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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风云》：徐先生，您至今仍一袭旧衣，居住在未装修的老宿舍楼里，却在百岁诞辰自愿捐献出自己的稿费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子。您一生洁白朴素，这100万元积蓄，可谓您一生的心血。您就没有想过为您心爱的重孙留一笔跨洋留学的经费？或为自己留一份经济保障？
徐中玉：我1915年2月15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士镇一个清贫的家庭。我从小就体验过贫穷的滋味，家里没有一间房、一亩地。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就不得不辍学在家，为小工厂“摇洋袜”补贴家用了。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后来到邻镇去读初中，还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如愿的。我始终忘不了操劳了一天的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仍在纺纱织布，以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
我读寄宿生时，每学期的学费和膳食费等就要60元，而我得分两次才付得清。还记得那时候，每星期回家，家里给我的“优待菜”就是让我独自吃一碗蛋汤。
三年初中的寄宿生活养成我独立、自信、节约、俭朴，绝不愿麻烦人，也从不向人乞求的性格。
我的两个姑母家各有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表哥，他们的家境也相当困难，但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奋，最终都一次就考上清华，公费留学去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读硕士、博士，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我特别敬佩我的表哥，他們由于学业出色，中学、大学连连得到奖学金，学有所成。父母也以此激励我，要我“用心点”“有出息”的谆谆叮嘱，既是期望，更是我读书上进的动力和不甘人后的压力。
当时高昂的学费已使我的家庭不堪重负。初中毕业时，当得悉省立无锡中学的高中师范科不收学费，还供饭吃，毕业后可介绍我去县立小学教书，一心想继续学业的我去应考并被录取。
师范毕业后，我当小学教师两年，每月工资24元，在当时已不算差。我两年就积下了200元钱。有了这笔钱作学费，我才得以如愿以偿地考入设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进入山东大学后，我还必须先为第二年的学费做好准备。于是我试着写些文字去赚点稿费。我的文章在胡适编的《独立评论》，林语堂编的《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以及天津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千字的稿费才两三块钱。以写稿助学，我读完四年大学，如愿考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两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辗转教学，一生未出过校门，所有社会工作，全是无酬兼职。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艰苦岁月，我能理解那些想读书却没钱读的孩子的难处，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他们，尤其是那些上进心强、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可以说是今天我设“中玉教育基金”的初衷，用以帮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学生。
《检察风云》：青灯黄卷80年，可见您积攒这100万元多不容易。您捐出的是提携后辈的关爱之心，也是一位老教育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徐老，您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数十年，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您对现在我们国家、社会的文化传承怎么看？
徐中玉：对文化传承的自觉自省，对人类文明的深沉思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中国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文须有益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就是要我们自觉负起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情怀，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从小就深受国耻教育影响，对我们国家受尽屈辱的种种丧权条约气愤忧虑。那时，反对军阀时代的“二十一条”辱国条约，抗议“五三”济南惨案、上海“五卅”惨案……一年总有好几次。老师带着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游行，一路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我读书的小学礼堂，原是缅怀江阴抗清名将阎应元的纪念堂，他就是从我老家华士镇出山作战战死疆场的。对这些“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乡先贤，我景仰颇深。五年级时有位极受我们欢迎的语文老师陈唯吾，忽然被提去杀头，后来才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请愿抗日，我和无锡的高中同学也积极响应，一同卧轨、拦车。居安必须思危，忧患才能兴邦。这种融于血脉的忧患意识，已成为我们难以泯灭的家国情怀。
《检察风云》：由您的《自选集》“代序”——《忧患深深80年》可见，忧患意识是您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剥夺了20年研究和写作权利的反思。
徐中玉：回顾近几十年来，“反右”、“文革”在内的各种挫折，各种遭遇，忧患意识始终在我心头激荡不已。“文革”何止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一言堂”、文化专制，学术发展，社会风气，几乎都陷入绝境。对这样沉重的历史教训，决不能淡化，或者忘却。现今时常听到“我们一贯如何如何”，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就不是直面现实的态度，又如何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
《检察风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茶话会上强调，推进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能否谈谈您老的见解？
