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史上，曾有“行”“利”之分。所谓“行家”一般指那些以画为职业，以画画为谋生手段的画者，而所谓“利家”则是指那些著书立说或官差公务之余，借以笔墨抒发胸臆，表现性情的“业余”画者。而恰恰就是这“行”“利”之分，成为文人品评画格高低之别的一道界线。“利家”自然被推崇，而“行家”则遭受贬斥。时过境迁，当今的画坛在物欲横流的世风浸染下，早已是“行”利”难分，以世俗好恶以及市场价码为艺术尺度已成为书画界的流行现象。以笔墨书写真性情者不说寥若星辰，至少不再是多数书画者的价值取向了。龚光万却是栖息在现代都市中的为数不多的“利家”，他供职于政府机构，具有公务员身份，有着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每天上班要处理繁杂的公务，时常还要出公差，然而，在他外在职业身份的背后，支撑着他整个精神世界的却是书画艺术，公务之余的全部时间，他都在行笔运墨中构筑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挥毫泼墨中写情寄意“聊以自娱”，这是在物质主义时代有真性情者才可能有的一种有品味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我们在其作品中体悟到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精神品质乃至艺术最根本的功能价值。
　　龚光万的生活态度及他的艺术历程的确是沿袭着传统文人的脉络而伸展开来的。他自己原来并没有要当书画家的预想，出生在川北嘉陵江畔的龚光万，少年时代在帮助父母耕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田边江畔读自己喜爱的书，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现代的基础科学读物，都使他如痴如醉，那些醇厚的文字和迷幻般的符号，为他开启了未知世界的大门，少年的梦想也随着山间漂浮的白云而放飞。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拨乱反正的风暴，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青年龚光万的命运。在传统春节的欢快氛围里，他成为那个川北小镇第一个拿到著名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幸运者。人们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他所学的专业在当时应该是被不少人羡慕的一一他进入了一所历史名校的化学工程专业学习。如果，他坚定地沿着这个专业路子走下去，以他的聪颖和意志，或许会成为一个在专业领域里成就斐然的学者。然而，或许是他少年时代乡村林泉田园以及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的陶冶，还有山坳峰顶烟岚云雾赋予了他特有的想象力，他对艺术有一种特殊向往和渴求。一天，他走进在国内大学中文物书画量最为丰厚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目睹了明清及近现代书画名家的真迹，那力线律动的原野，那墨色交错的世界强烈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在迷蒙中依稀看到了心灵的归属地、唏嘘到精神家园的气息。从此，这位化学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完成本专业必修课程的同时，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书论、画论、名家书帖、画作的研读中。在读书与临帖习画过程中，他仿佛在与古人、前人进行着精神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他越发感受到中国文化精粹的博大精深，越发感到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富足。正是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选择中，龚光万走上了书画的道路，书画成为了他写情寄性的最佳方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失的精神领地。被动地将一个领域作为职业的选择或谋生的手段，未必就有快乐，而只有心灵的选择，才可能带来精神的逍遥。
　　大学毕业后的龚光万，工作岗位和地方有过很多次转换，可他一天都没有松懈过对书画的研习与创作，三十多年过去了，已是人到中年的他，在书画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当今书画界一位实力派人物。有意思的是，这位书画界的实力派人物，至今，仍然游离于书画专业单位之外，仅以“业余”身份执著地用笔墨抒发自己的性情。他深谙中国书画“移情谴性”“聊以自娱”的精髓，他的态度令人想起《庄子·田子方》那位超然脱俗，面对世俗权贵却依然“解衣般礴”的“真画者”。
　　龚万高非科班出生，也没有出入门第的经历。所以，他难以归入哪一门派。但是，他并非是无师自通，他最直接的老师就是传统和自然，他以自己特有的艺术灵性来解读传统和自然。正因为如此，他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块垒，自由地遨游于前代大师创造的传统之中。在书法方面，他仔细研读从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到黄挺坚、赵孟頫的书法艺术;在绘画方面，他对苏东坡、倪云林、徐渭、石涛、八大山人、髡残情有独钟;对现当代的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朱屺瞻的绘画艺术更是喜爱有佳。对于他们的作品和所有前人的名作，他除了直接临摹外，他更善于“心临”，用心去揣摩历代大师的笔墨，走进他们的心灵，去把握笔墨背后的精神世界。正所谓“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古人之迹”。在博大深厚的书画艺术传统中，感悟到：所谓书画，皆为“心画”，无不是艺术家心灵轨迹的一种外化形式，书画家的胸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画品格的高低。所以，学习传统，与其模仿前人之迹，莫如去师传统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认识，龚光万研读书画的时间，远比直接临摹前人作品的时间多得多。
