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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物、移动支付、线上挂号，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便利的科技反而带来不便：疫情期间，扫不出健康码而徘徊在小区外，使用不了移动支付在难以找零的超市着急，起大早去医院排队却失望而归……
智能时代，如何不让老年人成为数字生活的局外人？
被数字化“隔离”的老年人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增至2.54亿。生活中，因不会、不敢使用智能设备给很多老年人造成困扰。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根据防疫规定，取消现场挂号服务一事引起老年人的异议。“我不会用手机，有事儿用座机就行，丢了多麻烦。”今年86岁的老人张军福称，原来儿女给他买过一部老年手机，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一次，拿着去公园弄丢后，他再也不用了。“儿女每周都来看我，还给我买很多东西，更不用手机支付了。我没事儿就在楼下遛弯，和老朋友聊聊天。”
张军福表示，有时候去医院挂号开药，虽然有志愿者指导如何操作自助挂号机，但用了一辈子人工挂号，还是不习惯。“有时候好多人排队，我眼神不好看不清，就怕人家催，要是没有人教真不行。”
《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只有17.4%的中老年人经常用。有媒体调查发现，很多老年人对智能设备有怀疑和畏惧心理。
“万一哪个键按错了扣了钱，或者在网上遇到骗子，那可怎么办？”杭州九堡街道的李奶奶聊起使用智能手机时无奈地说，孩子们都说要给她买个智能机，但平时除了打打电话，其他功能基本用不上。“家里的智能电视，有时候儿女们面对面教会了，但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平时孩子们工作忙，也不想打扰他们。”
从李奶奶的话中不难发现，老年人们不是不想拥抱智能时代，对他们而言，网络上年轻人信手拈来的操作，对他们而言却是很难跨越的“数字鸿沟”。
“不是没教过，也不是不想教，只是感觉每次花很多时间教完，父母下次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宁愿老人有需要时帮他们操作。”李先生在年初疫情期间曾尝试教父母如何用手机买菜，像打开App、选择超市、查询菜品、下单付款，这些自己一分钟就能搞定的操作流程，对于父母来说，要教上好几遍，他们时不时蹦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似乎每一步操作都存在重重障碍。
“用智能手机怎么聊天、怎么付钱、怎么拍好看的照片，女儿空闲下来的时候会偶尔教我一点，但是她太忙了，我一般不打扰她。”杭州的张爷爷说，年轻一代忙于工作，让很多想要学习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再加上大多数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都是子女淘汰的，对他们来说，这些智能机的操作并不简单，而且老年人的手指较为粗糙，时常会发生老人连按数下，触摸屏却毫无反应的囧况。
腾讯一项关于《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的结果显示，基础性操作是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最大问题，其中应用使用与功能操作障碍占比46.7%，手机系统设置与维护障碍占比41.2%，不知如何下载App占比32.7%，一系列的注冊、登录、支付等问题，成了老年人触网门槛，部分老年人由于跟不上社会变迁的节奏，在“数字化生活”中逐渐被淘汰。
“潮生活”遭遇“现实尴尬”
“退休之后害怕与社会脱节，就慢慢学会网购、拍小视频、微信转账、滴滴打车等时兴应用程序，把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这叫‘与时俱进’。”西安市未央区的李玉阿姨挺“时髦”，退休8年，玩起电子产品一点也不逊于年轻人。而像李玉阿姨这样“时髦”的“新老年”也不少，他们刷抖音、点外卖、懂网购、满世界旅游……他们的晚年生活不再是“退休围着儿孙转”，而是“努力拥抱潮生活”。
比如，在抖音上，78岁高龄的“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凭借着与年龄形成鲜明反差的形象与气质，以及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拥有一千多万粉丝，成为不少老年人心中的“网红”。
时尚弄潮儿的“精致流”“新老年”备受追捧，金句不断、率真自我的一大批质朴可爱的爷爷奶奶也在自媒体上走红，秀厨艺、分享养生知识的“专家流”们更善于运用网络平台，自导自拍自演，成为众多“老年粉”的心中偶像。
但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在“新老年”和“潮生活”之间，仍横亘着“数字鸿沟”“观念桎梏”“家庭束缚”等障碍。
对于“新老年”群体来说，“潮生活”不只意味着能自如使用现代智能设备、跟上时代的步伐，敢于追求自我、发展自己的爱好、遵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也是越来越多“银发族”的心中向往。
张老是一位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老年”。退休后的他成为一名旅游达人，每年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各地“旅居”。“闲不下来，我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住上一段时间，丰富自己的人生。”张老说，多年来的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的积蓄，再加上退休工资，虽然每趟旅行要花费几千到数万元，但生活也算宽裕。
然而张老的“爱好”却不被儿女支持。“他们说老人就应该多留点钱养老治病，少出远门，这样不安全，他们也不放心。”张老说来有点委屈，还多次和儿女争辩，“我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晚年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弥补一生的遗憾，这样也不行吗？”
更为普遍的是家人、社会对老人情感生活的“囚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丧偶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27%左右，约为4748万。许多丧偶老人的情感生活一片荒芜。“年轻人离异再婚已经能被社会接受，老年人丧偶找老伴却有极大的社会阻力。”一位老人非常无奈，中年丧偶后的他孤独寂寞，曾经有合适的对象想要再婚，家人却极力反对。
