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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沿海城市对这句话的体会肯定很深刻。
依托区位优势，沿海发展迅速。
远离海岸线2000多公里的重庆怎么办？
“重庆是如此幸运——有一条天然河流，可以直达太平洋。”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秀模说。
溯内河向腹地要发展空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重庆要想实现跨越发展，就得好好利用长江。
束手缚脚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第三次来到朝天门，他将从这里登船考察长江三峡。
“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出发之前，邓小平留下这么一句话。
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朝天门码头就是重庆经济的“晴雨表”。
在建国初期，重庆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
坐拥长江上游航道中心的便利，以及完备的工业体系，重庆为何却“没啥大变化”？
“经济体制障碍是重要原因之一。”王秀模说。
反映在地区经济上，则是割裂开了地区之间的联系。
“地区横向联系十分微弱，地区经济长期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运行。”王秀模说。
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少有船直航到下游去，也很少有船从下游直接上来”。
作為一个航运中心，却缺少同沿江城市的横向联系，这就是重庆的一道“命门”。
1983年2月8日，中央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这首先在经济上赋予了重庆更多权利。”时任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说。
重庆开始期望有“大的变化”。
合纵连横
1985年8月中旬，“火炉”重庆的威势开始显现。
而此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却出现在另一个“火炉”——武汉。
廖伯康是被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的一句话吸引而来的——“武汉是一支即将射出去的‘利箭’，长江就是那把弓。”
放开了手脚的重庆，“也想借助长江飞出去”。
廖伯康同王群讨论的主题就是——加强横向联系、共同开发长江。
带着这个主题，廖伯康又先后前往南京和上海，均是一拍即合。
1985年12月，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以下简称“协调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成员有重庆、武汉、南京、上海。
而等到1986年12月在武汉召开第二届协调会时候，成员已扩展为23个城市。
经过三年多探索，1988年的第四届协调会确定了“抓区域、促流域，抓专题、促联合”的工作方针。
“抓区域、促流域”——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区域经济。
“抓专题、促联合”——要求各中心城市的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着眼于共同优势，把个别城市难以做到的事，通过专题协作加以解决。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协调会成员逐渐壮大——1996年，甚至不属于长江流域的宁波都加入进来。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开花不少，结果不多”。
2004年的数据显示，长江的水流量是莱茵河的6倍，而其运输量仅为莱茵河的1/6，长江航运的作用效能更是只有莱茵河的约1/40。
协调会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
机制保障
2005年11月27日，北京，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签下一纸协议——《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
这纸协议，事关全中国近一半的GDP。
协议中的七省二市，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人口占全国的38%，GDP占全国的46%。
而他们全是协调会的成员，这纸协议脱胎于2004年协调会的主题——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推进长江流域经济联动发展。
2004年，第十二届协调会在上海召开，主题即为“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推进长江流域经济联动发展”。
“黄金水道”为何成色不足？
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等因素影响，长江“黄金水道”横跨七省二市，航运体系建设一直面临“如何让大家都受益”的难题。
协调会成员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各有各的算盘，大家的力都没朝一处使。
“长江这条龙要舞起来，关键是龙头、龙身、龙尾三个支点要协调起来。”黄镇东指出问题的关键，要想沿线城市力朝一处使，必须建立一套利益共享机制。
于是从2004年开始，协调会开始着力打造一系列合作机制。
共建长江流域投资与贸易促进机制。
完善重大项目规划、重大决策沟通机制。
健全高层对话机制，把市长联席会制度化。
…………
一系列合作机制将很快发挥作用。
舞动长江
2008年整个4月，时任江津区招商局局长李勇一直都在连轴转。
一周，他带队出现在浙江。
一周，他带队出现在江苏。
一周，他带队出现在上海。
…………
他究竟想干嘛？
“我们在打一场沿江沿海承接产业转移的大仗。”李勇说。
一个月的忙碌，功夫没有白费——14个项目落户江津。
跟江津一样，在协调会合作机制推动下，重庆各区县展开了沿江产业承接大戏。
这种承接不仅是政府与政府合作，还有政府与商会、协会的合作。
2011年7月3日，阳光火辣。
在南岸区工商联工作暨非公经济发展会议的大厅里，重庆江苏商会会长张松林的心，也如窗外阳光般火热。
时任南岸区区长刘宝亚（现任区委书记），向包括他在内的21家重庆异地商会的会长颁发聘书。
与一纸聘书同来的，还有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委托招商引资协议书。”张松林说。
“商会人脉广，让他们去当说客，比政府更有说服力。”刘宝亚说。
成为招商顾问后，张松林开始主动宣传南岸区投资环境、招商项目，量身寻找合适的投资企业；对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他进行一对一跟踪式服务。
经过重庆江苏商会一番张罗，一批项目落户南岸。
2011—2013年，我市引进东部沿海地区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有19743个，平均每天“落户”18个。
