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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奇怪的疾病,差不多每个患者都会发出“哈姆雷特”式的叹息:
透析,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生啥病也别尿毒了!”
——“肾友”圈里这是频次最高的祈愿。作为一纸没有截止期的“魔鬼按揭”,任何有关尿毒症的描述都像噩梦一样潮湿而沉重:要活命,就得透析,透析一次,苟活几天;苟活几天再透析,透析一次再苟活……透析其实就是把自己榨汁过滤了,如同活熊取胆,又如麻醉依赖,你的生活被肢解成“透析”或者“不”——它被碎剐着,零卖着,明天,总是“恨并透析着”的重复。
在这个纵欲的时代,榨尽自然资源的人类据说已经能够估算出整个宇宙的重量,但是对于区区尿毒症却至今还拿不出完胜的手段。
很多看似无关的因素都会导致尿毒症,酗酒、疲劳、感冒、狂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蛇毒,蝎子咬一口,或者一夜麻将、一次纵欲之后……更邪魅的是,它总是无声无臭地上身,平时波澜不兴,一旦发现,总是“晚期”、“终末期”……
最好的出路,据说就是换肾,而换肾者的“麦加”就是长征医院——
“不回家的朱有华”
因为国际饭店的缘故,上海人没有不知道“凤阳路”的。但现在更多的是,因为长征医院的缘故,肾友们没人不知道“凤阳路”的。
比国际饭店高的饭店如今多了去,但比长征医院更“高”的医院却屈指可数,特别是“肾移植”,长征医院的高度不仅是上海的高度,而且还是全军的高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就设在长征医院,所长朱有华;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设在长征医院,主任朱有华;上海市把“上海市肾移植质控中心”也设在了长征医院,主任还是朱有华。
在中国谈器官移植,朱有华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原因很直接:他是“肾友”的大救星!
找朱有华,除了外出开会,准在医院。在“长征”,他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回家的人”,同事们说,医院就是他的家,而且几十年如一日。
现年57岁的朱有华给人第一印象就是扎实、敦厚,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外,当他伸出厚实的双手时,很难把他和肾移植手术所需的复杂、灵巧、精密和细致联想起来。
“我叫朱有华!”他热情地伸出手来:呵呵农家子弟出身!老家湖北荊州。
罕见的坦诚和朴实也让人瞬间忘却他是全军的器官移植学术权威。
聊起肾移植,他很自豪——“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一样,我们都是全国最早进行肾移植的医院,当年引起世界注目的‘高难度手术’现已不再神秘,经历了30年的发展,肾移植现在长征医院已属寻常手术……”
他介绍说:截至2009年底,我国肾移植总数已近8.5万例,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成功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上海长征医院自1978年至今的30年间,共完成肾移植3500例,居全国之首,而朱有华的成功则居全院之首——3500例中,将近二分之一由他完成,最高时,他曾创下一天5例成功手术的纪录!
因为全国知名,患者纷至沓来。近几年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以及新疆,先后送来20多名肾移植术后的重症肺部感染患者,经精心治疗,及时采取了抗生素降阶梯方案及综合性治疗,所有的患者顺利康复全部安返。
他的病人中,知名度最大的要算章含之,这位著名的前外交官从北京来,指名道姓地请朱有华执刀,结果换肾手术非常成功,多年后才因其他疾病去世。
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通俗地进入朱有华的专业世界呢。
