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潜心研究探索精神奥秘，从教辅政刻求国家富强”，他的一生，是为科学和民主奋斗的一生，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的一生。
卢于道
我国神经生理学家、教育家、科普先驱，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早年的科学生涯
卢于道，曾用名析薪、日新、启新，1906年1月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卢于道的祖父、叔父都是经营牛皮生意的商人，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卢于道在家中排行老大，是独子，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卢于道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和秋瑾一道，参与反满革命，后来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聪颖、好学的卢于道是在家乡宁波北隅小学念的小学，1921年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该校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开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由民族资本家叶澄衷先生创办，蔡元培曾任校长，胡适、竺可桢也曾在此就读。早在中学时期，卢于道的思维就很活跃，他曾向《民国日报》投稿，积极评论时事。
青年时期的卢于道兴趣广泛，对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和音乐有着极大的学习热情。[1]中学毕业后，年仅15岁的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心理学系，192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就读于该校生物学系，1926年毕业。东南大学当时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等教学制度，这对培养卢于道的学科兴趣及其学业进步很有帮助。1922年8月，还是大二学生的卢于道，就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发表了18篇大版的文章，介绍国外的哲学和科学成果。他还曾与胡适通信，探讨有关哲学的问题。
1926年秋，卢于道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他刻苦钻研、严谨求实，仅用三年时间就读完全部博士学位的课程并完成博士论文，1929年获解剖学科哲学博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奖，并入选美国人类学会终身会员。其毕业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发表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颇受当时国际神经解剖学界的重视，被200多篇论文引用。因其卓越的科研成就，经其导师、世界著名神经解剖学家Judson Herrick教授推荐，卢于道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2万美元的奖金。同时，他的脑切片技术尤为精湛，发表了多篇有关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29年7月至10月，他携夫人邵瀞容赴欧蜜月旅行，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苏联等多个国家的学术机构。
卢于道容不得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因此，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满怀科学救国激情，回国了。
卢于道先是在上海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副教授，主讲解剖学课程。翌年，他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当时在北大心理系读大二的学生张香桐就饶有兴趣、非常认真地跨系选修了只比自己大一岁多卢于道新开的神经解剖学课程。1931年，卢于道调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正式头衔为“技师”），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张香桐从北大毕业后不久也到了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担任卢于道的助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始建于北平，后迁往上海，不久又迁往南京。卢于道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创建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神经解剖学实验室，这里不仅设备比较齐全，有经典的滑动式火棉胶切片机、旋转式石蜡切片机、冰冻切片机、罕见的巨型人脑切片机和各式显微镜，甚至有一套长达两米以上的脑切片投影摄像设备，而更有价值的则在于拥有一位具有国际水平的精于神经组织学技术的技师赵翰芬，他是卢于道从协和医学院调过去的。卢于道对人脑、哺乳动物脑组织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尤其是对大脑皮层的生成发育及各层的机能做了深入探讨，对袋鼠、大熊猫、狸猫等动物脑描述尤为详尽。他很早就开展有关神经化学如大脑皮层、小脑等神经细胞内胸腺核酸、核蛋白等方面的研究，并于1931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关人体神经系统解剖学的专著《神经解剖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著作者费了一年半的时光，编成了这部教科书。希望它能贡献给中国的心理学界、生物学界以及医学界，作为参考及教本。”同時，“一方面希望可以替代太贵的西洋神经解剖学书，另一方面希望本书的内容，能较其他西洋书更为充实”。事实上，他出版此书是花费了一番心血的，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易懂地将中枢神经系统解剖结构的英文、拉丁文专用名词译成中文;其次是如何正确无误地将大量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图、神经细胞的组织学结构加以精心绘制和标志，以利于出版。1933年，他专门撰写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的论文（英文稿），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以及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严正驳斥当时国外有人提出的“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人，更接近猿猴”的谬论。同年他到协和医院作题为《中国人脑》的学术演讲，再次强调中国人脑不比欧美人逊色，重申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1934年，卢于道与秉志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1935年，卢于道用英文撰写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一文，挑战和质疑了美国心理学家Lashley的大脑定位学说。该文刊登于《中国心理学杂志》第一期。卢于道曾与著名神经解剖学家欧阳翥订立一份君子协定，约定谁先去世，活着的人应对死者的大脑进行结构和显微切片研究，等等，显示了他们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1937年，卢于道翻译达尔文的《优种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卢于道、竺可桢等于3年前编撰的中国科学社2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的民族复兴》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卢于道携全家随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内迁，先赴广西，后到贵阳，曾担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1940年，他又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秘书兼动物部代主任以及中国科学社北碚社友会的书记兼会计，1942年起又任复旦大学（时已迁至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生物系主任、教授。在这一时期，卢于道先后出版了《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著作。 1942年，卢于道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兼《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成立、影响较大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在美国成立，1928年定址于上海，当时已内迁到重庆，办公地点设在曾家岩。抗战期间，蒋介石等政要曾出席中国科学社的年会致辞。卢于道担任该社负责人之前，就经常在该社出版的《科学》《科学画报》上撰文介绍西方科学前言动态及中国古代科技史，之后更是为恢复因抗战而中断的中国科学刊物和学会活动积极奔波，日夜操劳。
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卢于道本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早在1934年5月，他就在《科学画报》上发表《科学与社会》一文呐喊：“吾人在国难期中，更需要全国人士总动员为国效躯，正如班超之投笔从戎。纯粹科学家亦正是努力救国之好机会，一旦有所发明能如巴斯德之发现微生物，而能拯救此困难。”后来，他又在《科学概论》重版序中写道：“‘无科学，即无国防’。我们的民族要生存，要国防，就需要科学。”“科学先民众化，民众自科学矣。这是吾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2]