多方合力让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20年3月和6月前后两次调查的数据显示，仅仅3个月，老年网民占总网民的比例就从6.7%上升到10.3%，有超过3600万的老年人是在疫情期间的3个月内开始上网的。当疫情迫使他们必须借助数字媒体来安排衣食住行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也迅速做出改变并积极适应。对于异军突起的老年网民，以及踟蹰于网外的潜在老年网民，帮助他们健康、安全地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不能只依靠个人努力，更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发挥联动机制，给予更多关怀。
10月2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将以老年人为中心，推动解决老年人在民政服务中遇到的智能技术困难。
李邦华表示，首先是要加强培训指导，鼓励村（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家属等，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信息平台等新技术，帮助广大老年人克服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智能技术的困难。“比如2020年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就提出‘养老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家庭成员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提供便利，为老年人联系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如果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中，养老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培训、辅助服务。”李邦华说。
其次是在民政服务领域继续保留人工服务、面对面的服务方式，确保老年人即使无法使用智能设备，也能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在民政服务领域运用智能信息技术时，要坚持适老化原则，避免给不熟悉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增加负担。李邦华表示：“此外，要联合相关部门，深入研究老年人在智能技术中遇到的困难，提高涉老智能产品的适老性，满足老年人在出行、就医、预约服务、线上消费等方面的需求。”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认为，帮助老年人打开智能生活“链接”，社区要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她建议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建立可持续的数字反哺机制。一方面，社区可以通过定期开展兴趣课堂、技能培训等活动，为老年人讲解各类新媒体使用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的志愿服务体系，让社区居家老年人可以通过电话或面对面的方式，寻求志愿者帮助。
周裕琼表示，当老年人仅靠既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无法适应新的数字设备和数字思维时，家庭是反哺的主要发生场域。“当他们需要求助时，最信任的人是自己的子女。子女应多关心、鼓励他们学会视频聊天、浏览文章、发送定位等功能，促使老年人体会到数字化生活的乐趣。”另外，周裕琼还建议，应通过数字反哺帮助老一代进入新生代的信息场景，实现不同次元文化的“破壁”对话，增进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交流理解。
智能时代，如何不让老年人成为数字生活的局外人？
被数字化“隔离”的老年人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增至2.54亿。生活中，因不会、不敢使用智能设备给很多老年人造成困扰。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根据防疫规定，取消现场挂号服务一事引起老年人的异议。“我不会用手机，有事儿用座机就行，丢了多麻烦。”今年86岁的老人张军福称，原来儿女给他买过一部老年手机，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一次，拿着去公园弄丢后，他再也不用了。“儿女每周都来看我，还给我买很多东西，更不用手机支付了。我没事儿就在楼下遛弯，和老朋友聊聊天。”
张军福表示，有时候去医院挂号开药，虽然有志愿者指导如何操作自助挂号机，但用了一辈子人工挂号，还是不习惯。“有时候好多人排队，我眼神不好看不清，就怕人家催，要是没有人教真不行。”
《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只有17.4%的中老年人经常用。有媒体调查发现，很多老年人对智能设备有怀疑和畏惧心理。
“万一哪个键按错了扣了钱，或者在网上遇到骗子，那可怎么办？”杭州九堡街道的李奶奶聊起使用智能手机时无奈地说，孩子们都说要给她买个智能机，但平时除了打打电话，其他功能基本用不上。“家里的智能电视，有时候儿女们面对面教会了，但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平时孩子们工作忙，也不想打扰他们。”
从李奶奶的话中不难发现，老年人们不是不想拥抱智能时代，对他们而言，网络上年轻人信手拈来的操作，对他们而言却是很难跨越的“数字鸿沟”。
“不是没教过，也不是不想教，只是感觉每次花很多时间教完，父母下次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宁愿老人有需要时帮他们操作。”李先生在年初疫情期间曾尝试教父母如何用手机买菜，像打开App、选择超市、查询菜品、下单付款，这些自己一分钟就能搞定的操作流程，对于父母来说，要教上好几遍，他们时不时蹦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似乎每一步操作都存在重重障碍。
“用智能手机怎么聊天、怎么付钱、怎么拍好看的照片，女儿空闲下来的时候会偶尔教我一点，但是她太忙了，我一般不打扰她。”杭州的张爷爷说，年轻一代忙于工作，让很多想要学习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再加上大多数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都是子女淘汰的，对他们来说，这些智能机的操作并不简单，而且老年人的手指较为粗糙，时常会发生老人连按数下，触摸屏却毫无反应的囧况。
腾讯一项关于《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的结果显示，基础性操作是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最大问题，其中应用使用与功能操作障碍占比46.7%，手机系统设置与维护障碍占比41.2%，不知如何下载App占比32.7%，一系列的注冊、登录、支付等问题，成了老年人触网门槛，部分老年人由于跟不上社会变迁的节奏，在“数字化生活”中逐渐被淘汰。
“潮生活”遭遇“现实尴尬”