朱有华指点着墙上的示意图,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介绍,尿毒症顾名思义就是尿液中毒素蓄积在人体内而发生许多的中毒症状。人体内每天的代谢产物中有许多无用物质,如尿素、肌酐、胍类化合物及多肽类物质等,都需要从尿液中排泄,有人形象地将这些废物称为“尿毒素”。肾功能丧失之后,这些尿毒素就会滞留在体内,毒害全身各组织器官。其中最主要的,如因肾脏病变而使机体的代谢产物不能排泄,称为“肾性尿毒症”;其次为肾盂、输尿管、膀胱、前列腺等疾病致使肾脏分泌的尿液不能通过尿路排泄到体外,也可促使尿液中的有毒物质蓄积在体内,医学上称为“肾后性尿毒症”。当肌酐大于707umol/L时则属于尿毒症晚期,应及时进入透析。所谓“透析”(血透、腹透),就是“肾脏替代疗法”的一种,腹透就是利用人体自身的腹膜作为“过滤网”,将一定配方的透析液注入腹腔,依赖透析弥散和超滤的作用,使潴留体内的“垃圾”得到清除;而血透,就是利用人工肾机将病人血液引流到透析器内,“像淘米一样”把毒素清洗出去,这两种方法,民间都叫“洗肾”,洗肾可治标,对于已经陷入绝境的病人来说,透析不失为延续生命的应急之举,但毕竟治标不治本,副作用太大,禁忌症太多,而且就生活质量而言,纯属一种“苟活”,而不是“乐活”,因此目前最理想的治本之举是“换肾”,它的医学名称是“同种异体肾脏移植”。
简单地说,肾移植是把一个健康的肾脏植入病人右下腹的髂窝内,代替病变肾脏的工作。
成功的肾移植可以使患者免除透析的痛苦,而且比“腹透”或“血透”更能有效地治疗肾衰。成功移植一只肾能够提供比透析多几倍的功能。移植患者与透析患者相比,所受的限制更少,生活的质量更高。大多数患者一旦移植成功,其自身感觉往往和常人一样良好,远比透析者更具生命活力。
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移植肾也不是简单的事,确定移植的肾与受者在血型和组织型上是否良好匹配,需要进行程序繁复的检查。
因为这个原因,患者往往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即使是良好匹配的患者也并不总是合适的受者。供者和患者必须没有受到感染和其他医学问题,不会使患者的康复复杂化。移植患者必须使用免疫抑制药物预防移植肾被排斥。这些药物具有副作用,会增加一些感染、病毒和某种类型的肿瘤的风险。一般来说,移植患者需要一生服药。
“那么,移植成功的新肾是否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呢?”我们问,“只要坚持服药,这只肾就被‘改编’成自己的肾了?”
“难!”朱有华的回答很干脆,外来的肾脏,毕竟是“养子”,是“过房”的,哪怕是配型最成功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活体供肾,也不可能彻底“驯养”成自己的肾,除了“同卵孪生者”之间的肾移植,人体对“外来肾”的排异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排异力度大小的问题。我们的“心胸狭窄”的身体,在这个问题上,“气量”始终小得像周瑜,对外来的“异体蛋白”老是心存芥蒂,所谓的抗排异药,就是让我们“气咻咻”的身体“息讼”而妥协的“人民调解员”罢了,“和谐社会”,不可一日无调解,哪天不吃免疫抑制药,激烈的“内斗”又开始了……
换句话说,你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物不会长期容忍。比较年轻的换肾者在一生中可能需要两次或者多次移植。
“那么,移植成功,可以保持多少时间?移植失败,会不会令人绝望?”
“世界上移植后存活最长的超过了40年。我们医院的纪录,(移植肾)1年存活率为98%左右、5年存活率为85%以上,现有2000多例已经存活超过10年以上,最长的已超过29个年头!”他的回答让人觉得前途光明:即使移植失败,也不代表生命的终止——患者可以重新回到透析治疗中去,等待另一次移植。因此,对移植的曲折过程不必看得过分灰暗。
我们的谈话期间,朱有华的电话不断,大都来自病房,无论医生护士还是患者,人们已经习惯了有事都找他,办公室就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是整个八病区的灵魂,因为研究肾移植入了迷,这是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整天整夜地耽在病区的人,因此,跟他查房的印象令人难忘。
每周一次的“大查房”,他是八楼病区的眼球中心,走动的、卧床的患者,只要一见到朱医生就喜孜孜地呼喊——
“朱教授!……”“朱主任!……”
喊声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即将出院的病人对他热烈握手谢恩,有的甚至含泪下跪,每当这时,朱有华总是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为他们再苦再累也值得!个人的委屈和不顺心,只要一查房,就淡化许多……我本农家人,岂能不性情!对他们的理解,对生活在绝境中的人的理解,也许我是最深的了……
从放牛娃到“肾斗士”
一个掌握着全军肾移植最高水平的权威,居然出身农家——类似的大泽龙蛇的传奇,总是令人心动。