徐中玉：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效证明，而非从观念，非凭强制、压力而得。是否真有进步，要看大多数人是否感到实效，符合实践所得的证据。我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求真务实”是我企盼守住的基本原则。举例来说，做学问的人，治学若脱离实际，脱离本国及作品实际，空对空，肯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要被淘汰，治学必须务实，高谈教条空谈最容易，真懂艺术而又能写出来最难。如今的文化评论，只关注思想进步，不注重艺术，忽视情感也是通病;现在的文艺理论史家，没看多少创作原著，故也看不到多少新意。
文学既然是人学，即是人心民心之学，就要关注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是巴金所提倡的要讲真话。
《检察风云》：您老曾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20多年，带过五届研究生。您在学术研究和理论著述同时，十分关注整个社会与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时代精神。您对当下学术领域的创新问题怎么看？
徐中玉：古人有“文以载道”之说。做学问的人无论写些什么，都必须是有感而发，有益才说。如今有些人总还是习惯于说得多，做得少，如果这种讲套话、空话、千篇一律的作风不改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限于现代时间的观念，而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充实的观念。有些现代意识其实乃是文化传统中优秀部分的延伸和发展。《文心雕龙》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里面就有创新的问题。象苏轼这样的文人，做官也好，流放也好，倒霉也罢，得意也然，都不会放弃他自己的哲学。他的思想创新，还表现在他重实践而不尽信书，为人为文也很一致。关键就在于他能接受各种影响，诸如儒、道、释等，但综合百家，最后都化为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创新。
现在过分强调文化研究，甚至反而脱离文学文本，很难真起作用。谈得太大，很空。要有宏观的眼光，也要有微观的实力。应该结合实际问题来谈，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在文化研究和建设上，同样如此。我希望能够强调研究的个性、多元化，期待大家多讲些自己有体会、有经历的大实话。
如今提倡“和谐社会”。古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和为贵”，倡导应“和而不同”。强调尊重个性和独立见解的文化环境。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我国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名言。“百虑”，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矛盾，但能够经过沟通和协调而求同存异，达到一致，乃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证明了“殊途”是可能“同归”的。相反，“同而不和”就会误事。
还是回到创新的主题上来。文学不同于科学，新的不一定就好，老的也不一定就过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鼓励大家都能直抒己见讲真话，就会很幸福。能创新，方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采写：阿青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徐中玉：我1915年2月15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士镇一个清贫的家庭。我从小就体验过贫穷的滋味，家里没有一间房、一亩地。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就不得不辍学在家，为小工厂“摇洋袜”补贴家用了。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后来到邻镇去读初中，还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如愿的。我始终忘不了操劳了一天的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仍在纺纱织布，以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
我读寄宿生时，每学期的学费和膳食费等就要60元，而我得分两次才付得清。还记得那时候，每星期回家，家里给我的“优待菜”就是让我独自吃一碗蛋汤。
三年初中的寄宿生活养成我独立、自信、节约、俭朴，绝不愿麻烦人，也从不向人乞求的性格。
我的两个姑母家各有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表哥，他们的家境也相当困难，但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奋，最终都一次就考上清华，公费留学去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读硕士、博士，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我特别敬佩我的表哥，他們由于学业出色，中学、大学连连得到奖学金，学有所成。父母也以此激励我，要我“用心点”“有出息”的谆谆叮嘱，既是期望，更是我读书上进的动力和不甘人后的压力。
当时高昂的学费已使我的家庭不堪重负。初中毕业时，当得悉省立无锡中学的高中师范科不收学费，还供饭吃，毕业后可介绍我去县立小学教书，一心想继续学业的我去应考并被录取。
师范毕业后，我当小学教师两年，每月工资24元，在当时已不算差。我两年就积下了200元钱。有了这笔钱作学费，我才得以如愿以偿地考入设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进入山东大学后，我还必须先为第二年的学费做好准备。于是我试着写些文字去赚点稿费。我的文章在胡适编的《独立评论》，林语堂编的《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以及天津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千字的稿费才两三块钱。以写稿助学，我读完四年大学，如愿考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两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辗转教学，一生未出过校门，所有社会工作，全是无酬兼职。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艰苦岁月，我能理解那些想读书却没钱读的孩子的难处，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他们，尤其是那些上进心强、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可以说是今天我设“中玉教育基金”的初衷，用以帮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学生。