“退休之后害怕与社会脱节，就慢慢学会网购、拍小视频、微信转账、滴滴打车等时兴应用程序，把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这叫‘与时俱进’。”西安市未央区的李玉阿姨挺“时髦”，退休8年，玩起电子产品一点也不逊于年轻人。而像李玉阿姨这样“时髦”的“新老年”也不少，他们刷抖音、点外卖、懂网购、满世界旅游……他们的晚年生活不再是“退休围着儿孙转”，而是“努力拥抱潮生活”。
比如，在抖音上，78岁高龄的“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凭借着与年龄形成鲜明反差的形象与气质，以及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拥有一千多万粉丝，成为不少老年人心中的“网红”。
时尚弄潮儿的“精致流”“新老年”备受追捧，金句不断、率真自我的一大批质朴可爱的爷爷奶奶也在自媒体上走红，秀厨艺、分享养生知识的“专家流”们更善于运用网络平台，自导自拍自演，成为众多“老年粉”的心中偶像。
但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在“新老年”和“潮生活”之间，仍横亘着“数字鸿沟”“观念桎梏”“家庭束缚”等障碍。
对于“新老年”群体来说，“潮生活”不只意味着能自如使用现代智能设备、跟上时代的步伐，敢于追求自我、发展自己的爱好、遵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也是越来越多“银发族”的心中向往。
张老是一位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老年”。退休后的他成为一名旅游达人，每年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各地“旅居”。“闲不下来，我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住上一段时间，丰富自己的人生。”张老说，多年来的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的积蓄，再加上退休工资，虽然每趟旅行要花费几千到数万元，但生活也算宽裕。
然而张老的“爱好”却不被儿女支持。“他们说老人就应该多留点钱养老治病，少出远门，这样不安全，他们也不放心。”张老说来有点委屈，还多次和儿女争辩，“我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晚年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弥补一生的遗憾，这样也不行吗？”
更为普遍的是家人、社会对老人情感生活的“囚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丧偶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27%左右，约为4748万。许多丧偶老人的情感生活一片荒芜。“年轻人离异再婚已经能被社会接受，老年人丧偶找老伴却有极大的社会阻力。”一位老人非常无奈，中年丧偶后的他孤独寂寞，曾经有合适的对象想要再婚，家人却极力反对。
多方合力让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20年3月和6月前后两次调查的数据显示，仅仅3个月，老年网民占总网民的比例就从6.7%上升到10.3%，有超过3600万的老年人是在疫情期间的3个月内开始上网的。当疫情迫使他们必须借助数字媒体来安排衣食住行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也迅速做出改变并积极适应。对于异军突起的老年网民，以及踟蹰于网外的潜在老年网民，帮助他们健康、安全地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不能只依靠个人努力，更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发挥联动机制，给予更多关怀。
10月2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将以老年人为中心，推动解决老年人在民政服务中遇到的智能技术困难。
李邦华表示，首先是要加强培训指导，鼓励村（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家属等，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信息平台等新技术，帮助广大老年人克服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智能技术的困难。“比如2020年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就提出‘养老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家庭成员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提供便利，为老年人联系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如果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中，养老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培训、辅助服务。”李邦华说。
其次是在民政服务领域继续保留人工服务、面对面的服务方式，确保老年人即使无法使用智能设备，也能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在民政服务领域运用智能信息技术时，要坚持适老化原则，避免给不熟悉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增加负担。李邦华表示：“此外，要联合相关部门，深入研究老年人在智能技术中遇到的困难，提高涉老智能产品的适老性，满足老年人在出行、就医、预约服务、线上消费等方面的需求。”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认为，帮助老年人打开智能生活“链接”，社区要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她建议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建立可持续的数字反哺机制。一方面，社区可以通过定期开展兴趣课堂、技能培训等活动，为老年人讲解各类新媒体使用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的志愿服务体系，让社区居家老年人可以通过电话或面对面的方式，寻求志愿者帮助。
周裕琼表示，当老年人仅靠既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无法适应新的数字设备和数字思维时，家庭是反哺的主要发生场域。“当他们需要求助时，最信任的人是自己的子女。子女应多关心、鼓励他们学会视频聊天、浏览文章、发送定位等功能，促使老年人体会到数字化生活的乐趣。”另外，周裕琼还建议，应通过数字反哺帮助老一代进入新生代的信息场景，实现不同次元文化的“破壁”对话，增进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交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