在卢于道一家抵达重庆之前，他的大妹卢琼英、大妹夫陈翰伯、小妹卢兰英，以及他夫人的妹妹邵漪容、妹夫周科征等人都已在重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分别在周恩来或邓颖超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宣传、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卢于道的夫人邵瀞容曾回忆说，因为这几位亲戚的关系，她和卢于道在重庆时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也能经常读到《新华日报》。[3]
1940年国共合作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卢于道等人为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为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掌控，是大后方坚强的革命文化基地，被誉为“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1943年，卢于道又先后参加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两个进步组织也深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影响。1939年—1942年，在董必武支持下，由自然科学座谈会编辑《新华日报》副刊“自然科学”专栏，卢于道曾用笔名“日新”为专栏撰写了《科学研究的中国路线》等文章。
1942年秋的一天，周恩来邀请卢于道到中共驻重庆曾家岩办事处见面，与他促膝谈心。周恩来首先告诉卢于道，他的两个妹妹现在在延安（卢琼英在抗大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她们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生活得很好。周恩来知道卢于道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就着重与他谈了延安的农作物和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还对卢于道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当时卢于道也很想去延安，与家人商量怎么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4]周恩来和卢于道的这次会面，促成了卢于道人生轨迹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此更加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4年10月，卢于道应邀赴成都演讲，指出：“中国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就必须要民主与科学这两个东西。”“一个科学家研究科学，必须要造福于人群，因为科学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研究必然影响于社会。”“民主与科学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不民主，它就不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而是利用害生。因此科学家要反对强权的政治，科学要为公，不要为私。”[5]
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税西恒、黄国璋、涂长望、褚辅成等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一起座谈，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等也常去座谈。1945年9月3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参与者再次聚会，并将座谈会命名为“九三座谈会”，卢于道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1946年1月6日，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等再次邀请卢于道等20多位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学术界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6]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到褚辅成、卢于道、黄国璋、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张雪岩、詹熊来、潘菽、黎锦熙、彭饬三、李士豪、刘及辰、王卓然等五十余人，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首由褚辅成致开会辞，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账目。继宣读农村科学出版社及南泉实用学校校友会贺电，次由卢于道、王卓然、黄国璋、张雪岩、张迦陵、吴藻溪自由演说，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前，美国不應有援助中国的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元帅继续以公正态度，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和平民主。次通过社章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及致美国会电文。最后选举潘菽、张雪岩、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黄国璋、彭饬三、王卓然、孟宪章、张西曼、涂长望、李士豪、笪移今、张迦陵、严希纯等人为理事，卢于道、詹熊来、刘及辰、何鲁、侯外庐、黎锦熙、梁希、陈剑鞘等为监事，选举后散会聚餐。”[7]同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黄国璋、吴藻溪为常务理事，卢于道、詹熊来、梁希为常务监事。”“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及其他各地内战，取消党化教育，停止党团部及党团学校经费开支，切实采取彻底改善全国一切公私立小中大学教员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有效办法。”[ 8]
1946年夏，卢于道一家随复旦大学搬迁回沪。当时上海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卢于道与九三学社的同仁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上的勇士。1946年9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卢于道、褚辅成、孟宪章、笪移今、王造时等九三学社同仁与周恩来、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茅盾等人一起，发起组成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不久，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白色恐怖中积劳病逝，卢于道与褚辅成、顾执中、施复亮、王造时、许士骐等，随李济深、孙科、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陈望道等人发起组成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1946年12月29日，九三学社会同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团体在上海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强行召开的伪“国大”、炮制的“宪法”，违反政协决议精神，应不予承认;同时对12月发生的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表示愤慨，并草拟宣言抗议暴行。卢于道与上海文教界的马寅初、周谷城、陈子展、吴泽、方令孺等31位教授联名发表意见，声援各地学生游行抗议美军严重暴行。 除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外，卢于道还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活动。卢于道回沪后，巧遇其久别的妹妹卢琼英，经她介绍认识了李正文（李正文是地下党员，解放初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参加了1946年9月成立的“大教联”，张志让、潘震亚、陈望道、周谷城、张定夫、胡厚宣、陈子展、陈守实等复旦大学的同事都是“大教联”成员。1948年，卢于道还当选为“大教联”领导机构——干事会的干事。“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每两周聚餐一次作为全体会议，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1947年5月，“大教联”为声援上海各大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组织和领导了复旦大学全体教师的罢教斗争，这是上海教育界及全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扩大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影响。1948年，为了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卢于道和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等多次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不得不接受了卢于道等提出的要求。
1947年8月，中国解剖学学会在上海成立，卢于道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他还于同年担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的文章。1948年，卢于道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一书。当时国内科技界的活动，已由单纯的学术活动发展为反对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性斗争。4月，在许德珩、袁翰青、樊弘3位教授声援北平各高校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之后，北平4校90名教授在《观察》周刊发表联名抗议书，抗议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预谋杀人。5月29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观察》第4卷第14期发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抗议书》，声援北平4校90名教授，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践踏人权的暴行。由于当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处于半地下状态，许多活动是同卢于道所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和宋名适所主持的上海技术协会联合进行的。