《检察风云》：青灯黄卷80年，可见您积攒这100万元多不容易。您捐出的是提携后辈的关爱之心，也是一位老教育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徐老，您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数十年，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您对现在我们国家、社会的文化传承怎么看？
徐中玉：对文化传承的自觉自省，对人类文明的深沉思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中国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文须有益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就是要我们自觉负起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情怀，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从小就深受国耻教育影响，对我们国家受尽屈辱的种种丧权条约气愤忧虑。那时，反对军阀时代的“二十一条”辱国条约，抗议“五三”济南惨案、上海“五卅”惨案……一年总有好几次。老师带着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游行，一路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我读书的小学礼堂，原是缅怀江阴抗清名将阎应元的纪念堂，他就是从我老家华士镇出山作战战死疆场的。对这些“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乡先贤，我景仰颇深。五年级时有位极受我们欢迎的语文老师陈唯吾，忽然被提去杀头，后来才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请愿抗日，我和无锡的高中同学也积极响应，一同卧轨、拦车。居安必须思危，忧患才能兴邦。这种融于血脉的忧患意识，已成为我们难以泯灭的家国情怀。
《检察风云》：由您的《自选集》“代序”——《忧患深深80年》可见，忧患意识是您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剥夺了20年研究和写作权利的反思。
徐中玉：回顾近几十年来，“反右”、“文革”在内的各种挫折，各种遭遇，忧患意识始终在我心头激荡不已。“文革”何止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一言堂”、文化专制，学术发展，社会风气，几乎都陷入绝境。对这样沉重的历史教训，决不能淡化，或者忘却。现今时常听到“我们一贯如何如何”，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就不是直面现实的态度，又如何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
《检察风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茶话会上强调，推进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能否谈谈您老的见解？
徐中玉：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效证明，而非从观念，非凭强制、压力而得。是否真有进步，要看大多数人是否感到实效，符合实践所得的证据。我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求真务实”是我企盼守住的基本原则。举例来说，做学问的人，治学若脱离实际，脱离本国及作品实际，空对空，肯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要被淘汰，治学必须务实，高谈教条空谈最容易，真懂艺术而又能写出来最难。如今的文化评论，只关注思想进步，不注重艺术，忽视情感也是通病;现在的文艺理论史家，没看多少创作原著，故也看不到多少新意。
文学既然是人学，即是人心民心之学，就要关注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是巴金所提倡的要讲真话。
《检察风云》：您老曾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20多年，带过五届研究生。您在学术研究和理论著述同时，十分关注整个社会与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时代精神。您对当下学术领域的创新问题怎么看？
徐中玉：古人有“文以载道”之说。做学问的人无论写些什么，都必须是有感而发，有益才说。如今有些人总还是习惯于说得多，做得少，如果这种讲套话、空话、千篇一律的作风不改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限于现代时间的观念，而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充实的观念。有些现代意识其实乃是文化传统中优秀部分的延伸和发展。《文心雕龙》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里面就有创新的问题。象苏轼这样的文人，做官也好，流放也好，倒霉也罢，得意也然，都不会放弃他自己的哲学。他的思想创新，还表现在他重实践而不尽信书，为人为文也很一致。关键就在于他能接受各种影响，诸如儒、道、释等，但综合百家，最后都化为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创新。
现在过分强调文化研究，甚至反而脱离文学文本，很难真起作用。谈得太大，很空。要有宏观的眼光，也要有微观的实力。应该结合实际问题来谈，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在文化研究和建设上，同样如此。我希望能够强调研究的个性、多元化，期待大家多讲些自己有体会、有经历的大实话。
如今提倡“和谐社会”。古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和为贵”，倡导应“和而不同”。强调尊重个性和独立见解的文化环境。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我国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名言。“百虑”，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矛盾，但能够经过沟通和协调而求同存异，达到一致，乃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证明了“殊途”是可能“同归”的。相反，“同而不和”就会误事。
还是回到创新的主题上来。文学不同于科学，新的不一定就好，老的也不一定就过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鼓励大家都能直抒己见讲真话，就会很幸福。能创新，方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采写：阿青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