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其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论述其山谷诗学所追求的“无法”之境——意的内涵。
　　关键词：黄庭坚；诗学；意
　　山谷“重意”，首先表现在他重视诗歌的讲究含蓄蕴藉地抒情言志，主张形与神的交融、统一。他说：诗者，入之情性也。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王直方诗话·山谷论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诗歌要表现的是有限之才的作者的特定生活情趣和作品的无穷的艺术魅力的“意”，以达到那种“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二首》之二）、“不烦绳削而自合”（《题意可诗后》）的诗美境界。命意是宋诗学的理论起点。之所以不是物象、物境而是立意，是因为宋代诗歌已经走出了六朝以来兴感的路子，欣赏习惯也由物我相触转向了涵泳咀嚼，认为从命意里头，可以看出诗人的精神力量。
　　山谷“重意”，其次在于他提倡诗歌要抒情言志，反映现实，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他所论及的“诗意无穷”，所称道的“兴托高远”（《胡宗元诗集序》），对诗人所叮泞的“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答洪驹父书》），无一不说明这一点。他说：“诗者，人之情性也”，是“情之所不能堪”的结果，他在《走笔答明略适尧民来相约》中还说：“生珠之水砂砾润，生玉之山草木荣。观君词章亦如此，谅知躬行有君子”。
　　“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 《次韵杨明叔序》黄庭坚如是说到，其认为文是表现道的一种工具，文之形式应当用以反映和表现道之内容。山谷所谓的“道”，更多的是指人的道德修养、性情志趣。不仅如此，他认为诗文要有目的性、现实性，要关心社会人生，重视诗歌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他强调文章要“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多次指出“文章不经世.风期南山露”（《寄晃元忠十首》之十）、“文章功用不济世，何异丝巢缀露珠”（《戏呈孔毅父》）。这些都道出了“意”、“理”在诗文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他对诗歌思想性的重视。在评价前代和同时代诗人的作品时，山谷也往往是重思想内容。他指出杜诗之所以千古不朽，正在于它敢于正视现实，是非分明，有忠义之气。
　　山谷“重意”，还表现在反对绮靡衰颓的形式主义文风上。在《与王观复书》中，他强调以理为主的同时，还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这里的“奇语”是指“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其病至今犹在”中的“奇语”、也就是指六朝来华而不实的丽词浮语，是为了反对形式主义的浮靡文风，恢复诗歌“风雅”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凉据辞！”则更表露出他对于某些人在评价元结、杜甫的诗歌时只重辞采而忽视内容的倾向的一种极为不满和痛惜之情。
　　山谷“重意”，表现在其诗歌所反映的情性与社会内容有自己的理解与规范。他强调：诗歌在坚持道义的原则下，作者将环境遭遇中的悲喜感情，通过优游不迫的声调抒发出来，使自己胸怀得以排释，对听者也有劝勉作用，让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的生活景况与思想感情藉之得以交流。诗既能抒情言志，自然就有修养情性、调节心志的作用。当心中之情性“发于呻吟调笑之声”，即作为诗篇时，诗人会觉得“胸次释然”。这实际上正是文学艺术所共有的渲泻升华作用，渲泻情感的郁结，舒解心理的压力，宽慰意念的执著，满足创造的欲求，实现艺术的升华。
　　山谷较鲜明地表现了他诗学观而又为各家引用最多的中的一段著名的话： 诗者，人之情性也。他认为诗人们“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充分肯定了诗歌艺术的抒情性质和宣释、净化的功能。从创作情况来看，山谷对诗歌的抒情性也一直是十分注重的。他的诗，写自身郁闷之情、写朋友之情、兄弟之情，都有不少感人篇什。他早期的诗作，受到过李商隐、韩惺等晚唐诗人的影响，抒情风格很突出。中年所创作的诗，追求以理迁情，以幽默调笑之笔抒情，情隐于理趣之后，让人不易直接地感受。这也是山谷追求“兴寄高远”的结果，诗人只是在抒情方式上做了调整，将抒情与“义理之会”“合道”结合起来，并没有否定诗的抒情本质。到晚年贬滴西南和流落荆襄时期，其诗抒情风格又有回复到直观性的倾向。诗人经历世事更多，对哲理体验更深，达到心灵上返朴归真的境界，所以对“情”与“理”有了一体化的体验，不斤斤计较于情理界限，不执意追求以理节情，所以他的流露更倾向于自然。山谷诗学理论虽然是以法度为中心的，但其终极的目标的追求高级的诗学境界，即“无法之法”。不同于他早期严格的诗法，他自己在后期亦追求杜甫、韩愈晚年的“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山谷强调“意”的表现，不管是写景还是写人的诗歌皆重意，讲究神似而非形似。
　　参考文献：
　　[1]黄庭坚.跋荆公禅简[A].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5-36.
　　[2]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