在这期间，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人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卢于道對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中，杨师曾经常躲在卢于道家过宿避难。卢于道还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胡宣明到中国科学社当职员。胡宣明经常利用中国科学社作掩护，组织白区进步青年去浙东四明山打游击，使科学社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9]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扩大，新政协运动由讨论进入实际行动。从9月起，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物，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参加新政协者的名单给港分局的指示》列了一份70余人的名单，卢于道名列其中。大约在当年的10月，李正文突然来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经香港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卢于道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两个月后，李正文送来了去香港的船票。临行前，卢于道还参加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召开的会议，并当选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今后九三学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讨论如何揭穿反动派的谎言，消除某些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加强与中共地下组织、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底，卢于道等一行民主人士经香港辗转到达解放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4日，华东各界千余人在某地举行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卢于道到会并发表演说，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今天在解放区才有了新的出路。[10]3月，卢于道抵达北平。
由于人民解放事业迅将全面完成，经济建设即行展开，各方面都切望召集一次全国性的科学界会议，来研讨科学与生产建设配合的各项问题。4月26日，卢于道召集在北平的中国科学社理事和北平分社委员谈话会，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共同组织发起全国科学会议。5月13日，卢于道和梁希、涂长望、严济慈、袁翰青、丁瓒、潘菽等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6月19日，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卢于道、袁翰青、丁瓒、钱三强、涂长望、夏康农等11人为临时干事。[1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卢于道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卢于道跟随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于道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不久，他由北京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人体及动物生理教研室主任等职。1953年起又担任复旦大学负责研究生教育的研究部主任。
1950年中国科学院筹建心理学研究所，卢于道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卢于道对中国的狸猫、大熊猫的大脑颇有研究，早在1933年就有专文发表，1957年又就相关专题发表了两篇论文。他关于大熊猫脑的外形以及神经细胞构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大熊猫的人工繁殖、饲养和生活习性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960年代，卢于道对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华山医院脑神经外科协作，开展电针刺激脑的“尾核”，以抑制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机理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是此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并做了关于提案及有关分组讨论结果的报告。会议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卢于道当选为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随后，卢于道又当选为上海市科普协会主席。1956年，他还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他坚持科普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创建宣传科普的具体窗口。1957年，上海市科普协会在上海市中心西藏路人行道旁，建立起国内首个长170米的“科学画廊”。1959年，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协，卢于道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在开展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卢于道当选为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1984年1月，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对卢于道等17位为我国科普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普作家进行了表彰。 1949年12月，卢于道在《观察》上撰文指出：“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包括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都非常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工作”。“科学工作想要超脱政治，而事实上却逃不过政治的掌心”，“因为科学工作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工作”。他说，《共同纲领》里“所规定的农林、渔牧，工业、交通、医药卫生、以及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是人民所需要的，是必然要做成功的。这许多工作，都是政治工作，都是政治事业，我们对于这些工作，对于这些事业，有没有热忱呢？”[12]因此，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既要有科学热忱，也要有政治热忱，二者并不是矛盾的。
新政协成立后，九三学社作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之一，在新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1950年9月3日，九三学社召集在京社员大会，纪念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伟大胜利。卢于道参加了会议并作发言。[13]12月，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开展抗美援朝工作及发展与巩固社组织两个议题，卢于道在会上分别作了《抗美援朝问题讨论总结报告》和《上海分社工作报告》。[14]该次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卢于道当选为理事。1951年1月，卢于道在《九三社讯》创刊号上发表了《自然科学要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壮大起来》的文章，此后还经常为该刊撰文。2月18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调整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理事。11月，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主任委员。12月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成立，他作为上海分社主要负责人到会致贺。在此之前，卢于道的夫人、知名科普作家、复旦大学注册组主任邵瀞容经王恒守、陈子展两位先生介绍，也加入了九三学社。同年，卢于道还担任了复旦大学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人民法院的陪审工作。[15]
卢于道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要负责人之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下，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了各方关系，在分社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使分社工作和组织有很大发展。
