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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反映苏丹人民生活贫困的照片《饥饿的女孩》。因为受众指责凯文·卡特没有首先解救那个可能遭到秃鹰伤害的小女孩。1994年7月，也就是凭借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新闻奖3个月之后，凯文·卡特自杀身亡。2005年5月10日。福建《东南快报》编发了摄影记者柳涛拍摄的“雨中骑车人摔跤”。互联网上攻击柳涛守株待“拍”的帖子铺天盖地。柳涛感受了委屈，摄影记者们感到了困惑。
面对雨中道路上的水坑。柳涛应该站在水坑边提醒路人还是应该拍摄路人摔倒的照片警醒社会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面对秃鹰和小女孩，凯文·卡特应该帮助小女孩摆脱困境还是应该拍摄《饥饿的小女孩》呼吁社会改变这个小女孩和更多小女孩乃至全人类所有缺农少食者的命运，涉及新闻记者的职责这一新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在新闻现场，摄影记者是记者还是人?在强调应该是记者或者应该首先是记者的人看来，凯文·卡特和柳涛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成为记者的榜样：强调应该是人或者应该首先是人的人认为，凯文·卡特和柳涛只顾拍照不思救人应该遭受唾弃和批判。学者在讨论柳涛事件和凯文·卡特事件的时候。更多着眼于受众对摄影记者角色认知的错位。如果想改变受众怀揣着对柳涛和凯文·卡特是记者是人的不同认知各执一词的现状，从摄影的特性着眼，探讨它对受众认知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的角色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新闻摄影对现场的依赖容易使受众忽视摄影记者的职业角色。目前媒体使用的报道手段有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四种。其中，现场录音之外的声音报道和文字报道类似，电影报道、电视报道和网络视频构成的视频报道与图片摄影同族同宗。因此，阐述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文字和图片摄影两种报道方式的对比分析人手。文字记者和图片摄影记者的新闻报道同样应该来自新闻现场。但是，文字记者在写作报道的时候，可以远离新闻现场，可以依靠自己对事件的薪闻价值的认识和事件细节的回忆来进行，这一特点使没有到过新闻现场的文字记者也可以通过对新闻当事人的采访完成对新闻现场的叙述和描写，而摄影记者的图片报道必须在新闻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在新闻现场完成。因此，真实感强和现场感强构成了图片报道的基本特征。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摄影影像本体论》中说：“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安德烈·巴赞认为，摄影之外的“一切艺术”都是客观存在经过创作者主观作用之后的产物，唯独摄影，在客观存在和作品之间只有一个物质的介质照相机。没有人脑的主观。安德烈·巴赞所说的“一切艺术”包括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也包括以文字为载体文字报道。安德烈·巴赞论述中忽略了摄影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他本质地指出了摄影对客观存在的依赖。这一理论至今依然指引着我们正确认识摄影以及电影电视的本质。受众对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特性的理解，使得他们在阅读文字报道的时候，即使阅读那些现场感强烈的描写性段落，也不会忘记记者的角色，他们会理智地把文字记者置身于新闻事件之外，不把记者掺搅到新闻事件当中。例如，人们在阅读邱少云的报道时，并不要求记者去帮助邱少云扑灭身上的烈火，在阅读董存瑞的报道时，并不责怪记者没有帮助董存瑞安放炸药包。图片报道在向受众传递新闻信息的时候，画面向受众传递了摄影记者“在现场”的信息，如记者的报道是“正在进行时”还是“过去时”，记者与新闻现场的距离，记者与新闻事件主人翁的空间关系等。阅读图片报道的时候，这些信息提醒着受众记者就在现场。假如报道的是"iE在进行时”。假如记者的帮助能够改变新闻事件中人物的命运，受众很容易按照人性观和道德观的支配希望记者以人的角色参与事件当中，以促使新闻事件产生符合自己愿望的结果，而图片报道本身又往往证明此时记者正置身于事件之外，在拍照片，因此，受众对摄影记者的不理解就会产生。2000年7月9日，《羊城晚报》报道了广东省电白县由犯罪团伙组织的利用传呼机在高考时进行舞弊的事件，@与此同时，湖南经济电视台报道了湖南省嘉禾县一中的高考舞弊案，结果，网络上不少人指责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应该放弃拍摄，及时制止舞弊行为，但是，没有受众指责《羊城晚报》的文字记者。
