初发现问题时进行整改,向美国商务部就相关情况做了详细陈述,并附上已经采取措施的证明文件,请求美方在4月30日之前完成调查。但未待月末,美国商务部已于4月16日发布禁令。
  4月22日,中兴通讯公告称,公司已经且正在采取措施以遵守该拒绝令,同时积极与相关方沟通以及寻求解决方案。

断芯危机


  美国商务部的合规质疑将中兴通讯逼迫到停摆边缘。
  在4月20日的发布会上,董事长殷一民表示,美国禁令将使公司立即进入休克状态。
  目前,中兴通讯的业务包括三部分:运营商业务、政企业务和消费者业务。每项业务都包含了硬件产品制造,都大量使用CPU、GPU、FPGA等各种芯片,而这些芯片均来自美国公司如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德州仪器(TI)、亚德诺半导体(ADI)等。禁令生效当天,高通、英特尔、IBM等多家美国公司第一时间发出终止合作的通知,中兴芯片代理商也依规主动停止了向中兴发货,中兴绝大部分生产线即进入停产状态。
  随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也发出新的警告,建议电信行业不要使用来自中兴通讯公司的设备和服务。澳大利亚军方随即也表示拒绝采购华为和中兴手机,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言人称,以前购买的中国公司产品暂时还在使用,但过一段时间将被取消。
  4月22日,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兴通讯公司大约有20%至30%的元器件由总部在美国的厂商供应,在手机芯片以及5G技术的研发上面,也与美国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

  报告认为,一旦美国禁止中兴通讯公司采购,就差不多相当于扼住了中兴通讯公司的咽喉。我国通讯行业高度依赖美国芯片,加之中兴通讯是我国最大的国有控股通信设备上市公司,遭遇制裁事件对中兴通讯本身及行业都带来诸多影响,对其他中央企业也必然带来系列影响。
  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兴曾经有一段时间要做自己的芯片,但之后又停止了。中兴现在的手机芯片应该全部都是外部采购的,所有产品都基于外采芯片生产。”
  突如其来的断粮,使得中兴即将面临巨大的芯片缺口。国资委研究中心报告指出,中兴比较常用的零部件如高速ADC/DAC、调制器、高性能锁相环、中频VGA等产品,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国外芯片厂商供应,暂时无法在国内获得同等替代品。电信咨询公司Northstream的负责人Bengt Nordstrom则认为,中兴通讯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替代供应商,并重新设计其产品,包括光学和移动设备。
  根据中兴通讯2017年财报披露,中兴在2017年的原材料存货大约占全年原材料采购总额的8%,即保持在一个月左右的水平。按照这一存货量,中兴很可能在一两个月内消耗殆盡,相关生产线将陷入瘫痪。《福布斯》杂志则评论称,禁令可能使中兴在未来几周内申请破产。
  东方证券投资人周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中兴通讯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政府高层沟通出现转机,在企业层面很难实现大的转机。   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表示,不会放弃通过沟通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也有决心通过一切法律允许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全体员工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波及5G网络布局


  此次禁令已使中美多家与中兴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受到冲击。
  自4月17日起,中兴通讯A股和H股已停牌,30多家基金公司开启密集下调中兴通讯估值的模式,A股科技板块受此影响纷纷遭遇跌停。在美国,来自中兴通讯的营收占总营收三成的供应商Arcacia股价在禁令发布当天暴跌超过30%。此外,中兴在美国的其他供应商,如高通、Finisar等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根据中兴通讯2017年财报披露,公司有7家重要子公司,另有5家合营企业,34家联营企业。一旦中兴陷入困境,其相关企业也会受到波及。
  国资委研究中心报告称,制裁令很可能会延伸至与所有中兴公司有关联的企业,甚至殃及行业内所有企业,對其他中央企业也必然带来系列影响。
  4月22日,中兴通讯在国内的相关上下游供应链厂商因为受到冲击,已经有企业负责中兴业务的员工开始休假,多个生产线停产。
  中金报告称,此次禁令若不能在1~2个月内达成和解,会影响通信设备和手机等业务的正常生产与销售,同时对当前全球和中国的运营商网络建设带来一定影响,并有可能影响未来5G网络的推进。
  而5G业务正是中兴通讯今年计划的大动作。中兴通讯在2017年年报中多次提到,“将持续加大5G等核心产品研发投入”“强化5G先锋形象,推动全球范围的5G商用进程”“通过5G承载、IP 光、CO重构等方案创新,领航极速网络时代”。
  根据wind数据显示,中兴通讯已经对其2018、2019年的财务数据多给出了预估数。按照预估,2018、2019年,中兴通讯的营业收入将分别增长8.72%、12.35%,归属上市股东净利润分别增长13.20%、18.11%。在禁令发布前,中兴通讯已经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Telefonica、意大利Wind Tre、比利时Telenet、白俄罗斯velcom、马来西亚U Mobile,韩国KT等20多家运营商签订了5G战略合作协议。
  禁令发布后,多个中兴相关产业链及5G概念股受到波及。风华高科、中富通、广哈通信、润建通讯、铭普光磁等相关概念股连续大跌,相关公司纷纷在平台发布公告,表示中兴事件影响不大,希望提振市场信心。
  近两年,中兴等设备商在5G投资上频频出手。若此次禁令事件最终无法达成和解,中兴的5G蓝图无疑会化作泡影,5G生态的产品布局和规划也会受到波及。