1953年，卢于道当选为第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1953年10月至12月，卢于道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以茅以升为团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卢于道的妹夫陈翰伯是副团长，卢于道是代表团成员。他特别访问了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位，学习他们的科普工作经验。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及时组织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卢于道作了书面发言。 9月，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2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卢于道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同年，他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6年7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举行社员大会。卢于道在会上说，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举行的，他号召社员们为继续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使中国科学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该年上半年发展了169名新社员，这个数字超过过去3年发展的总和。此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57年2月，已有社员1195人，为一年前的6.5倍。颜福庆等一大批高教、科技、醫卫界的精英纷纷入社，社员的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在运动之前的半个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没有正式召开“鸣放座谈会”，而是在举办“社员科研工作成果展览会”，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在社干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些高等院校开展了“拔白旗”、破权威运动，一批老知识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卢于道本人也受到波及。卢于道无法用狗做实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62年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在广州会议的鼓舞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主委卢于道的主持下，组织高教、医务、科技界80多位专家学者，讨论中央制订的高教、科研、医务等工作条例。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写出《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两个书面建议，在市政协大会上作了介绍。《解放日报》曾摘要刊登，受到高教、医卫界的好评及有关部门的重视。1964年9月，卢于道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持续10年的动乱中，卢于道受到严重冲击，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对党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女儿卢欧琳曾劝他不要再搞九三工作了，卢于道对她说，九三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组织，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他不相信那些搞批判的人的做法是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1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民主党派组织恢复活动。1978年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10月，卢于道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当时，卢于道虽已年逾古稀，但工作积极性依然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17]他还劝女儿参加九三学社。[18]在父亲的劝说下，卢欧琳也加入了九三学社。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宣传、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加强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卢于道领导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卢于道是忠于人民和国家的社会活动家。从1951年起，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主委（第三届至第十届），是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当选为上海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凡是相关重要会议，他被邀请出席，都积极参加，很少缺席。卢于道开会从不迟到，而且到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朴实无华，简明扼要。在市政协召开的主席会议上，他对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常常从九三学社和科技人员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话虽不多，但很中肯。在政协学习中心组讨论宪法草案和政协章程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要把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反映到宪法和政协章程中去，使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卢于道和他的老友、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联名提出在中国科学院筹建脑研究机构的提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脑研究所于1980年在上海成立，使我国脑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九三学社内，卢于道是团结和学习的典范。每当社内有不同意见或矛盾时，他总能虚怀若谷，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做好工作。他总是循循善诱，鼓励身边的同志做好九三学社的工作。他经常说：“民主党派工作也是一门科学，其中有大学问啊！”他要求九三学社机关干部多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统战理论以及科普知识。对文科毕业的干部，他要求他们也学点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并对他们说：“你们在九三学社工作，要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如果不懂得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他讲的内容你一窍不通，怎么能有共同语言呢？做统战工作的同志知识面要广一些。”[19]
卢于道又是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育家。他對青年人如何搞好科研强调了三点。首先，要有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即是人们对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自己的创见，但它不等于空想，要以现实为基础，因此必须与“刻苦钻研”结合起来。其次，要重视政治与业务的联系。他说，两者的关系正像在满天浓雾中航行的飞机和罗盘针一样，如果没有罗盘针，飞机便会迷失方向。再次，他认为，基础课和专业课是同样重要的，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像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段。卢于道说，学习基础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不是浪费青春，而是为了给今后自己在学术上的深造，打下一个稳固结实的基础。[20]卢于道认为，教师必须做思想工作，而且可以结合统一分配、专业教育、业务学习来进行。[21]关于师生关系，卢于道认为，“后来居上”对可爱的青年来说，是必然的;因此，要努力促进青年们的“后来居上”，这是我们做教师的责任。[22]
卢于道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深情地说：“深深感谢共产党指引我从黑暗走向光明，同时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真正为人类造福。”[23]
1985年8月4日，卢于道因患脑血栓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潜心研究探索精神奥秘，从教辅政刻求国家富强”，卢于道墓碑上的这副楹联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
注释：
[1]邵瀞容（卢于道夫人）：《干部自传》，见复旦大学人事档案第348号（1956年6月2日）。
[2]《先驱——纪念首届理事长卢于道教授》，《科学画报》，1995年第8期。
[3]同[1]。
[4]卢于道：《深情的关怀》，《复旦》，1979年1月15日第1版。
[5]《科学与民主不可分——人文科学家卢于道在蓉演讲》，《新华日报》，1944年11月6日第2版。
[6]卢于道：《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二）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九三学社开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第2版。
[8]《九三学社通过决议 要求停止各地内战》，《新华日报》，1946年5月14日第2版。
[9]徐常太：《忆卢于道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辑》（八）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新华社：《华东、西北军民盛大集会