画面说话的局限性影响了受众对图片摄影记者在新闻事件扮演角色的全面认识。图片报道依靠摄影记者抓取新闻事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瞬间，这些瞬间对新闻事件信息的传达是不完整的，这一瞬间的前因后果等其他信息，只有依靠文字说明和受众的推测来完成。记者拍摄媒体编发新闻照片的时候，无论单幅还是组照，都会着眼于新聞事件本身信息的最大化，不会用画面和版面来传达记者拍摄这些照片前后的其他信息，受众无法全面了解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的表现。因此，在新闻现场，摄影记者即使二者兼顾，做到了记者和人两种角色的完美把握，他们也同样会遭到非议。凯文·卡特在拍摄小女孩的时候，秃鹰并没有伤害那个小女孩，拍摄结束后，他撵走了秃鹰，看着小女孩平安无事之后才离开现场。柳涛拍摄“雨中骑车人摔跤”之前，并不知道水坑的具体位置，他无法阻止骑车人掉进水坑。拍完照片，柳涛冒雨跑到建筑工地找到一个木牌摆在水坑边，提醒路人。凯文·卡特和柳涛在新闻现场，履行了记者的职责，也尽到了社会人的义务，但是，受众从照片及文字说明上看不到凯文-卡特和柳涛记者角色之外的行动信息，因此，凯文·卡特和柳涛成了众矢之的。2006年发生的李科事件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我们的判断。2006年7月18日，重庆市摄影爱好者李科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游泳者被江水吞没的三张照片，受众指责李科没有放下相机给110打电话的多，指责李科没有直接抢救溺水者的少，因为那三张照片的附载信息如视角、前景等告诉受众李科距离溺水者较远，无法直接施救。
图片报道的震撼力激发了受众对表现主体更加强烈的关注。导致了受众对摄影记者非理智的苛求。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曾经指出：“新闻摄影机比任何报纸工具或技术更需要对大众的恐慌与愤慨负责。”比尔·伯尼论述的是以新闻摄影机为手段的电影电视报道能够产生比报纸更大的社会轰动。他的话同样可以说明图片报道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因为图片和电影电视血缘相同。与电影报道和电视报道不同的是，图片报道总是定格了新闻事件中最能凸显主题的画面，无限放大了受众对这一画面的感受时间。而且它又给受众认识新闻事件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受众往往会在画面的指引下掺搅着自己的主观认识去揣测新闻事件的原因和结局。这些特征给图片报道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它比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所有报道形式都能够更加强烈地触动受众的心灵，二是它更容易激发受众非理智的主观情绪。因此，当新闻事件得到外力的帮助能够改变结局时，当新闻事件的主人翁得到外力的帮助能够改变命运时，受众首先会希望画面证明正身处现场的摄影记者成为期望中的帮助者。这时候，受众不会因为认同记者的角色而容忍摄影记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再者，既使认知了摄影记者的记者角色，受众会按照人性的观念和道德标准要求汜者成为帮助者，受众还会因为认知了记者的角色而加大对其承担义务的期望。凯文·卡特和柳涛的遭遇都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雨中道路上的水坑。柳涛应该站在水坑边提醒路人还是应该拍摄路人摔倒的照片警醒社会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面对秃鹰和小女孩，凯文·卡特应该帮助小女孩摆脱困境还是应该拍摄《饥饿的小女孩》呼吁社会改变这个小女孩和更多小女孩乃至全人类所有缺农少食者的命运，涉及新闻记者的职责这一新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在新闻现场，摄影记者是记者还是人?在强调应该是记者或者应该首先是记者的人看来，凯文·卡特和柳涛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成为记者的榜样：强调应该是人或者应该首先是人的人认为，凯文·卡特和柳涛只顾拍照不思救人应该遭受唾弃和批判。学者在讨论柳涛事件和凯文·卡特事件的时候。更多着眼于受众对摄影记者角色认知的错位。如果想改变受众怀揣着对柳涛和凯文·卡特是记者是人的不同认知各执一词的现状，从摄影的特性着眼，探讨它对受众认知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的角色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新闻摄影对现场的依赖容易使受众忽视摄影记者的职业角色。目前媒体使用的报道手段有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四种。其中，现场录音之外的声音报道和文字报道类似，电影报道、电视报道和网络视频构成的视频报道与图片摄影同族同宗。因此，阐述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文字和图片摄影两种报道方式的对比分析人手。文字记者和图片摄影记者的新闻报道同样应该来自新闻现场。但是，文字记者在写作报道的时候，可以远离新闻现场，可以依靠自己对事件的薪闻价值的认识和事件细节的回忆来进行，这一特点使没有到过新闻现场的文字记者也可以通过对新闻当事人的采访完成对新闻现场的叙述和描写，而摄影记者的图片报道必须在新闻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在新闻现场完成。因此，真实感强和现场感强构成了图片报道的基本特征。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摄影影像本体论》中说：“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安德烈·巴赞认为，摄影之外的“一切艺术”都是客观存在经过创作者主观作用之后的产物，唯独摄影，在客观存在和作品之间只有一个物质的介质照相机。