产业困境


  中兴通讯困境背后,折射中国芯片长期严重依赖进口的产业现状。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2601亿美元,贸易逆差接近2000亿美元。另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的产品需求达到1.40万亿元,但国内自给率仅为38.7%。
  “国内自产芯片短板对通信行业制约力度非常大,高端芯片的缺失意味着国内高端设备产业根基不稳。”紫光集团一位集成电路工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消费级产品的芯片要求尚且较低,企业级的商用设备对芯片的要求更高,没有高端芯片的高端设备产业无法生存。”
  针对国内外的芯片产业差距,曾任电信行业资深分析师的周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芯片产业作为技术产业基础,在美国已经高度发达。而国内芯片产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要追赶美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按照市场逻辑,企业会采用最成熟、最便宜的芯片作为产业基础。“国内芯片的研发尚需长期的巨大投入,等待技术成熟后降低成本的周期则更长。”周军说,“当前自产芯片的竞争力还比较小,国内企业对美国芯片的依赖是合理现象。”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芯片产业已经过了黄金发展期。早期的国内芯片企业依靠山寨设备生产线而发展起来,在高端芯片上既无研发能力也无市场需求,企业的生存几乎锁定为中低端量产路线。“高端芯片研发生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都非常高,国内发展最快也需要5至10年。现存的国内芯片企业主要走中低端路线,销往印度、拉美的低端市场,依靠低利润生存。”前述业内不具名人士说。
  面对芯片产业困境,政策也需要进行相关调整。一方面,近年国有基金在海外并购动作频频,而并购仍然难以获得核心技术,还极易引起对方国家的警惕和排斥。“将产业发展聚焦于海外并购,在自主研发上却投入不足。”周军直言,“这样的产业政策不利于自主研发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在制定中常常定下3年或5年目标,并不符合芯片产业的发展规律。“产业政策太急功近利,过于注重短期成效,中国的芯片产业的发展至少需要10年。”周军说。
  在政策之外,国内芯片产业还面临人才和资本缺失的窘境。
  “芯片产业对人才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要求并不比当前热门的物联网等产业要求低,但产业间巨大的薪酬差距也加剧了芯片人才的流失。”前述紫光集团工程师坦言,“由于两三倍甚至更高的薪酬差距,大量电子类专业学生会在毕业后选择物联网或软件产业,少数进入芯片产业的在工作一两年后也转行跳槽了。”
  这位工程师指出,鉴于高额投入和长期低回报的产业特性,资本也鲜少进入芯片产业,多数企业需要自给自足。华为非常重视研发投入,持续不断地向研发部门大量输血,自产自用自销,经历了大量试错和采用,才逐渐取得进步和成果。对于芯片产业而言,如果成品芯片没有经过大量采用,就无法发现和解决问题,不如人意的产品无法得到市场认可,则会加重企业负担,进而陷入负循环。“没有资本助推,普通企业在研发上就很难发力,若自身投入过大甚至可能危及生存。”
  针对芯片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国杰表示,中国在芯片研制方面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不是靠“砸钱”就能追上的,经验和人才都需要积累。
  不过,李国杰也提到,中国集成电路领域近几年的发展进步很大,紫光、华为等企业研发的芯片已今非昔比,设计能力也快速提升。此外,国内企业在突破发达国家计算机基础系统垄断方面,已做了一些尝试,尤其是在“去IOE化”(去掉IBM的小型机、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设备,代之以自己在开源软件基础上开发的系统)方面已经有所突破。
  国资委研究中心报告则建议,应从中兴事件吸取教训,在国家政策层面,要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要加强重点产业、重点技术的攻关;要做好对相关产业进行临时救助预案。
  “中兴事件是一次警醒,也让国人深刻意识到芯片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性,意识上的重视无疑能助推自产芯片的发展。”前述紫光集团工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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