卢于道
我国神经生理学家、教育家、科普先驱，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早年的科学生涯
卢于道，曾用名析薪、日新、启新，1906年1月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卢于道的祖父、叔父都是经营牛皮生意的商人，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卢于道在家中排行老大，是独子，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卢于道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和秋瑾一道，参与反满革命，后来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聪颖、好学的卢于道是在家乡宁波北隅小学念的小学，1921年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该校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开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由民族资本家叶澄衷先生创办，蔡元培曾任校长，胡适、竺可桢也曾在此就读。早在中学时期，卢于道的思维就很活跃，他曾向《民国日报》投稿，积极评论时事。
青年时期的卢于道兴趣广泛，对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和音乐有着极大的学习热情。[1]中学毕业后，年仅15岁的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心理学系，192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就读于该校生物学系，1926年毕业。东南大学当时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等教学制度，这对培养卢于道的学科兴趣及其学业进步很有帮助。1922年8月，还是大二学生的卢于道，就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发表了18篇大版的文章，介绍国外的哲学和科学成果。他还曾与胡适通信，探讨有关哲学的问题。
1926年秋，卢于道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他刻苦钻研、严谨求实，仅用三年时间就读完全部博士学位的课程并完成博士论文，1929年获解剖学科哲学博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奖，并入选美国人类学会终身会员。其毕业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发表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颇受当时国际神经解剖学界的重视，被200多篇论文引用。因其卓越的科研成就，经其导师、世界著名神经解剖学家Judson Herrick教授推荐，卢于道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2万美元的奖金。同时，他的脑切片技术尤为精湛，发表了多篇有关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29年7月至10月，他携夫人邵瀞容赴欧蜜月旅行，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苏联等多个国家的学术机构。
卢于道容不得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因此，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满怀科学救国激情，回国了。
卢于道先是在上海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副教授，主讲解剖学课程。翌年，他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当时在北大心理系读大二的学生张香桐就饶有兴趣、非常认真地跨系选修了只比自己大一岁多卢于道新开的神经解剖学课程。1931年，卢于道调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正式头衔为“技师”），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张香桐从北大毕业后不久也到了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担任卢于道的助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始建于北平，后迁往上海，不久又迁往南京。卢于道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创建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神经解剖学实验室，这里不仅设备比较齐全，有经典的滑动式火棉胶切片机、旋转式石蜡切片机、冰冻切片机、罕见的巨型人脑切片机和各式显微镜，甚至有一套长达两米以上的脑切片投影摄像设备，而更有价值的则在于拥有一位具有国际水平的精于神经组织学技术的技师赵翰芬，他是卢于道从协和医学院调过去的。卢于道对人脑、哺乳动物脑组织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尤其是对大脑皮层的生成发育及各层的机能做了深入探讨，对袋鼠、大熊猫、狸猫等动物脑描述尤为详尽。他很早就开展有关神经化学如大脑皮层、小脑等神经细胞内胸腺核酸、核蛋白等方面的研究，并于1931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关人体神经系统解剖学的专著《神经解剖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著作者费了一年半的时光，编成了这部教科书。希望它能贡献给中国的心理学界、生物学界以及医学界，作为参考及教本。”同時，“一方面希望可以替代太贵的西洋神经解剖学书，另一方面希望本书的内容，能较其他西洋书更为充实”。事实上，他出版此书是花费了一番心血的，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易懂地将中枢神经系统解剖结构的英文、拉丁文专用名词译成中文;其次是如何正确无误地将大量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图、神经细胞的组织学结构加以精心绘制和标志，以利于出版。1933年，他专门撰写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的论文（英文稿），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以及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严正驳斥当时国外有人提出的“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人，更接近猿猴”的谬论。同年他到协和医院作题为《中国人脑》的学术演讲，再次强调中国人脑不比欧美人逊色，重申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1934年，卢于道与秉志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1935年，卢于道用英文撰写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一文，挑战和质疑了美国心理学家Lashley的大脑定位学说。该文刊登于《中国心理学杂志》第一期。卢于道曾与著名神经解剖学家欧阳翥订立一份君子协定，约定谁先去世，活着的人应对死者的大脑进行结构和显微切片研究，等等，显示了他们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1937年，卢于道翻译达尔文的《优种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卢于道、竺可桢等于3年前编撰的中国科学社2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的民族复兴》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卢于道携全家随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内迁，先赴广西，后到贵阳，曾担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1940年，他又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秘书兼动物部代主任以及中国科学社北碚社友会的书记兼会计，1942年起又任复旦大学（时已迁至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生物系主任、教授。在这一时期，卢于道先后出版了《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著作。 1942年，卢于道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兼《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成立、影响较大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在美国成立，1928年定址于上海，当时已内迁到重庆，办公地点设在曾家岩。抗战期间，蒋介石等政要曾出席中国科学社的年会致辞。卢于道担任该社负责人之前，就经常在该社出版的《科学》《科学画报》上撰文介绍西方科学前言动态及中国古代科技史，之后更是为恢复因抗战而中断的中国科学刊物和学会活动积极奔波，日夜操劳。
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卢于道本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早在1934年5月，他就在《科学画报》上发表《科学与社会》一文呐喊：“吾人在国难期中，更需要全国人士总动员为国效躯，正如班超之投笔从戎。纯粹科学家亦正是努力救国之好机会，一旦有所发明能如巴斯德之发现微生物，而能拯救此困难。”后来，他又在《科学概论》重版序中写道：“‘无科学，即无国防’。我们的民族要生存，要国防，就需要科学。”“科学先民众化，民众自科学矣。这是吾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2]
在卢于道一家抵达重庆之前，他的大妹卢琼英、大妹夫陈翰伯、小妹卢兰英，以及他夫人的妹妹邵漪容、妹夫周科征等人都已在重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分别在周恩来或邓颖超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宣传、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卢于道的夫人邵瀞容曾回忆说，因为这几位亲戚的关系，她和卢于道在重庆时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也能经常读到《新华日报》。[3]