曾经有那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里,妈妈在厨房忙碌,听到儿子在院子里不停地跳呀跳的,就问:“孩子,你在院子里干什么呀?”“我要跳到月亮上面去!”“好吧,那你要记得回来哦。”
于是妈妈一个人在厨房里完成所有家务。对于这么一个荒诞的回答可能很多家长会嗤之以鼻,顺便教训孩子现实一点,而许多孩子也许在训诫中打消了这样的念头。问题是,若干年以后,那个孩子果真“跳”到了月亮上,他就是第一个登月的美国人阿姆斯特朗。
朱有华的童年虽然没有阿姆斯特朗那么幸福,但理想的火花是同样不灭的。
我是真正的农村娃,他说,考进荆州将台中学以前没有穿过一双真正的鞋。除了冬季是草鞋,其余的日子统统赤脚,记忆中,第一理想是“吃饱肚子”;第二理想是不让亲人死去。
朱有华才10个月大,父亲消化道大出血去世了,他从小听妈妈这样说的,乡下都说“吐血身亡”。这给他童年的心刺激很大。“吐血”,为什么就会死呢?他常常呆呆地想,有办法救他不死吗?很多年以后,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从小就有从医的理想,但那时,“医生”在云端,和他的现实太远太远……
因为学校减免政策的眷顾,他才能够上学,但学校的设施相当简陋。教室的屋顶是茅草的,而且开了“天窗”,晚上可见月亮,学生的课桌椅居然必须自己携带,就像当下包工头的“带资入场”,一屋子奇奇怪怪、高高低低的“课桌椅”,没桌椅的,就箩筐上加块板子,屁股下垫一块砖头。朱有华家连箩筐也拿不出,只好向同学借用桌子,偏偏同学还嫌他穷,常常用肘子顶他出去,气得他偷偷掉泪,是班里唯一的“无桌学生”。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读书种子。发愤读书的朱有华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荆州重点中学,可刚读了一年多,“文革”开始了,也算是个“贫下中农”的异类,他回到乡下,既不去“串联”,也不去打斗,谁都想不到他会把中学里的“教科书”——语、数、理、化、历史、地理统统搜罗过来偷偷自学,这在当时犯忌,但因为“根正苗红”,倒也没人为难他。
他说他一生的成功就来自“老实”,什么事都老老实实地对待,别人去“造反”,他觉得自己没那能耐,就老老实实地啃书——怀着被“赶出桌子的耻辱”发愤地读,足足啃了两年,机会终于来了——参军,参军后因为文化程度明显优于同侪,而选送卫生员培训,又因为勤学苦干而被选拔为助理军医,不久,又被选送“第二军医大学”这个军中高等学府。
回首这幸运的“三级跳”,他常说要感谢“田埂”,感谢田埂从小赋予了他坚韧厚实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是1972年入学的,那时“二军大”在西安,因为基础扎实,加以勤奋和颖悟,朱有华是学校公认的优等生,毕业时幸运又一次眷顾他,“二军大”迁回了大上海,作为留校生,他被分配到“长征医院”。
进了医院,仍然幸运——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不小心投到我国泌尿外科权威贺宗理先生门下,贺教授是出了名的严师,他临床操作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在他门下混日子可是没门的,“勤能补拙”,只能兢兢业业地学习,跟着他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和病房之间奔波……
渐渐地我们都成了“一个不回家的人”,可以说“不回家”的习惯都是贺老“逼”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日本卡通英雄“圣斗士”,有人利用谐音,称我们这群为肾移植废寝忘食的人为“肾斗士”,虽然有点搞笑,不过说实话,我们倒也认同这个称呼,为患者的“肾”而奋斗,不是斗士吗。
1978年,长征医院成功实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跨入了全国最早肾移植的行列,国内外舆论轰动。朱有华是第一批的现场见证者,见证了贺老他们这一代的辉煌。从此,他挑起了延续辉煌的担子。如前所述的“长征医院肾移植数居全国之首,移植肾1年存活率、5年存活率居全国前列,现有2000多例存活期超过10年以上,最长的已超过29个年头!”已是业内公认的辉煌业绩,类似的传奇甚至还播扬到“世界屋脊”——雪域西藏去。
