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吃到過的最好吃的包子，居然是在东京池袋站附近的一家小店无意中买到的，比国内一些排长队才能买到的包子好吃很多。这样的评价可能有人不服气，毕竟包子是中国特产，而且吃东西的口味人各有异，我觉得好吃的不一定就真的好吃。
　　日本人的学习能力很强，甚至有把别人家的特产做得更地道的本事。100多年前，日本人师承苏格兰学会了酿造威士忌，但今天日本已经能生产出全球最好的威士忌，在每年的世界威士忌大赛（WWA）中都能叫板曾经的老师，捧回大奖。
　　不仅是包子和威士忌，在企业管理这件事情上，日本人也一度超越了他们的“师父”。

经济奇迹背后的“戴明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陷入衰退，劳动生产率下降、股市疲软，正当美国人感到迷茫的时候，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NBC）播放了一部纪录片《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部影片介绍了日本在二战后取得的一系列经济奇迹，并反思美国制造，提出以日本为师。
　　有趣的是，一位在美国寂寂无名的管理专家爱德华兹·戴明出现在电视上，他向美国观众介绍了日本企业是如何在一群美国人（当然包括他自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提升生产品质和效率的管理革命，从而在二战后的废墟中重建经济，并在家用电器、汽车等领域从美国人手中抢走了很大一部分市场。

　　节目播出后，戴明博士在美国的声名直追彼得·德鲁克，随后福特汽车公司派人登门拜访，聘他为顾问，每个月与公司总裁开一次早餐会，讨论公司方方面面的工作。
　　戴明出身平民，半工半读念完高中后，考上了怀俄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后来一路深造，28岁的时候获得了耶鲁大学数学、物理双博士学位，之后做了几十年的统计顾问，为政府和企业工作。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建设百废待兴，1950年6月，年近50岁的戴明受日本科学技术联盟（JUSE）邀请赴日讲学。他先在东京进行了为期8天的《质量统计的管理》课程讲授，后又在离东京不远的温泉胜地箱根为企业高管们讲了一天《针对经营者的品质管理》课程。JUSE是这样评价这次培训的：“戴明博士浅显而恳切地讲解了统计质量管理的基本知识，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国质量管理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8天的课程笔记被整理成《戴明博士质量统计控制讲座》的小册子竞相传播，戴明博士随即慷慨地把讲义的版税捐赠给了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为感谢戴明的厚意，并永远纪念他的友谊和成就，JUSE时任专务理事小柳贤一提议以讲义版税为基础基金，设立戴明奖，用于奖励日本在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中有杰出成就的个人和组织。
　　今天的“戴明奖”已运营了70年，并成为世界三大质量奖项之一；同时，戴明博士在课程中讲授的“PDCA工作法”（这个概念由现代质量管理的奠基者，美国工程师、统计学家沃特·阿曼德·休哈特提出）已成为日式管理DNA的一部分，被尊称为“戴明环”。

工程师基因

　　所谓“日式管理”的基础均出自美国，在戴明博士之前，第一个为日本系统引入美国现代管理方法的人，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打算把日本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社会，由麦克阿瑟将军全面主持日本社会改造，但占领之初，日本公共通信系统就是一片废墟，电台、电话系统几乎不能用，社会改造所需的公众沟通渠道不畅，必须重建。
　　由于美国国会拒绝出资为日本购买通信设备，麦克阿瑟将军只能扶持日本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他组建了一个民用通信部门CCS（Civil Communications Section），从美国招募工程师，帮助日本企业生产符合质量要求的通信设备。
　　CCS负责指导日本企业的三位工程师分别是萨若松、波尔金霍恩和普罗兹曼，后来被日本人称为“西方三贤士”，他们不仅向日本学生传授生产技术，还开设了当代美国管理方法的课程，传授现代企业组织设计、“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明确要有超越盈利之上的组织目标等优秀的管理实务。
　　松下、索尼、NEC、富士通等企业都是CCS培训班的学员，在它们学到了先进的管理方法之后，又带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把这些方法论教给日本其他行业的公司。美国占领结束后，为了把CCS的最佳管理实务分享给整个日本工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团联）旗下的培训机构继续实施CCS的培训工作，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松下电器还再版了CCS的培训手册，把CCS信条再次介绍给全体松下员工。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去逛日本的书店，德鲁克的书籍依然占据着管理类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德鲁克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公司的概念》于1946年出版后，在美国还没产生什么反响，就被翻译成日文并受到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追捧。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德鲁克每两三年就去一趟日本，甚至得到了天皇的礼遇。德鲁克曾经不谦虚地说，日本人认为他在1954年完成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为日本的经济成功和工业成就奠定了基础。