没有人脑的主观。安德烈·巴赞所说的“一切艺术”包括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也包括以文字为载体文字报道。安德烈·巴赞论述中忽略了摄影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他本质地指出了摄影对客观存在的依赖。这一理论至今依然指引着我们正确认识摄影以及电影电视的本质。受众对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特性的理解，使得他们在阅读文字报道的时候，即使阅读那些现场感强烈的描写性段落，也不会忘记记者的角色，他们会理智地把文字记者置身于新闻事件之外，不把记者掺搅到新闻事件当中。例如，人们在阅读邱少云的报道时，并不要求记者去帮助邱少云扑灭身上的烈火，在阅读董存瑞的报道时，并不责怪记者没有帮助董存瑞安放炸药包。图片报道在向受众传递新闻信息的时候，画面向受众传递了摄影记者“在现场”的信息，如记者的报道是“正在进行时”还是“过去时”，记者与新闻现场的距离，记者与新闻事件主人翁的空间关系等。阅读图片报道的时候，这些信息提醒着受众记者就在现场。假如报道的是"iE在进行时”。假如记者的帮助能够改变新闻事件中人物的命运，受众很容易按照人性观和道德观的支配希望记者以人的角色参与事件当中，以促使新闻事件产生符合自己愿望的结果，而图片报道本身又往往证明此时记者正置身于事件之外，在拍照片，因此，受众对摄影记者的不理解就会产生。2000年7月9日，《羊城晚报》报道了广东省电白县由犯罪团伙组织的利用传呼机在高考时进行舞弊的事件，@与此同时，湖南经济电视台报道了湖南省嘉禾县一中的高考舞弊案，结果，网络上不少人指责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应该放弃拍摄，及时制止舞弊行为，但是，没有受众指责《羊城晚报》的文字记者。
画面说话的局限性影响了受众对图片摄影记者在新闻事件扮演角色的全面认识。图片报道依靠摄影记者抓取新闻事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瞬间，这些瞬间对新闻事件信息的传达是不完整的，这一瞬间的前因后果等其他信息，只有依靠文字说明和受众的推测来完成。记者拍摄媒体编发新闻照片的时候，无论单幅还是组照，都会着眼于新聞事件本身信息的最大化，不会用画面和版面来传达记者拍摄这些照片前后的其他信息，受众无法全面了解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的表现。因此，在新闻现场，摄影记者即使二者兼顾，做到了记者和人两种角色的完美把握，他们也同样会遭到非议。凯文·卡特在拍摄小女孩的时候，秃鹰并没有伤害那个小女孩，拍摄结束后，他撵走了秃鹰，看着小女孩平安无事之后才离开现场。柳涛拍摄“雨中骑车人摔跤”之前，并不知道水坑的具体位置，他无法阻止骑车人掉进水坑。拍完照片，柳涛冒雨跑到建筑工地找到一个木牌摆在水坑边，提醒路人。凯文·卡特和柳涛在新闻现场，履行了记者的职责，也尽到了社会人的义务，但是，受众从照片及文字说明上看不到凯文-卡特和柳涛记者角色之外的行动信息，因此，凯文·卡特和柳涛成了众矢之的。2006年发生的李科事件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我们的判断。2006年7月18日，重庆市摄影爱好者李科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游泳者被江水吞没的三张照片，受众指责李科没有放下相机给110打电话的多，指责李科没有直接抢救溺水者的少，因为那三张照片的附载信息如视角、前景等告诉受众李科距离溺水者较远，无法直接施救。
图片报道的震撼力激发了受众对表现主体更加强烈的关注。导致了受众对摄影记者非理智的苛求。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曾经指出：“新闻摄影机比任何报纸工具或技术更需要对大众的恐慌与愤慨负责。”比尔·伯尼论述的是以新闻摄影机为手段的电影电视报道能够产生比报纸更大的社会轰动。他的话同样可以说明图片报道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因为图片和电影电视血缘相同。与电影报道和电视报道不同的是，图片报道总是定格了新闻事件中最能凸显主题的画面，无限放大了受众对这一画面的感受时间。而且它又给受众认识新闻事件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受众往往会在画面的指引下掺搅着自己的主观认识去揣测新闻事件的原因和结局。这些特征给图片报道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它比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所有报道形式都能够更加强烈地触动受众的心灵，二是它更容易激发受众非理智的主观情绪。因此，当新闻事件得到外力的帮助能够改变结局时，当新闻事件的主人翁得到外力的帮助能够改变命运时，受众首先会希望画面证明正身处现场的摄影记者成为期望中的帮助者。这时候，受众不会因为认同记者的角色而容忍摄影记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再者，既使认知了摄影记者的记者角色，受众会按照人性的观念和道德标准要求汜者成为帮助者，受众还会因为认知了记者的角色而加大对其承担义务的期望。凯文·卡特和柳涛的遭遇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