那是2003年的年底,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给二军大老同学朱有华打来电话:43岁的藏族同胞、山南银行职工坚增欧珠因尿毒症晚期急需肾移植,军区总医院为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发现困难重重,首先是技术问题,肾移植不是总医院的强项,如果去上海移植,藏族同胞会因为空气含氧量高而“醉氧”导致生命危险。故而请求朱有华率医务力量入藏;其次是肾源问题。且不说茫茫人海配型有多困难、价格之高也不是藏胞所能承受,就算找到肾源,目前“保鲜期”最长的一种“肾脏保护液”也只能对肾脏“保鲜”72小时,从内地的“肾源地”到雪域西藏,一路辗转运输,谁知道会有多少不可知的因素?其次,肾移植将在海拔近4000米的地方进行,如此缺氧的“高空操作”乃人类器官移植史上的空前之举,几乎所有的手术参数都得重新排列并受到挑战,且不说患者手术台上的风险多大,就拿专家本身来说,缺氧的后果也相当危险。
所幸,坚增欧珠的胞弟、25岁的山南农民顿珠多吉愿意捐出自己的肾脏来救哥哥,出人意料地解决了肾源问题。
2004年1月30日是朱有华进藏挑战世界纪录的日子。毕竟首次进藏,他心里没底,何况是冬季,高原的空气更加稀薄,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因为缺氧反应影响手术进行?同行的39岁的王亚伟副教授也有类似的担心。为了保证手术的顺利,他们特地从上海带去了肾移植专用的进口缝线、支持钩等最新式的特殊器材。
手術于进藏后的翌日进行。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徐明扬亲临现场关注手术进展情况。
上午9点30分,朱有华教授进入手术5室,而王亚伟副教授则在手术3室,两位教授分别负责取肾组和供肾组。上午11点05分,王亚伟已在供者身上切开10厘米的创口,从离断血管到取出左肾,一共花了1个多小时,然后灌洗血管,朱有华接手,把供肾移入受者体内……
意外情况果然发生了,患者才40来岁,但是切开血管发现,血管老化程度竟然达到70岁的程度,大大增加了血管缝合难度……
高原反应也开始出现,手术进行到三分之一,朱有华、王亚伟分别发生头晕缺氧现象,为了患者,只好吸着氧手术,咬紧牙关把手术进行下去。
手术终于成功!不仅打破了世界高原肾移植的零纪录,也是迄今人类在地球海拔最高处的器官移植创举!
登月者阿姆斯特朗的故事,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洋溢着美国式的梦幻和英雄主义色彩。朱有华教授的经历则是“中国式”的跋涉,朴实而艰辛。放牛娃出身的肾移植专家在他泥泞的道上越研究,未知的课题就越多。
肾移植以后,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液体治疗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有的患者补液可以高达数万毫升,传统采用多种液体搭配循环补液的方式进行,一个显著的弊病就是换液频繁、加药易致污染、血糖及电解质浓度不稳定,拿肾移植患者来说,有的患者的补液竟达60多袋,大大加大了术后感染的几率。
能不能发明一种“补液一卡通”呢?既能补充能量又能纠正酸中毒还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的需要,而且操作简便易行,把医患双方都从叠床架屋的补液重负中解放出来。
整整十年的潜心研究,朱有华又成功了!
“一种复方电解质果糖注射液”的发明专利是这样写的——“……本发明……不仅简化了输液操作程序,减少了补液治疗的工作量,也克服了因频繁更换输液瓶或输液袋而可能造成的污染和误差。用果糖代替葡萄糖既能保证机体能量的供给,又能减轻术后血糖升高,利于减轻肾脏的负担。同时,还适用于糖尿病患者术后补液。”
它既是补液“一卡通”,又是抗感染的“一卡通”,推广后大受欢迎。
肾脏取下后必须迅速保存,以前的“保存液”保存肾,最长不过24小时,若要延长到48小时则其保存质量就难以保证。
但是朱有华的研究取得了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突破,他研发的第二代“一种肾脏保存液”,按照保存新理论要求,全面调整了组方成分,且又加入了某种中药成分而使肾脏保存时间延长到72小时,全面取代了进口保存液,2006年荣获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特别金奖”。
能不能保存时间再长一点呢?抗排异药的价格能不能再下来点?……说到底,人类什么时候能够克隆自己的肾脏呢?
阿姆斯特朗是一眼看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朱有华则是由无数个短期目标层层推进,金字塔式地往上推进。前者是封闭式的,但后者是开放式的,我们无法预计最终他将终止在哪里。
我们只知道,探索者的道路总是很长很长……
透析,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生啥病也别尿毒了!”
