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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美）马歇尔·伯曼
相逢应觉声容似，欲话先惊岁月奔。
（宋）苏轼：《次韵答顿起诗二首》之一
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先秦）荀况
声音不属于坚固的东西，但无所不在。
一天夜里，不知不觉中，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终于众声消隐，我告诉自己，今天太晚了，不要再在电脑前面耗下去了。但随后，耳边却“浮现出”另外一些声响，似鸟飞蝉鸣，树木摇曳，车来车往，或隐或显，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
实际上，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声音却不会消遁。
你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留存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甩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因为，声音可以顽固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振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
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向往寂静。
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嚓嚓、嚓嚓、嚓嚓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的不变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家搬了多次，就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
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确认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作为家家户户装点家居的必备物件，地位重要、备受呵护，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好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挂在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方面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没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
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没有堵车，极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户户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铃铛。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调、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
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次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情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她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或出门买菜，从不摆脱钟表的提示。她也从不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的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
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嚓嚓、嚓嚓、嚓嚓”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卸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自然大。
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消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计时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嚓嚓、嚓嚓、嚓嚓”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暴露，终归尊严全无。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劣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不能。
这样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熟能生巧的所谓执念，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丧失。这我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有的时候，因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了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钟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就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質量的埋怨，她们实在不明白钟表何以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在别人做手脚上起疑心，我是背着她们的，她们也就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她们就让爸爸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
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钟还是能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
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的成长，更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职业制造者，提供了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的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未缺少收音机的陪伴。
收音机的声音、节目均可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它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器，世界观最直观的培养源，人世、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在不正常的年代里，收音机里经常讲阶级、讲斗争、讲立场，走马灯似的斥责，批判完这个，再批判那个，长社论，大音量，高调门。改革开放之后，收音机里的声音才更多样、更人文、更温暖。小时候很容易收到苏联台（小伙伴们称之为“苏修台”），且任何时候都清晰异常，毫无杂音，每逢整点时分，报时钟声间隔大，一声一声缓慢而沉重，讲汉语的不论男女，一律怪声怪气，鼻音格外浓重，让人联想起他们的大鼻子。
收音机传出最震撼人心的声音是噩耗与哀乐，小孩不愿听，但又忍不住想听。哀乐几乎每次都能引起父母的议论。记得父母交谈最亲密的一次，是在陈毅元帅逝世之后，回忆了一下，那是1972年1月初的事情，我还不到10岁。当收音机伴随着哀乐，播送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消息之后，父母二人都深深地被感动了。我清晰地记得，爸爸妈妈不止一次热烈地议论过这件事，从他们的言谈看得出，爸爸妈妈很关心国家发生的事情，他们感慨道：没有主席消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主席能亲自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真的太伟大了。等到看了报道这个消息的报纸之后，他们又感叹，主席穿着睡衣主席变老了主席还是那么魁梧主席还是那么威严。他们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但等到收音机传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妈妈已经不在了。
在收音机尚未播送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时候，爸爸就告诉了我和妹妹。记得那是午饭时分，他一字一句地给我和妹妹讲，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措施，“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妹妹目光空洞，完全没有感觉。我当时14岁，心里异常震惊，这四个人的名字收音机里经常听到。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家里收音机的利用率达到了顶点。我和妹妹急切而贪婪地听着老歌、老戏、老相声、老电影剪辑，一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忘我而沉迷。
广播是小镇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的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 “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镇上空，从未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
家里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顺便清除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收音机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一旦通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的后果。
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中很风行，我在“4927”部队大院里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这方面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按照《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的指导，组装出了能够收听各种台的简陋收音机，在他的唆使下，我也产生了热情，而且也曾按图索骥，花了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来零件，起哄做过一些组装的尝试，但就是缺乏灵性悟性。别人说一次懂一点，不说了就不懂，看不懂图示，明白不了原理，试了不久，也就放弃了，到头来，通过小三合板上连接起来的几个元件，从未听到过一个正经节目。
在年龄的增长中，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难忘难丢弃。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未缺少。从红灯、梅花、熊猫，到飞利浦、索尼、德生、德劲，这些牌子的收音机我都有过。多少年来，我走马灯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实体收音机渐渐从生活中退出后，我便使用手机里的“虚拟收音机”，从蜻蜓FM到喜马拉雅，没有一天不打开不使用的，写作或阅读时，我经常希望有收音机声音的伴随。
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从台湾流入的砖头似的单卡录音机，到带收音机、可以翻录磁带的大型双卡收音机，再到“山水”“健伍”组合音响，录音机几乎是每个家庭必然频繁更换的设施。妹妹曾通过自己在书店工作的同学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有整套英国“灵格风”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录音机里发出的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为我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后来，家里有了12英寸黑白松下电视机，恰值英语教学片《跟我学》风靡一时，主角佛兰西斯·马修斯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灵格风磁带里的声音相当契合，讲解者胡文仲之拘谨可亲、凯西·福劳尔之笑容灿烂，令多少上世纪80年代英语学子终生难忘。
咳嗽是我童年時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妈妈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脱离，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她生命的主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痰的浓淡、颜色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再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永远发动咳嗽。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 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她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也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
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这是父亲带来的。父亲中学时期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他抽烟无须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讨论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极为自信，从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发现绝症后，未用任何人劝阻，恶习立即戒除。
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擅。人说话由娇嘤婉转到粗重沙哑，是年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岁月塑造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
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但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兩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
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极有限度的，且很难奏效。人们对男声还是女声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即使唱腔再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辨别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英武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
声音历来是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之一，声音厚重的男性会更有效地俘获女性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年龄、外表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控”盖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最装不得嫩。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