1940年国共合作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卢于道等人为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为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掌控，是大后方坚强的革命文化基地，被誉为“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1943年，卢于道又先后参加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两个进步组织也深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影响。1939年—1942年，在董必武支持下，由自然科学座谈会编辑《新华日报》副刊“自然科学”专栏，卢于道曾用笔名“日新”为专栏撰写了《科学研究的中国路线》等文章。
1942年秋的一天，周恩来邀请卢于道到中共驻重庆曾家岩办事处见面，与他促膝谈心。周恩来首先告诉卢于道，他的两个妹妹现在在延安（卢琼英在抗大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她们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生活得很好。周恩来知道卢于道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就着重与他谈了延安的农作物和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还对卢于道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当时卢于道也很想去延安，与家人商量怎么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4]周恩来和卢于道的这次会面，促成了卢于道人生轨迹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此更加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4年10月，卢于道应邀赴成都演讲，指出：“中国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就必须要民主与科学这两个东西。”“一个科学家研究科学，必须要造福于人群，因为科学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研究必然影响于社会。”“民主与科学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不民主，它就不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而是利用害生。因此科学家要反对强权的政治，科学要为公，不要为私。”[5]
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税西恒、黄国璋、涂长望、褚辅成等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一起座谈，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等也常去座谈。1945年9月3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参与者再次聚会，并将座谈会命名为“九三座谈会”，卢于道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1946年1月6日，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等再次邀请卢于道等20多位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学术界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6]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到褚辅成、卢于道、黄国璋、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张雪岩、詹熊来、潘菽、黎锦熙、彭饬三、李士豪、刘及辰、王卓然等五十余人，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首由褚辅成致开会辞，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账目。继宣读农村科学出版社及南泉实用学校校友会贺电，次由卢于道、王卓然、黄国璋、张雪岩、张迦陵、吴藻溪自由演说，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前，美国不應有援助中国的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元帅继续以公正态度，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和平民主。次通过社章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及致美国会电文。最后选举潘菽、张雪岩、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黄国璋、彭饬三、王卓然、孟宪章、张西曼、涂长望、李士豪、笪移今、张迦陵、严希纯等人为理事，卢于道、詹熊来、刘及辰、何鲁、侯外庐、黎锦熙、梁希、陈剑鞘等为监事，选举后散会聚餐。”[7]同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黄国璋、吴藻溪为常务理事，卢于道、詹熊来、梁希为常务监事。”“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及其他各地内战，取消党化教育，停止党团部及党团学校经费开支，切实采取彻底改善全国一切公私立小中大学教员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有效办法。”[ 8]
1946年夏，卢于道一家随复旦大学搬迁回沪。当时上海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卢于道与九三学社的同仁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上的勇士。1946年9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卢于道、褚辅成、孟宪章、笪移今、王造时等九三学社同仁与周恩来、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茅盾等人一起，发起组成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不久，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白色恐怖中积劳病逝，卢于道与褚辅成、顾执中、施复亮、王造时、许士骐等，随李济深、孙科、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陈望道等人发起组成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1946年12月29日，九三学社会同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团体在上海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强行召开的伪“国大”、炮制的“宪法”，违反政协决议精神，应不予承认;同时对12月发生的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表示愤慨，并草拟宣言抗议暴行。卢于道与上海文教界的马寅初、周谷城、陈子展、吴泽、方令孺等31位教授联名发表意见，声援各地学生游行抗议美军严重暴行。 除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外，卢于道还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活动。卢于道回沪后，巧遇其久别的妹妹卢琼英，经她介绍认识了李正文（李正文是地下党员，解放初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参加了1946年9月成立的“大教联”，张志让、潘震亚、陈望道、周谷城、张定夫、胡厚宣、陈子展、陈守实等复旦大学的同事都是“大教联”成员。1948年，卢于道还当选为“大教联”领导机构——干事会的干事。“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每两周聚餐一次作为全体会议，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1947年5月，“大教联”为声援上海各大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组织和领导了复旦大学全体教师的罢教斗争，这是上海教育界及全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扩大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影响。1948年，为了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卢于道和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等多次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不得不接受了卢于道等提出的要求。
1947年8月，中国解剖学学会在上海成立，卢于道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他还于同年担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的文章。1948年，卢于道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一书。当时国内科技界的活动，已由单纯的学术活动发展为反对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性斗争。4月，在许德珩、袁翰青、樊弘3位教授声援北平各高校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之后，北平4校90名教授在《观察》周刊发表联名抗议书，抗议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预谋杀人。5月29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观察》第4卷第14期发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抗议书》，声援北平4校90名教授，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践踏人权的暴行。由于当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处于半地下状态，许多活动是同卢于道所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和宋名适所主持的上海技术协会联合进行的。