——“肾友”圈里这是频次最高的祈愿。作为一纸没有截止期的“魔鬼按揭”,任何有关尿毒症的描述都像噩梦一样潮湿而沉重:要活命,就得透析,透析一次,苟活几天;苟活几天再透析,透析一次再苟活……透析其实就是把自己榨汁过滤了,如同活熊取胆,又如麻醉依赖,你的生活被肢解成“透析”或者“不”——它被碎剐着,零卖着,明天,总是“恨并透析着”的重复。
在这个纵欲的时代,榨尽自然资源的人类据说已经能够估算出整个宇宙的重量,但是对于区区尿毒症却至今还拿不出完胜的手段。
很多看似无关的因素都会导致尿毒症,酗酒、疲劳、感冒、狂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蛇毒,蝎子咬一口,或者一夜麻将、一次纵欲之后……更邪魅的是,它总是无声无臭地上身,平时波澜不兴,一旦发现,总是“晚期”、“终末期”……
最好的出路,据说就是换肾,而换肾者的“麦加”就是长征医院——
“不回家的朱有华”
因为国际饭店的缘故,上海人没有不知道“凤阳路”的。但现在更多的是,因为长征医院的缘故,肾友们没人不知道“凤阳路”的。
比国际饭店高的饭店如今多了去,但比长征医院更“高”的医院却屈指可数,特别是“肾移植”,长征医院的高度不仅是上海的高度,而且还是全军的高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就设在长征医院,所长朱有华;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设在长征医院,主任朱有华;上海市把“上海市肾移植质控中心”也设在了长征医院,主任还是朱有华。
在中国谈器官移植,朱有华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原因很直接:他是“肾友”的大救星!
找朱有华,除了外出开会,准在医院。在“长征”,他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回家的人”,同事们说,医院就是他的家,而且几十年如一日。
现年57岁的朱有华给人第一印象就是扎实、敦厚,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外,当他伸出厚实的双手时,很难把他和肾移植手术所需的复杂、灵巧、精密和细致联想起来。
“我叫朱有华!”他热情地伸出手来:呵呵农家子弟出身!老家湖北荊州。
罕见的坦诚和朴实也让人瞬间忘却他是全军的器官移植学术权威。
聊起肾移植,他很自豪——“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一样,我们都是全国最早进行肾移植的医院,当年引起世界注目的‘高难度手术’现已不再神秘,经历了30年的发展,肾移植现在长征医院已属寻常手术……”
他介绍说:截至2009年底,我国肾移植总数已近8.5万例,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成功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上海长征医院自1978年至今的30年间,共完成肾移植3500例,居全国之首,而朱有华的成功则居全院之首——3500例中,将近二分之一由他完成,最高时,他曾创下一天5例成功手术的纪录!
因为全国知名,患者纷至沓来。近几年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以及新疆,先后送来20多名肾移植术后的重症肺部感染患者,经精心治疗,及时采取了抗生素降阶梯方案及综合性治疗,所有的患者顺利康复全部安返。
他的病人中,知名度最大的要算章含之,这位著名的前外交官从北京来,指名道姓地请朱有华执刀,结果换肾手术非常成功,多年后才因其他疾病去世。
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通俗地进入朱有华的专业世界呢。
朱有华指点着墙上的示意图,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介绍,尿毒症顾名思义就是尿液中毒素蓄积在人体内而发生许多的中毒症状。人体内每天的代谢产物中有许多无用物质,如尿素、肌酐、胍类化合物及多肽类物质等,都需要从尿液中排泄,有人形象地将这些废物称为“尿毒素”。肾功能丧失之后,这些尿毒素就会滞留在体内,毒害全身各组织器官。其中最主要的,如因肾脏病变而使机体的代谢产物不能排泄,称为“肾性尿毒症”;其次为肾盂、输尿管、膀胱、前列腺等疾病致使肾脏分泌的尿液不能通过尿路排泄到体外,也可促使尿液中的有毒物质蓄积在体内,医学上称为“肾后性尿毒症”。当肌酐大于707umol/L时则属于尿毒症晚期,应及时进入透析。所谓“透析”(血透、腹透),就是“肾脏替代疗法”的一种,腹透就是利用人体自身的腹膜作为“过滤网”,将一定配方的透析液注入腹腔,依赖透析弥散和超滤的作用,使潴留体内的“垃圾”得到清除;而血透,就是利用人工肾机将病人血液引流到透析器内,“像淘米一样”把毒素清洗出去,这两种方法,民间都叫“洗肾”,洗肾可治标,对于已经陷入绝境的病人来说,透析不失为延续生命的应急之举,但毕竟治标不治本,副作用太大,禁忌症太多,而且就生活质量而言,纯属一种“苟活”,而不是“乐活”,因此目前最理想的治本之举是“换肾”,它的医学名称是“同种异体肾脏移植”。
