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９日，德国萨克森州开姆尼斯。
四家汽车企业齐聚于此，缔约结盟。
此后，这个以“四环”为标志的汽车联盟横扫欧美，崛起成为与奔驰、宝马鼎立称雄的业界巨头。
这次抱团，缔造了“奥迪神话”。
ＩＢＭ、美孚、百胜……在工业文明史里，众多超级企业的崛起，都曾以抱团为阶梯。
然而，在过去十多年里，重庆民企在这条阶梯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却频频遭遇败绩。
起事难
２０１２年初，忠县东溪镇。
这天风大。金龙船业公司大门前，沙尘在风中飞旋。
“金融危机爆发后，订单直线下降。”金龙船业老板黄安钿苦笑，“从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接到过订单。”
于是金龙船业被迫停产。
这是重庆民营造船企业的缩影——２０１２年，订单整体下降４１％。
转型升级，方有生机。但转型何其难。
“重庆１００多家造船企业中，上规模的不到３０家。由于规模小、档次低，船企无法独力完成转型。”市船舶修造协会会长何喜云说。
为此，何喜云支招：“抱团发展，能推动技术和管理的全面升级。”
市经信委军工综合处也支招：可以考虑抱团取暖——共同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船企提供融资担保。
招是好招，但实现很难。
“中小型船厂抱团，在金融担保等方面必须有大企业保底。”一位业内人士说。
可是，没有哪家大企业愿意挺身而出。
“没大企业出面，想抱团也抱不起来。”中小船企老板一脸郁闷。
而在数千公里外，浙江台州同行已开始突围——在造船业商会协调下，万隆船厂等“领头羊”挺身而出，与９０多家民营船企抱团结盟，在技术改造、资金运转、订单分配等方面互帮互助，成功突破困境。
没“组织”出面协调，大企业不愿挺身而出——这是重庆造船业的尴尬。
“一批民营船企将死在这种尴尬中。”有人预言说。
而小船企的大量死亡，必然会重创从零配件到组装的整个产业链。大企业也将被“殃及池鱼”。
这便是渝商抱团的第一难——没“组织”协调，“领头羊”难寻，所以起事难。
合作难
李瑞已在重庆生活多年。
他老家在云南省文山州，从那越过天保口岸，就是越南河宣省。
２０００年，李瑞回老家探亲，顺路到越南一游。
河宣省首府河边市，摩托车往来穿梭。
滚滚车流中，李瑞见到不少“熟面孔”：“力帆，隆鑫……”他数着，兴奋起来，“十辆摩托车，有七八辆‘重庆造’！”
李瑞越南游一年前，在力帆、隆鑫等业界巨头领导下，重庆摩帮结成“价格同盟”，仅用一年时间就击败日本同行，占领了９０％的越南市场。
２００６年，李瑞故地重游。
河边市，摩托车依然往来穿梭。只是，车流中已难寻“重庆造”身影。
２００３年，越南进口关税骤增。为抵消激增成本，宗申集团倡议同行同进同退——涨价。却不想，此举未得到同行呼应，反引得中小企业趁虚而入，蚕食宗申市场份额。
价格大战于是爆发。越战越烈后，于是次品频出。
次品频出的结果是车祸频出，重庆摩帮由此信誉大跌——日本摩托借机收复失地。
这样的合作尴尬在重庆屡见不鲜。
这种困境凸显出渝商抱团的第二难——合作机制难建立。
“缺少合作机制，就无法拧成绳。”李瑞说。
浙江能崛起这么多民企群落，靠的就是商会、协会、联盟等行业组织穿线搭桥，建立了抱团合作机制。反观重庆，这样的机制十分缺乏。
重组难
“团体分工越细，创造财富的效率越高。”亚当·斯密曾这样论述分工的意义。
对抱团企业而言，就是需要形成多层次的生产经营体系。
２０１２年７月，沙坪坝区回龙坝镇。
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内，由于只有一半工人在岗，偌大厂房显得有些冷清。
在回龙坝，数百家纺织企业大多是此等光景。
由于以作坊式小企业为主，多年前，回龙坝纺织企业就组建了纺织协会，希望抱团做大。
却不料，反而因此共陷泥潭：６０％的会员企业都在生产低端产品——白胚布。
金融危机爆发后，回龙坝纺织企业陷入极度严寒——白胚布全面滞销。
就在各企业束手无策之际，当地政府伸出援手——通过规划纺织产业园，引导纺织企业进行分工，分别进军高、中、低端产品。
这年底，纺织企业因此渐渐复苏。
回龙坝纺织企业很幸运，因政府出面引导重组分工而走出困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出面引导重组分工绝不应成为主流。“这得靠协会、商会、联盟等行业组织，江浙民企群落的分工就是如此。”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谢祖墀说。
“如果抱团企业不能实现重组分工，就无法形成坚不可摧的产业链。”谢祖墀说。
不少渝商抱团，先抱后散，正是因为遇到了第三难——商会、协会等行业组织，没能发挥重组分工的引导作用。
协调难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重庆医药行业协会办公室冷清下来。
上个月，其会长递交了辞职信，和他同时辞职的，还有秘书长。
“谁也不愿当这个会长，因为没一点经费，怎么运作？”市药监局工作人员说。
此时，市蔬菜协会会长汪有良同样郁闷。
“以前靠市农业局拨款，现在拨款没了，怎么运作？”汪有良说。
２００５年，重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颁发了两份文件——《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的实施方案》。于是，５０００余家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党政机关脱离开来。
