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从台湾来到北京，想要做自己的设计工作室。2013年，刚好碰到大栅栏改造的机会，我在杨梅竹斜街成立了Book Design Shop，想推一些有意思的设计跟阅读的作品。在这之前的一年，荷兰Ubi Gallery已经进来，主要展示的是首饰设计和当代陶瓷作品；而在我的同时期，Soloist咖啡馆与铃木食堂、服装店Triple Major也开业了。
　　现在看来，杨梅竹很珍贵，这样的模式也没有办法轻易复制到别的地方。我后来在厦门和台北都做文创，但不一样。像杨梅竹斜街这样一个由西城区地方政府、广安控股，以及大栅栏跨界中心与所有我们这些商家一起共同来参与并且参与的人都很专业的项目，这样一个经验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对我来说，能够在这里生活长达5年的时间，是人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013年到2017年是杨梅竹斜街很黄金的一段时间。这里开始变得有趣，不管是本地的居民，还是我们自己这样的年轻人和根本不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到大栅栏都会非常开心。有些外国人在街头放艺术片，会发现来的人也不是他们预期的，就是一些街坊老人。然后老人们看不懂、看不顺眼会直接说“这是啥东西啊”，我第一次参加北京设计周的时候就听到本地大妈说：“这很丑啊，这也叫设计？”但这正是大栅栏胡同的活力和魅力所在。

　　2014年和2015年的时候，来的媒体特别多，也是杨梅竹最出名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是我最不会赚钱的时候，这种状态其实也反映了整条街的状态。《周末画报》直接就写杨梅竹是非商业环境的一个代表。但非商业环境的另一面其实是大家非常认可这个地方不是传统的商场，它很有趣，有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空间、有意思的改造。在这里，赚钱的人很少，大家都在玩理想，玩一些新的模式。
　　这时的杨梅竹的确有一种试验的味道。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些空间，各自团队都有自己的本事，那你们就来改一改。这里面也没多少人是专业做建筑或者室内空间的，但是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特色的空间。因为没有太多的设定，反而吸引到了我们这一群很有梦想或者说很想玩玩东西的人，结果各自玩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你可以发现有些人的招就比较高，比如Triple-Major，很多人质疑Triple-Major这个店的销售到底能不能维持运营，但它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一个买手店，它还有多重身份，也不是为了在杨梅竹赚钱而去的，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它。
　　当时还有人担心杨梅竹会出现纽约SOHO区那样的士绅化现象，担心地价上涨，然后穷人都被赶走。但事实证明没有，南城百年来都没怎么变过。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地不私有。而且迄今为止，大部分房屋还是产权不清，这里的居民维持着较低的生活水准、相对其他胡同区域来说环境比较破败，住的人也并不是有钱人。
　　后来，这同一批人又去操作了北京坊。但北京坊是一个完全商业的世界，要迎合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这些人都是开着车来的，也有全家来消费的，所以你看到的业态就不一样。我记得2017年2月的时候北京坊就试着开放，那时还只有几家餐厅，没有太多商家。2017年10月的时候北京国际设计周在这里举办。到了2018年6月北京坊正式开幕，WeWork、Muji Hotel，Starbucks Reserve都开了。
　　把这些放在天安门广场南边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資源的倾斜。团队、设计周的资源、好玩的项目、共同举办的活动和市集，在2018年也从杨梅竹消失了。2018年，大栅栏第一次没有了设计周，要知道，从2012年开始，大栅栏是北京设计周很重要的一个场所。
　　而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为什么胡同里的这些已成熟的项目轻易就被转移了？大栅栏这种古老的街道，里面许多空间有自己的展览，它有趣、有纹理、有历史脉络、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在北京坊这样的购物中心氛围中。
　　空间的可变化跟可探索性，这些东西在北京坊没有。2017年设计周，我去北京坊租了场地，花了很多心力和不少资金去组了一个北京坊的设计周项目。我觉得北京坊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可能性，我没法进去开一个200平方米的店，因为它租金贵，但我可以去里边玩。所以我在里面办了个展览，但结果是效果并不理想。与胡同相比，它首先限制了你能够展示的时间，其次它没有商业性的展示，因为那里的消费群体不是我们这类创意品牌的消费客群。
　　来杨梅竹的是什么人呢？我所看到的来我店铺的人群就两种，一个是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创意产业的人，这些人他们有消费力，然后大家在这边也会有很多的火花擦出来。这是大概2015年左右。在那之后来的一群人，应该是这些产业的年轻人吧，他们会觉得胡同真有趣，胡同真有意思，他们不喜欢去商场里，然后他们会来这边，而且他们会一直来。像大小咖啡这样的品牌，它去商场也开过店，但是它有机会还是要钻到胡同，为什么？因为就有一群觉得商业性不是这么弄的人，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玩的是新商业的人，他在北京一定要去找到这种老空间。
　　也是在这一年里，来的人已经是最多了，媒体曝光也多了，但我自己却没有在赚钱，所以我赶快转型变成一个更多东西的零售店铺，就包括了后来的瑞士包品牌Freitag的销售，它的永续概念也符合我工作室的价值观，后来才摸索出了一个在杨梅竹付得起房租的方式。
　　但明显感到的是，从2017年开始这边就没有太多新东西了，而且不有趣了。慢慢一些人在消失，2017年Ubi Gallery因为店主要离开北京就关闭了，隔壁炭儿胡同的咖啡馆Living Room也关了。我自己也对新阶段有了一些构想，到了2018年10月的时候，书店这一块就等于结束了。
　　那时候刚好前门东在兴起，我就去看看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发现以前很破烂的院子现在都没了，现在有一些墙立起来了，都非常漂亮。胡同的街道、尺度也正符合理想中胡同的样子。以后这里也会有国际高级酒店、餐厅、高级住宅，我意识到，前门东未来会示范一个胡同的形态，这个胡同的形态就是街道的纹理，街道的宽窄，可能都与清朝的地图是一样的。这条河也在，这一片绿地也在，这个胡同也没有变，只是里面的院落是重建的。所以外地人来到北京的时候，也许大家都很喜欢去这个地方走走，因为它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古代的感觉。五年十年内，它会变成一个外地人看到的北京：是古味的，但又是未来 的。
　　我想前门如果未来真的变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地的话，那时候人们大概会说：“这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式的主题乐园”。
　　中国式的主题乐园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个城中心也好，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后有可能吸引到国内国际的观光客，他们来到北京以后就会来这里参观旅行。其实没有人会在乎十年前我们现在的人怎么生活啊，他们要看的东西、他们要看的内容、他们要消费的内容是什么，那个可能才是重点。
　　这就像，你要问我北京坊成不成功，我觉得，还有一个思路是它有没有成功吸引到那些中产阶级消费群体，跟它的目标有没有差得很远呢？这种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有时候可以严肃，有时候就可以说赚钱与否。我不知道，看你要取得的是什么标准。
　　所以我也常常在跟朋友讲，其实我们现在在关心的这些事情或许放到十年以后，也只不过是一个怀念的对象。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拆掉了上千条胡同，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段是改造而不是拆掉，姑且不论它改造得怎么样，但胡同总是存在的嘛。十年后，再来回想我们在杨梅竹的日子，那其实就是偶尔、非常难得地出现了一个前门大栅栏胡同改造计划，它只是这个历史时光中的一道闪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