简单地说,肾移植是把一个健康的肾脏植入病人右下腹的髂窝内,代替病变肾脏的工作。
成功的肾移植可以使患者免除透析的痛苦,而且比“腹透”或“血透”更能有效地治疗肾衰。成功移植一只肾能够提供比透析多几倍的功能。移植患者与透析患者相比,所受的限制更少,生活的质量更高。大多数患者一旦移植成功,其自身感觉往往和常人一样良好,远比透析者更具生命活力。
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移植肾也不是简单的事,确定移植的肾与受者在血型和组织型上是否良好匹配,需要进行程序繁复的检查。
因为这个原因,患者往往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即使是良好匹配的患者也并不总是合适的受者。供者和患者必须没有受到感染和其他医学问题,不会使患者的康复复杂化。移植患者必须使用免疫抑制药物预防移植肾被排斥。这些药物具有副作用,会增加一些感染、病毒和某种类型的肿瘤的风险。一般来说,移植患者需要一生服药。
“那么,移植成功的新肾是否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呢?”我们问,“只要坚持服药,这只肾就被‘改编’成自己的肾了?”
“难!”朱有华的回答很干脆,外来的肾脏,毕竟是“养子”,是“过房”的,哪怕是配型最成功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活体供肾,也不可能彻底“驯养”成自己的肾,除了“同卵孪生者”之间的肾移植,人体对“外来肾”的排异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排异力度大小的问题。我们的“心胸狭窄”的身体,在这个问题上,“气量”始终小得像周瑜,对外来的“异体蛋白”老是心存芥蒂,所谓的抗排异药,就是让我们“气咻咻”的身体“息讼”而妥协的“人民调解员”罢了,“和谐社会”,不可一日无调解,哪天不吃免疫抑制药,激烈的“内斗”又开始了……
换句话说,你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物不会长期容忍。比较年轻的换肾者在一生中可能需要两次或者多次移植。
“那么,移植成功,可以保持多少时间?移植失败,会不会令人绝望?”
“世界上移植后存活最长的超过了40年。我们医院的纪录,(移植肾)1年存活率为98%左右、5年存活率为85%以上,现有2000多例已经存活超过10年以上,最长的已超过29个年头!”他的回答让人觉得前途光明:即使移植失败,也不代表生命的终止——患者可以重新回到透析治疗中去,等待另一次移植。因此,对移植的曲折过程不必看得过分灰暗。
我们的谈话期间,朱有华的电话不断,大都来自病房,无论医生护士还是患者,人们已经习惯了有事都找他,办公室就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是整个八病区的灵魂,因为研究肾移植入了迷,这是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整天整夜地耽在病区的人,因此,跟他查房的印象令人难忘。
每周一次的“大查房”,他是八楼病区的眼球中心,走动的、卧床的患者,只要一见到朱医生就喜孜孜地呼喊——
“朱教授!……”“朱主任!……”
喊声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即将出院的病人对他热烈握手谢恩,有的甚至含泪下跪,每当这时,朱有华总是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为他们再苦再累也值得!个人的委屈和不顺心,只要一查房,就淡化许多……我本农家人,岂能不性情!对他们的理解,对生活在绝境中的人的理解,也许我是最深的了……
从放牛娃到“肾斗士”
一个掌握着全军肾移植最高水平的权威,居然出身农家——类似的大泽龙蛇的传奇,总是令人心动。
曾经有那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里,妈妈在厨房忙碌,听到儿子在院子里不停地跳呀跳的,就问:“孩子,你在院子里干什么呀?”“我要跳到月亮上面去!”“好吧,那你要记得回来哦。”