在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成了主管部门的钱袋子，不给钱不办事，故被民众称为“二政府”。因此，进行脱钩改革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拿掉别人的拐杖，却没教会人家走路。”汪有良说。
“脱钩后，一些政府部门害怕协会、商会与其争利，又不舍得放权。于是，行业协会、商会成了‘无用’的代名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唐尧说。
一大批行业协会、商会只好被迫“关门”或“无为”。
“行业协会、商会，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在帮助民企做大做强上，可发挥四大作用。”市工商局中介监督管理处原处长胡轶说。
在完善生产上，协会、商会可建立生产性服务平台，解决成员企业技术升级、经费短缺等问题。
在完善流通上，商会、协会可建设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参与专业市场升级改造，建设流通性服务平台，降低成员企业商品流通成本。
在对外交流上，商会、协会可以帮助成员企业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品牌。
在维护权益上——如今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商会、协会可以帮助企业在摩擦中争取最大利益。
但是很遗憾，在这四方面，重庆的行业协会、商会、联盟都缺了位。
“几年前，我们提出一种思路：就是将产业集群发展的理论，运用到行业协会、商会的培育中——打造一个园区，作为行业协会孕育发展的家园。”胡轶说。
按这个规划，整个园区分成办公区域、会展区域和商业区域三大块。在办公区域，让各行业协会、商会集中办公，解决其脱钩之后驻所分散、工作开展不便的问题；还可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行业协会以购置或租赁方式入驻其中。
“把行业协会集中起来，不仅可以增强协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还可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络放大，达到更好的效果。”胡轶说。
但这个规划，因各种原因而中途夭折。
２０１２年，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我的资金链要断了。”机械配件生产商李德辉急得直搓手。
无奈之下，李德辉想到一个办法：在行业内寻找一个可提供金融担保的联盟，实现担保融资。
“这种联盟在东部很流行。”李德辉说。
多方打听后，李德辉绝望了——重庆没有这种联盟。
四家汽车企业齐聚于此，缔约结盟。
此后，这个以“四环”为标志的汽车联盟横扫欧美，崛起成为与奔驰、宝马鼎立称雄的业界巨头。
这次抱团，缔造了“奥迪神话”。
ＩＢＭ、美孚、百胜……在工业文明史里，众多超级企业的崛起，都曾以抱团为阶梯。
然而，在过去十多年里，重庆民企在这条阶梯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却频频遭遇败绩。
起事难
２０１２年初，忠县东溪镇。
这天风大。金龙船业公司大门前，沙尘在风中飞旋。
“金融危机爆发后，订单直线下降。”金龙船业老板黄安钿苦笑，“从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接到过订单。”
于是金龙船业被迫停产。
这是重庆民营造船企业的缩影——２０１２年，订单整体下降４１％。
转型升级，方有生机。但转型何其难。
“重庆１００多家造船企业中，上规模的不到３０家。由于规模小、档次低，船企无法独力完成转型。”市船舶修造协会会长何喜云说。
为此，何喜云支招：“抱团发展，能推动技术和管理的全面升级。”
市经信委军工综合处也支招：可以考虑抱团取暖——共同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船企提供融资担保。
招是好招，但实现很难。
“中小型船厂抱团，在金融担保等方面必须有大企业保底。”一位业内人士说。
可是，没有哪家大企业愿意挺身而出。
“没大企业出面，想抱团也抱不起来。”中小船企老板一脸郁闷。
而在数千公里外，浙江台州同行已开始突围——在造船业商会协调下，万隆船厂等“领头羊”挺身而出，与９０多家民营船企抱团结盟，在技术改造、资金运转、订单分配等方面互帮互助，成功突破困境。
没“组织”出面协调，大企业不愿挺身而出——这是重庆造船业的尴尬。
“一批民营船企将死在这种尴尬中。”有人预言说。
而小船企的大量死亡，必然会重创从零配件到组装的整个产业链。大企业也将被“殃及池鱼”。
这便是渝商抱团的第一难——没“组织”协调，“领头羊”难寻，所以起事难。
合作难
李瑞已在重庆生活多年。
他老家在云南省文山州，从那越过天保口岸，就是越南河宣省。
２０００年，李瑞回老家探亲，顺路到越南一游。
河宣省首府河边市，摩托车往来穿梭。
滚滚车流中，李瑞见到不少“熟面孔”：“力帆，隆鑫……”他数着，兴奋起来，“十辆摩托车，有七八辆‘重庆造’！”
李瑞越南游一年前，在力帆、隆鑫等业界巨头领导下，重庆摩帮结成“价格同盟”，仅用一年时间就击败日本同行，占领了９０％的越南市场。
２００６年，李瑞故地重游。
河边市，摩托车依然往来穿梭。只是，车流中已难寻“重庆造”身影。
２００３年，越南进口关税骤增。为抵消激增成本，宗申集团倡议同行同进同退——涨价。却不想，此举未得到同行呼应，反引得中小企业趁虚而入，蚕食宗申市场份额。
价格大战于是爆发。越战越烈后，于是次品频出。