真正善于学习的人，都是先做好徒弟，再超越师父。日本人学东西讲究‘守、破、离’，这本是日本剑道的学习心法，后来发展到其他领域。

　　另一位质量管理的领军人物约瑟夫·朱兰博士，他是罗马尼亚裔美国人，同样被认为是与日本现代管理成就紧密相连的人。他于1951年出版的《朱兰质量手册》被誉为“质量管理领域的圣经”。1954年，他应邀到日本举办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后来被认为是以质量为重的日本战后工业经济的基础，他还因此获得了日本天皇授予的“勋二等瑞宝”奖章。 　　但是，朱兰并不觉得自己对日本有多大贡献，他曾说：“就算我和戴明一直待在家里，日本照样会有世界一流的产品品质。”
　　可以说，麦克阿瑟麾下的西方三贤士、戴明、朱兰、德鲁克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奠定了日本管理的基础，因为他们大多是工程师和统计学背景，而非在商学院课堂上创造管理概念的学者，所以造就了“日式管理”也非常注重现场、痴迷数据分析和不断改善的特性，但其负面影响是让MBA教育在日本一直处于管理界的非主流地位。当今中国互联网产业崛起，大量的IT工程师也走上了管理岗位，这必定也会为“中国式管理”的崛起创造机遇。

所谓“日式管理”，不过是“向强者学习”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先进的国家，他们在隋唐时代向中国学习，引入了汉字、佛教、儒家思想和政治制度；在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向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学习，完成了近代社会转型；在二战失败后，又转而向曾经的“死敌”美国学习，即使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也会被日本企业管理者们奉为圭臬。日本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你真的比他强，就愿意心悦诚服地向你学习。
　　我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能放下身段向强者，甚至征服者学习，和这个民族的谦虚气度无关，而是与他们的文化基因有关。
　　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一样，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但其中的“士”并不是类似于中国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而是指武士阶级。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士与武士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章好坏的评价标准因人而异，没有公认的第一，而武功高低的标准简单明了，打一架就能分出胜负。所以，天下文人相轻，而武人则愿赌服输、肯向强者臣服。
　　人类的知识和技艺是一代代传承的，在企业管理领域也是如此。但传承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失传”，一种是超越。前一种模式中，最伟大的大师通常是开宗立派的人，之后便一代不如一代，最終大师的后人堕落成了江湖骗子；而在后一种模式中，开创者只是伟大事业的基石，后人在其基础上不断迭代、精进，从而达到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失传”的东西越多，越代表文明在没落；超越的高度越高，越证明文明在发展。
　　真正善于学习的人，都是先做好徒弟，再超越师父。日本人学东西讲究“守、破、离”，这本是日本剑道的学习心法，后来发展到其他领域。“守”是指把老师教的东西不折不扣地消化吸收，达到纯熟境界，“破”是指在原有规范基础上的突破和创新，而“离”则是实现了全面超越，达到前人未曾企及的高度和境界。华为公司在引进IBM管理模式时，任正非所主张的“先僵化、后固化、再优化”，其实也是一种“守、破、离”。
　　全世界的管理都是相通的，越是了解日本管理的发展脉络，就越能明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日式管理”，人们看到的日式管理，其实是对现代“美式管理”的继承和发展，是日本管理者们在彻底吸收了美国现代管理体系后，又为管理学进步作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