于是妈妈一个人在厨房里完成所有家务。对于这么一个荒诞的回答可能很多家长会嗤之以鼻,顺便教训孩子现实一点,而许多孩子也许在训诫中打消了这样的念头。问题是,若干年以后,那个孩子果真“跳”到了月亮上,他就是第一个登月的美国人阿姆斯特朗。
朱有华的童年虽然没有阿姆斯特朗那么幸福,但理想的火花是同样不灭的。
我是真正的农村娃,他说,考进荆州将台中学以前没有穿过一双真正的鞋。除了冬季是草鞋,其余的日子统统赤脚,记忆中,第一理想是“吃饱肚子”;第二理想是不让亲人死去。
朱有华才10个月大,父亲消化道大出血去世了,他从小听妈妈这样说的,乡下都说“吐血身亡”。这给他童年的心刺激很大。“吐血”,为什么就会死呢?他常常呆呆地想,有办法救他不死吗?很多年以后,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从小就有从医的理想,但那时,“医生”在云端,和他的现实太远太远……
因为学校减免政策的眷顾,他才能够上学,但学校的设施相当简陋。教室的屋顶是茅草的,而且开了“天窗”,晚上可见月亮,学生的课桌椅居然必须自己携带,就像当下包工头的“带资入场”,一屋子奇奇怪怪、高高低低的“课桌椅”,没桌椅的,就箩筐上加块板子,屁股下垫一块砖头。朱有华家连箩筐也拿不出,只好向同学借用桌子,偏偏同学还嫌他穷,常常用肘子顶他出去,气得他偷偷掉泪,是班里唯一的“无桌学生”。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读书种子。发愤读书的朱有华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荆州重点中学,可刚读了一年多,“文革”开始了,也算是个“贫下中农”的异类,他回到乡下,既不去“串联”,也不去打斗,谁都想不到他会把中学里的“教科书”——语、数、理、化、历史、地理统统搜罗过来偷偷自学,这在当时犯忌,但因为“根正苗红”,倒也没人为难他。
他说他一生的成功就来自“老实”,什么事都老老实实地对待,别人去“造反”,他觉得自己没那能耐,就老老实实地啃书——怀着被“赶出桌子的耻辱”发愤地读,足足啃了两年,机会终于来了——参军,参军后因为文化程度明显优于同侪,而选送卫生员培训,又因为勤学苦干而被选拔为助理军医,不久,又被选送“第二军医大学”这个军中高等学府。
回首这幸运的“三级跳”,他常说要感谢“田埂”,感谢田埂从小赋予了他坚韧厚实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是1972年入学的,那时“二军大”在西安,因为基础扎实,加以勤奋和颖悟,朱有华是学校公认的优等生,毕业时幸运又一次眷顾他,“二军大”迁回了大上海,作为留校生,他被分配到“长征医院”。
进了医院,仍然幸运——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不小心投到我国泌尿外科权威贺宗理先生门下,贺教授是出了名的严师,他临床操作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在他门下混日子可是没门的,“勤能补拙”,只能兢兢业业地学习,跟着他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和病房之间奔波……
渐渐地我们都成了“一个不回家的人”,可以说“不回家”的习惯都是贺老“逼”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日本卡通英雄“圣斗士”,有人利用谐音,称我们这群为肾移植废寝忘食的人为“肾斗士”,虽然有点搞笑,不过说实话,我们倒也认同这个称呼,为患者的“肾”而奋斗,不是斗士吗。
1978年,长征医院成功实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跨入了全国最早肾移植的行列,国内外舆论轰动。朱有华是第一批的现场见证者,见证了贺老他们这一代的辉煌。从此,他挑起了延续辉煌的担子。如前所述的“长征医院肾移植数居全国之首,移植肾1年存活率、5年存活率居全国前列,现有2000多例存活期超过10年以上,最长的已超过29个年头!”已是业内公认的辉煌业绩,类似的传奇甚至还播扬到“世界屋脊”——雪域西藏去。
