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一家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70％网民认为县处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严重。笔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广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去年共立案4351件4624人，其中厅级干部26件26A、县(处)级干部194件198人；今年前2个月，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查办贪污贿赂大案243件267人，其中查办县处级以上要案28人。
　　首先，决策权、执行权相对集中，为县处级干部违纪违法创造条件。当前，从数量上说，居于县处级这个层面的领导干部所占比例较大。以省级机关为例，处级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虽然最后决策拍板的是厅局级领导干部，但处长这一级在政策制定、决策权的发挥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省级机关，“处长政治”之说由此而来。
　　而到了县(区)这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处在“一把手”位置上。“一把手”的第一责任人地位和“一把手”负总责的问责体制，促使权力向“一把手”集中。“办事一张条，用人一句话”，就是对县处级领导干部权力体现的最好注脚。手中握有决策权、执行权，自身不能很好地自律，就必然会走上腐败犯罪道路。
　　其次，行政审批权、执法权过于集中且透明度不高，给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提供温床。从县处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最容易滋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是权力集中的环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利用权力搞暗箱操作和私下交易；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前，虽然行政审批项目逐步减少，但审批权力却越来越集中。在领导班子的具体分工中，握有干部任用、人事调整、财务审批、物资配置等重要事项调控权的主要领导，一旦插手干预，必然直接影响着竞争的公平性。一旦进行权钱交易，就陷入违法违纪的泥潭。
　　在县处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也有不少发生在国有企业。国企腐败案件又大多发生在垄断行业。如这几年我省查处的石化、盐业、钢铁等系统的窝串案。一方面，这些企业处于垄断经营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层权力高度集中。企业的领导人在资金投资决策、工程项目审批、物资采购选择、资金使用划拨、个人业绩考核等方面享有决定性权力。大权独揽，极易在投资决策上搞“一言堂”、财务管理上贪污挪用、用人上任人唯亲，甚至滥用职权，恣意妄为，一旦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资本”，不择手段挪用资金、索贿受贿、私分围有资产，便自然地走上违纪违法道路。
　　再者，存在制度无效和失效的问题，缺乏制度的执行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都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据统计，某市制订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制度规定达28项。但是，问题依然发生了。关键在于并没有真正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规定，有些制度订立后收进小册子，鎖在了抽屉里，有的制度挂在墙上，只为装点门面。日常权力运行中依然我行我素。无视制度、蔑视规则，导致公众或者下属对制度和规则的权威性失去信心。外部监督不力，内部监督失效，当事者游离于规章制度之外，走向腐败是迟早的事。
　　另外，在现实运作中，众多县处级干部向上升迁的通道相对狭窄、竞争更显激烈，导致大批县处级干部在升迁无望之后，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则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