因为“战果”辉煌，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为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依托区位优势，沿海发展迅速。
远离海岸线2000多公里的重庆怎么办？
“重庆是如此幸运——有一条天然河流，可以直达太平洋。”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秀模说。
溯内河向腹地要发展空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重庆要想实现跨越发展，就得好好利用长江。
束手缚脚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第三次来到朝天门，他将从这里登船考察长江三峡。
“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出发之前，邓小平留下这么一句话。
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朝天门码头就是重庆经济的“晴雨表”。
在建国初期，重庆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
坐拥长江上游航道中心的便利，以及完备的工业体系，重庆为何却“没啥大变化”？
“经济体制障碍是重要原因之一。”王秀模说。
反映在地区经济上，则是割裂开了地区之间的联系。
“地区横向联系十分微弱，地区经济长期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运行。”王秀模说。
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少有船直航到下游去，也很少有船从下游直接上来”。
作為一个航运中心，却缺少同沿江城市的横向联系，这就是重庆的一道“命门”。
1983年2月8日，中央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这首先在经济上赋予了重庆更多权利。”时任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说。
重庆开始期望有“大的变化”。
合纵连横
1985年8月中旬，“火炉”重庆的威势开始显现。
而此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却出现在另一个“火炉”——武汉。
廖伯康是被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的一句话吸引而来的——“武汉是一支即将射出去的‘利箭’，长江就是那把弓。”
放开了手脚的重庆，“也想借助长江飞出去”。
廖伯康同王群讨论的主题就是——加强横向联系、共同开发长江。
带着这个主题，廖伯康又先后前往南京和上海，均是一拍即合。
1985年12月，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以下简称“协调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成员有重庆、武汉、南京、上海。
而等到1986年12月在武汉召开第二届协调会时候，成员已扩展为23个城市。
经过三年多探索，1988年的第四届协调会确定了“抓区域、促流域，抓专题、促联合”的工作方针。
“抓区域、促流域”——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区域经济。
“抓专题、促联合”——要求各中心城市的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着眼于共同优势，把个别城市难以做到的事，通过专题协作加以解决。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协调会成员逐渐壮大——1996年，甚至不属于长江流域的宁波都加入进来。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开花不少，结果不多”。
2004年的数据显示，长江的水流量是莱茵河的6倍，而其运输量仅为莱茵河的1/6，长江航运的作用效能更是只有莱茵河的约1/40。
协调会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
机制保障
2005年11月27日，北京，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签下一纸协议——《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
这纸协议，事关全中国近一半的GDP。
协议中的七省二市，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人口占全国的38%，GDP占全国的46%。
而他们全是协调会的成员，这纸协议脱胎于2004年协调会的主题——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推进长江流域经济联动发展。
2004年，第十二届协调会在上海召开，主题即为“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推进长江流域经济联动发展”。
“黄金水道”为何成色不足？
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等因素影响，长江“黄金水道”横跨七省二市，航运体系建设一直面临“如何让大家都受益”的难题。
协调会成员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各有各的算盘，大家的力都没朝一处使。
“长江这条龙要舞起来，关键是龙头、龙身、龙尾三个支点要协调起来。”黄镇东指出问题的关键，要想沿线城市力朝一处使，必须建立一套利益共享机制。
于是从2004年开始，协调会开始着力打造一系列合作机制。
共建长江流域投资与贸易促进机制。
完善重大项目规划、重大决策沟通机制。
健全高层对话机制，把市长联席会制度化。
…………
一系列合作机制将很快发挥作用。
舞动长江
2008年整个4月，时任江津区招商局局长李勇一直都在连轴转。
一周，他带队出现在浙江。
一周，他带队出现在江苏。
一周，他带队出现在上海。
…………
他究竟想干嘛？
“我们在打一场沿江沿海承接产业转移的大仗。”李勇说。
一个月的忙碌，功夫没有白费——14个项目落户江津。
跟江津一样，在协调会合作机制推动下，重庆各区县展开了沿江产业承接大戏。
这种承接不仅是政府与政府合作，还有政府与商会、协会的合作。
2011年7月3日，阳光火辣。
在南岸区工商联工作暨非公经济发展会议的大厅里，重庆江苏商会会长张松林的心，也如窗外阳光般火热。
时任南岸区区长刘宝亚（现任区委书记），向包括他在内的21家重庆异地商会的会长颁发聘书。
与一纸聘书同来的，还有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委托招商引资协议书。”张松林说。
“商会人脉广，让他们去当说客，比政府更有说服力。”刘宝亚说。
成为招商顾问后，张松林开始主动宣传南岸区投资环境、招商项目，量身寻找合适的投资企业；对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他进行一对一跟踪式服务。
经过重庆江苏商会一番张罗，一批项目落户南岸。
2011—2013年，我市引进东部沿海地区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有19743个，平均每天“落户”18个。
因为“战果”辉煌，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为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