那是2003年的年底,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给二军大老同学朱有华打来电话:43岁的藏族同胞、山南银行职工坚增欧珠因尿毒症晚期急需肾移植,军区总医院为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发现困难重重,首先是技术问题,肾移植不是总医院的强项,如果去上海移植,藏族同胞会因为空气含氧量高而“醉氧”导致生命危险。故而请求朱有华率医务力量入藏;其次是肾源问题。且不说茫茫人海配型有多困难、价格之高也不是藏胞所能承受,就算找到肾源,目前“保鲜期”最长的一种“肾脏保护液”也只能对肾脏“保鲜”72小时,从内地的“肾源地”到雪域西藏,一路辗转运输,谁知道会有多少不可知的因素?其次,肾移植将在海拔近4000米的地方进行,如此缺氧的“高空操作”乃人类器官移植史上的空前之举,几乎所有的手术参数都得重新排列并受到挑战,且不说患者手术台上的风险多大,就拿专家本身来说,缺氧的后果也相当危险。
所幸,坚增欧珠的胞弟、25岁的山南农民顿珠多吉愿意捐出自己的肾脏来救哥哥,出人意料地解决了肾源问题。
2004年1月30日是朱有华进藏挑战世界纪录的日子。毕竟首次进藏,他心里没底,何况是冬季,高原的空气更加稀薄,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因为缺氧反应影响手术进行?同行的39岁的王亚伟副教授也有类似的担心。为了保证手术的顺利,他们特地从上海带去了肾移植专用的进口缝线、支持钩等最新式的特殊器材。
手術于进藏后的翌日进行。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徐明扬亲临现场关注手术进展情况。
上午9点30分,朱有华教授进入手术5室,而王亚伟副教授则在手术3室,两位教授分别负责取肾组和供肾组。上午11点05分,王亚伟已在供者身上切开10厘米的创口,从离断血管到取出左肾,一共花了1个多小时,然后灌洗血管,朱有华接手,把供肾移入受者体内……
意外情况果然发生了,患者才40来岁,但是切开血管发现,血管老化程度竟然达到70岁的程度,大大增加了血管缝合难度……
高原反应也开始出现,手术进行到三分之一,朱有华、王亚伟分别发生头晕缺氧现象,为了患者,只好吸着氧手术,咬紧牙关把手术进行下去。
手术终于成功!不仅打破了世界高原肾移植的零纪录,也是迄今人类在地球海拔最高处的器官移植创举!
登月者阿姆斯特朗的故事,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洋溢着美国式的梦幻和英雄主义色彩。朱有华教授的经历则是“中国式”的跋涉,朴实而艰辛。放牛娃出身的肾移植专家在他泥泞的道上越研究,未知的课题就越多。
肾移植以后,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液体治疗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有的患者补液可以高达数万毫升,传统采用多种液体搭配循环补液的方式进行,一个显著的弊病就是换液频繁、加药易致污染、血糖及电解质浓度不稳定,拿肾移植患者来说,有的患者的补液竟达60多袋,大大加大了术后感染的几率。
能不能发明一种“补液一卡通”呢?既能补充能量又能纠正酸中毒还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的需要,而且操作简便易行,把医患双方都从叠床架屋的补液重负中解放出来。
整整十年的潜心研究,朱有华又成功了!
“一种复方电解质果糖注射液”的发明专利是这样写的——“……本发明……不仅简化了输液操作程序,减少了补液治疗的工作量,也克服了因频繁更换输液瓶或输液袋而可能造成的污染和误差。用果糖代替葡萄糖既能保证机体能量的供给,又能减轻术后血糖升高,利于减轻肾脏的负担。同时,还适用于糖尿病患者术后补液。”
它既是补液“一卡通”,又是抗感染的“一卡通”,推广后大受欢迎。
肾脏取下后必须迅速保存,以前的“保存液”保存肾,最长不过24小时,若要延长到48小时则其保存质量就难以保证。
但是朱有华的研究取得了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突破,他研发的第二代“一种肾脏保存液”,按照保存新理论要求,全面调整了组方成分,且又加入了某种中药成分而使肾脏保存时间延长到72小时,全面取代了进口保存液,2006年荣获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特别金奖”。
能不能保存时间再长一点呢?抗排异药的价格能不能再下来点?……说到底,人类什么时候能够克隆自己的肾脏呢?
阿姆斯特朗是一眼看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朱有华则是由无数个短期目标层层推进,金字塔式地往上推进。前者是封闭式的,但后者是开放式的,我们无法预计最终他将终止在哪里。
我们只知道,探索者的道路总是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