次品频出的结果是车祸频出，重庆摩帮由此信誉大跌——日本摩托借机收复失地。
这样的合作尴尬在重庆屡见不鲜。
这种困境凸显出渝商抱团的第二难——合作机制难建立。
“缺少合作机制，就无法拧成绳。”李瑞说。
浙江能崛起这么多民企群落，靠的就是商会、协会、联盟等行业组织穿线搭桥，建立了抱团合作机制。反观重庆，这样的机制十分缺乏。
重组难
“团体分工越细，创造财富的效率越高。”亚当·斯密曾这样论述分工的意义。
对抱团企业而言，就是需要形成多层次的生产经营体系。
２０１２年７月，沙坪坝区回龙坝镇。
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内，由于只有一半工人在岗，偌大厂房显得有些冷清。
在回龙坝，数百家纺织企业大多是此等光景。
由于以作坊式小企业为主，多年前，回龙坝纺织企业就组建了纺织协会，希望抱团做大。
却不料，反而因此共陷泥潭：６０％的会员企业都在生产低端产品——白胚布。
金融危机爆发后，回龙坝纺织企业陷入极度严寒——白胚布全面滞销。
就在各企业束手无策之际，当地政府伸出援手——通过规划纺织产业园，引导纺织企业进行分工，分别进军高、中、低端产品。
这年底，纺织企业因此渐渐复苏。
回龙坝纺织企业很幸运，因政府出面引导重组分工而走出困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出面引导重组分工绝不应成为主流。“这得靠协会、商会、联盟等行业组织，江浙民企群落的分工就是如此。”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谢祖墀说。
“如果抱团企业不能实现重组分工，就无法形成坚不可摧的产业链。”谢祖墀说。
不少渝商抱团，先抱后散，正是因为遇到了第三难——商会、协会等行业组织，没能发挥重组分工的引导作用。
协调难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重庆医药行业协会办公室冷清下来。
上个月，其会长递交了辞职信，和他同时辞职的，还有秘书长。
“谁也不愿当这个会长，因为没一点经费，怎么运作？”市药监局工作人员说。
此时，市蔬菜协会会长汪有良同样郁闷。
“以前靠市农业局拨款，现在拨款没了，怎么运作？”汪有良说。
２００５年，重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颁发了两份文件——《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的实施方案》。于是，５０００余家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党政机关脱离开来。
在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成了主管部门的钱袋子，不给钱不办事，故被民众称为“二政府”。因此，进行脱钩改革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拿掉别人的拐杖，却没教会人家走路。”汪有良说。
“脱钩后，一些政府部门害怕协会、商会与其争利，又不舍得放权。于是，行业协会、商会成了‘无用’的代名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唐尧说。
一大批行业协会、商会只好被迫“关门”或“无为”。
“行业协会、商会，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在帮助民企做大做强上，可发挥四大作用。”市工商局中介监督管理处原处长胡轶说。
在完善生产上，协会、商会可建立生产性服务平台，解决成员企业技术升级、经费短缺等问题。
在完善流通上，商会、协会可建设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参与专业市场升级改造，建设流通性服务平台，降低成员企业商品流通成本。
在对外交流上，商会、协会可以帮助成员企业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品牌。
在维护权益上——如今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商会、协会可以帮助企业在摩擦中争取最大利益。
但是很遗憾，在这四方面，重庆的行业协会、商会、联盟都缺了位。
“几年前，我们提出一种思路：就是将产业集群发展的理论，运用到行业协会、商会的培育中——打造一个园区，作为行业协会孕育发展的家园。”胡轶说。
按这个规划，整个园区分成办公区域、会展区域和商业区域三大块。在办公区域，让各行业协会、商会集中办公，解决其脱钩之后驻所分散、工作开展不便的问题；还可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行业协会以购置或租赁方式入驻其中。
“把行业协会集中起来，不仅可以增强协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还可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络放大，达到更好的效果。”胡轶说。
但这个规划，因各种原因而中途夭折。
２０１２年，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我的资金链要断了。”机械配件生产商李德辉急得直搓手。
无奈之下，李德辉想到一个办法：在行业内寻找一个可提供金融担保的联盟，实现担保融资。
“这种联盟在东部很流行。”李德辉说。
多方打听后，李德辉绝望了——重庆没有这种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