在这期间，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人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卢于道對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中，杨师曾经常躲在卢于道家过宿避难。卢于道还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胡宣明到中国科学社当职员。胡宣明经常利用中国科学社作掩护，组织白区进步青年去浙东四明山打游击，使科学社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9]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扩大，新政协运动由讨论进入实际行动。从9月起，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物，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参加新政协者的名单给港分局的指示》列了一份70余人的名单，卢于道名列其中。大约在当年的10月，李正文突然来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经香港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卢于道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两个月后，李正文送来了去香港的船票。临行前，卢于道还参加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召开的会议，并当选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今后九三学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讨论如何揭穿反动派的谎言，消除某些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加强与中共地下组织、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底，卢于道等一行民主人士经香港辗转到达解放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4日，华东各界千余人在某地举行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卢于道到会并发表演说，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今天在解放区才有了新的出路。[10]3月，卢于道抵达北平。
由于人民解放事业迅将全面完成，经济建设即行展开，各方面都切望召集一次全国性的科学界会议，来研讨科学与生产建设配合的各项问题。4月26日，卢于道召集在北平的中国科学社理事和北平分社委员谈话会，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共同组织发起全国科学会议。5月13日，卢于道和梁希、涂长望、严济慈、袁翰青、丁瓒、潘菽等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6月19日，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卢于道、袁翰青、丁瓒、钱三强、涂长望、夏康农等11人为临时干事。[1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卢于道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卢于道跟随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于道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不久，他由北京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人体及动物生理教研室主任等职。1953年起又担任复旦大学负责研究生教育的研究部主任。
1950年中国科学院筹建心理学研究所，卢于道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卢于道对中国的狸猫、大熊猫的大脑颇有研究，早在1933年就有专文发表，1957年又就相关专题发表了两篇论文。他关于大熊猫脑的外形以及神经细胞构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大熊猫的人工繁殖、饲养和生活习性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960年代，卢于道对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华山医院脑神经外科协作，开展电针刺激脑的“尾核”，以抑制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机理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是此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并做了关于提案及有关分组讨论结果的报告。会议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卢于道当选为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随后，卢于道又当选为上海市科普协会主席。1956年，他还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他坚持科普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创建宣传科普的具体窗口。1957年，上海市科普协会在上海市中心西藏路人行道旁，建立起国内首个长170米的“科学画廊”。1959年，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协，卢于道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在开展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卢于道当选为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1984年1月，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对卢于道等17位为我国科普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普作家进行了表彰。 1949年12月，卢于道在《观察》上撰文指出：“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包括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都非常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工作”。“科学工作想要超脱政治，而事实上却逃不过政治的掌心”，“因为科学工作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工作”。他说，《共同纲领》里“所规定的农林、渔牧，工业、交通、医药卫生、以及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是人民所需要的，是必然要做成功的。这许多工作，都是政治工作，都是政治事业，我们对于这些工作，对于这些事业，有没有热忱呢？”[12]因此，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既要有科学热忱，也要有政治热忱，二者并不是矛盾的。
新政协成立后，九三学社作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之一，在新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1950年9月3日，九三学社召集在京社员大会，纪念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伟大胜利。卢于道参加了会议并作发言。[13]12月，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开展抗美援朝工作及发展与巩固社组织两个议题，卢于道在会上分别作了《抗美援朝问题讨论总结报告》和《上海分社工作报告》。[14]该次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卢于道当选为理事。1951年1月，卢于道在《九三社讯》创刊号上发表了《自然科学要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壮大起来》的文章，此后还经常为该刊撰文。2月18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调整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理事。11月，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主任委员。12月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成立，他作为上海分社主要负责人到会致贺。在此之前，卢于道的夫人、知名科普作家、复旦大学注册组主任邵瀞容经王恒守、陈子展两位先生介绍，也加入了九三学社。同年，卢于道还担任了复旦大学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人民法院的陪审工作。[15]
卢于道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要负责人之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下，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了各方关系，在分社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使分社工作和组织有很大发展。