　　在龚光万看来，中国书画从本质上讲，都是表现性艺术，其精神内核是塑造与传达诗性意境。他总能在水墨大写意的画风中，寻觅到与自己内在精神的契合点，因而，他对徐渭、石涛、傅抱石等名家更是推崇备致。在他自己的书画创作中，他总是随性而发、随意而写，笔随情而行，墨随意而出，不刻意追求“形似”，重在表达自我的心意和心绪。
　　就中国书画的关系来看或从艺术的本质上讲，艺术是不可分类的。“书画同源”的道理在此不必赘述，画科的分类往往也是从研究的方便进行梳理的结果。一个有创意的艺术家，不会将自己囿于一方天地中的，一切对象和题材都可能成为写情寄意的载体。我们难以将龚光万按传统画科来划分，他擅长山水，也精通花鸟，在人物画方面的造诣也不浅，书法方面更是篆、棣、行、楷、草无所不能。一个人要成为某一具体领域的行家并不难，要成为一个能驾御多种艺术题材和艺术形式的人，是需要天赋和特殊才能的，龚光万无疑具备这样的天赋和才能。山水、花鸟和各种书体，他皆能运用自如，不说是无所不能，至少可以说他没有因“画地为牢”，从而赢得世俗的什么“张老虎”“王葡萄”“李竹子”“钱兰花”之类的雅号。有人说龚光万，难以按书画的门类归队，这是他明显的“缺点”，恰恰是这种评判，给予了他一种有价值的褒奖。因为，画科的疆界是人为的，任何题材和对象都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的载体。随心所欲、为我所用，這是创作性艺术家应该具备的能力。画匠与画家的区别或许就在于专于一门与善于用多种题材表达胸臆的差别。龚光万多方面的擅长，得益于他没有门派，更得益于他表达的欲望和对艺术本质的深切理解。 　　虽然龚光万是个书画的多面手，但是，其绘画作品多以山水、花鸟为主。品味他的山水画，能感受到蜀山川江的特有韵味。他的山水画最重要的特色与其说来自对西蜀山川的观察与写生，还不如说他在抒写一种历史的记忆与心灵的体验。他说，儿时川北丘陵的恬静幽淡景色是抹不掉的记忆，即使生活在现代都市里，闭目皆为起伏的山峦与原野、高山流云与疏林修竹。于是我们看到，其山水画没有那份雄奇与傲兀，却充满着质朴与灵动的气息，令人想起陈子庄笔下的丘壑。只不过，其画风比陈子庄多了一点枯拙味。
　　在花鸟画方面，龚光万画得最多的鱼和鸭。这些创作的母体何尚不来自于他儿时的记忆呢。鱼的灵动、鸭的悠然是自然灵性的点缀。恒常的山水与变换的鱼鸭，构成的动静图象，这就是刻印在少年龚光万心灵的视觉记忆。所以鱼的千姿百态，鸭的万种风情都在他的笔下自由的演绎。一个在都市中生活得很长久的画者，往往从梦呓般的儿时记忆中找到释放心灵的视觉图象。作为观赏者的我们，也能够在咫尺间，寻觅到心灵栖息的境地。
　　传统与自然是龚光万的两位最直接的老师，于是，细读其作品，既不失中国傳统绘画艺术特有的规范与品质，有一种大师的气息扑面而来，也能感受到自然的天真与平淡。这种美学品格，只能是传统的“酵母”溶于心灵对自然的体悟中才能获得的。
　　揣摩龚光万的书画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就其艺术风貌的主要特色作出这样一个评述：首先其书画艺术是相得益彰。这一点他完全依循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家行进轨迹。书画一体，书画同法，对于古人来说基本上是天经地义一种认同。然而在今天，要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并非易事。龚光万精通各种书体，但并不囿于一家，如果说其书法的品质或许只能用尚意书风来评价。其书风之“意”以“逸”为基调，表现出或扑拙、或奇巧、或奔放、或端雅，变化多端，其中不乏禅风画意。其绘画作品，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无不在点线的流动中，呈现出书法的功力和贯气，那简洁明快的用笔，或行、或草、或篆、或隶，总不乏书法的笔势与内涵。其二，其绘画水墨变化丰富，着重于水的运用。龚光万认为墨之变化除了得益于用笔的变化外，重要的就是用水的掌握。正是水的参合变化，墨即生发出丰富细微的变化。他的作品无不在单纯的水墨中，追求细微的色彩感与空间感。因而其艺术语言在整一中不乏丰富，在单纯中又见变化。心灵的丰富与胸中的逸气，在水墨的运化中激荡开来。让人体味到“点有情、线有意”，一点一划都是心灵外化轨迹的中国画的美学韵味。其三是生拙简率的意趣。在文人书画的趣味追求中，往往以简洁、生拙为贵，而忌讳巧密与甜俗。明代顾凝远日：“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深致也。”龚光万的书画行笔运墨，挥洒自如，但不油滑，在圆熟中透溢出骨力与拙味，在不欲求工不刻意雕琢中显露出天然之趣。再就是其书画之笔墨不乏文雅之气，但其整个作品决无荒寂萧煞的气息，而充满朴实灵动的生机。在山石疏林、流云涧水、游鱼嘻鸭及幽兰野菊中，透溢出作者对自然、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之情。他在笔墨的行运与挥洒中、在代山川而言，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诗性与才情、超然的胸臆得到了最自由的流溢与抒发。面对其作品，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中文化人的心灵指向。
　　龚光万在书画艺术上已可谓成就斐然，但就一个书画家艺术年龄来看，他还算时值“当年”，他要走的路还长，他没有执着于艺术还是游荡于仕途的苦恼。年轻时的他已经有了一次舍弃与选择，渐入佳境的他，将书画艺术视为生命的他，在通向精神家园的路上充满着自信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