1953年，卢于道当选为第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1953年10月至12月，卢于道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以茅以升为团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卢于道的妹夫陈翰伯是副团长，卢于道是代表团成员。他特别访问了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位，学习他们的科普工作经验。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及时组织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卢于道作了书面发言。 9月，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2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卢于道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同年，他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6年7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举行社员大会。卢于道在会上说，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举行的，他号召社员们为继续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使中国科学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该年上半年发展了169名新社员，这个数字超过过去3年发展的总和。此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57年2月，已有社员1195人，为一年前的6.5倍。颜福庆等一大批高教、科技、醫卫界的精英纷纷入社，社员的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在运动之前的半个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没有正式召开“鸣放座谈会”，而是在举办“社员科研工作成果展览会”，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在社干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些高等院校开展了“拔白旗”、破权威运动，一批老知识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卢于道本人也受到波及。卢于道无法用狗做实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62年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在广州会议的鼓舞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主委卢于道的主持下，组织高教、医务、科技界80多位专家学者，讨论中央制订的高教、科研、医务等工作条例。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写出《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两个书面建议，在市政协大会上作了介绍。《解放日报》曾摘要刊登，受到高教、医卫界的好评及有关部门的重视。1964年9月，卢于道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持续10年的动乱中，卢于道受到严重冲击，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对党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女儿卢欧琳曾劝他不要再搞九三工作了，卢于道对她说，九三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组织，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他不相信那些搞批判的人的做法是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1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民主党派组织恢复活动。1978年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10月，卢于道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当时，卢于道虽已年逾古稀，但工作积极性依然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17]他还劝女儿参加九三学社。[18]在父亲的劝说下，卢欧琳也加入了九三学社。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宣传、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加强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卢于道领导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卢于道是忠于人民和国家的社会活动家。从1951年起，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主委（第三届至第十届），是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当选为上海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凡是相关重要会议，他被邀请出席，都积极参加，很少缺席。卢于道开会从不迟到，而且到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朴实无华，简明扼要。在市政协召开的主席会议上，他对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常常从九三学社和科技人员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话虽不多，但很中肯。在政协学习中心组讨论宪法草案和政协章程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要把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反映到宪法和政协章程中去，使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卢于道和他的老友、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联名提出在中国科学院筹建脑研究机构的提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脑研究所于1980年在上海成立，使我国脑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九三学社内，卢于道是团结和学习的典范。每当社内有不同意见或矛盾时，他总能虚怀若谷，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做好工作。他总是循循善诱，鼓励身边的同志做好九三学社的工作。他经常说：“民主党派工作也是一门科学，其中有大学问啊！”他要求九三学社机关干部多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统战理论以及科普知识。对文科毕业的干部，他要求他们也学点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并对他们说：“你们在九三学社工作，要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如果不懂得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他讲的内容你一窍不通，怎么能有共同语言呢？做统战工作的同志知识面要广一些。”[19]
卢于道又是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育家。他對青年人如何搞好科研强调了三点。首先，要有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即是人们对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自己的创见，但它不等于空想，要以现实为基础，因此必须与“刻苦钻研”结合起来。其次，要重视政治与业务的联系。他说，两者的关系正像在满天浓雾中航行的飞机和罗盘针一样，如果没有罗盘针，飞机便会迷失方向。再次，他认为，基础课和专业课是同样重要的，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像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段。卢于道说，学习基础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不是浪费青春，而是为了给今后自己在学术上的深造，打下一个稳固结实的基础。[20]卢于道认为，教师必须做思想工作，而且可以结合统一分配、专业教育、业务学习来进行。[21]关于师生关系，卢于道认为，“后来居上”对可爱的青年来说，是必然的;因此，要努力促进青年们的“后来居上”，这是我们做教师的责任。[22]
卢于道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深情地说：“深深感谢共产党指引我从黑暗走向光明，同时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真正为人类造福。”[23]
1985年8月4日，卢于道因患脑血栓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潜心研究探索精神奥秘，从教辅政刻求国家富强”，卢于道墓碑上的这副楹联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
注释：
[1]邵瀞容（卢于道夫人）：《干部自传》，见复旦大学人事档案第348号（1956年6月2日）。
[2]《先驱——纪念首届理事长卢于道教授》，《科学画报》，1995年第8期。
[3]同[1]。
[4]卢于道：《深情的关怀》，《复旦》，1979年1月15日第1版。
[5]《科学与民主不可分——人文科学家卢于道在蓉演讲》，《新华日报》，1944年11月6日第2版。
[6]卢于道：《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二）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九三学社开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第2版。
[8]《九三学社通过决议 要求停止各地内战》，《新华日报》，1946年5月14日第2版。
[9]徐常太：《忆卢于道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辑》（八）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新华社：《华东、西北军民盛大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