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被惊到了——不相信，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认领。我发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痼疾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录音机的声音或也泄露了自己的虚荣，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地的发音习惯，但终被录音戳穿。
可能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人着实不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愿意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了相当的准确度。在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得几乎跳了起来，反复问：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就像我踩了她的脚或揭了她的短。
我们为世界上的各种声响所包围，有些声音难以容忍，有些声音受人欢迎。有研究者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同时让13位健康志愿者听74种不同声音，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该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声、叉子划玻璃声、粉笔蹭黑板声、尺子磨杯子声、钉子划黑板声、女性的尖叫声、圆盘抛光器声、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时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阶段，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
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奋人心的诗句，但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
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未曾停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它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力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
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诉说者、歌唱家、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发出声音的动物均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须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受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接收声音，蛇头紧贴地面即可听到外界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盖由此而来吧。
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振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作声。声音和频率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翅膀振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振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听觉范围内，所以，我们听不到蝴蝶飞行声而能听到蚊子飞行声。 鸟类能发喉音，鸟在交配期大多变为鸣禽，小鸟的喉音比大鸟更为畅顺，啁啾之声不息。鸟与家禽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家常的亲切意味。鸭子的声音嘹亮而高昂，发出软体动物或软甲动物都不能发出的声响。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明儿，咕咕明儿”，这种声音似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
鱼类无肺，又无气管与咽，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于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
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发出喉音，但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最震撼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驯的病马此时骚动起来，它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传得很远很远。
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臉生出麻点。幼时小镇的马路上常有驼队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个驼倌儿，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逶迤，漫长得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深重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
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感恩的情绪。
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性的人自命，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
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呀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交给驴，让它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地写作，无声地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
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它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之极，它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得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得再长一些。但，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进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就偃旗息鼓了。
狗的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地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未养过狗，但对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
就发声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体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这叫声里似有倾诉、留恋和恳求，深深打动了我。在结伴爬山者的鼓动下，我将小猫抱回去，洗了澡，带回家，一路上它都不怎么出声。猫的细声细气是其情绪主要表达方式，吃食殆尽时的急切，迎接主人的欣喜，卧在人身边时的缠绵，淡淡的讨好，持续的吁求，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
责任编辑 张 哲
（美）马歇尔·伯曼
相逢应觉声容似，欲话先惊岁月奔。
（宋）苏轼：《次韵答顿起诗二首》之一
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先秦）荀况
声音不属于坚固的东西，但无所不在。
一天夜里，不知不觉中，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终于众声消隐，我告诉自己，今天太晚了，不要再在电脑前面耗下去了。但随后，耳边却“浮现出”另外一些声响，似鸟飞蝉鸣，树木摇曳，车来车往，或隐或显，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
实际上，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声音却不会消遁。
你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留存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甩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因为，声音可以顽固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振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
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向往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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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嚓嚓、嚓嚓、嚓嚓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的不变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家搬了多次，就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
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确认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作为家家户户装点家居的必备物件，地位重要、备受呵护，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好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挂在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方面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没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
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没有堵车，极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户户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铃铛。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调、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
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次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情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她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或出门买菜，从不摆脱钟表的提示。她也从不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的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
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嚓嚓、嚓嚓、嚓嚓”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卸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自然大。
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消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计时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嚓嚓、嚓嚓、嚓嚓”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暴露，终归尊严全无。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劣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不能。
这样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熟能生巧的所谓执念，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丧失。这我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有的时候，因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了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钟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就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質量的埋怨，她们实在不明白钟表何以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在别人做手脚上起疑心，我是背着她们的，她们也就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她们就让爸爸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
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钟还是能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
2
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的成长，更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职业制造者，提供了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的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未缺少收音机的陪伴。
收音机的声音、节目均可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它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器，世界观最直观的培养源，人世、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在不正常的年代里，收音机里经常讲阶级、讲斗争、讲立场，走马灯似的斥责，批判完这个，再批判那个，长社论，大音量，高调门。改革开放之后，收音机里的声音才更多样、更人文、更温暖。小时候很容易收到苏联台（小伙伴们称之为“苏修台”），且任何时候都清晰异常，毫无杂音，每逢整点时分，报时钟声间隔大，一声一声缓慢而沉重，讲汉语的不论男女，一律怪声怪气，鼻音格外浓重，让人联想起他们的大鼻子。
收音机传出最震撼人心的声音是噩耗与哀乐，小孩不愿听，但又忍不住想听。哀乐几乎每次都能引起父母的议论。记得父母交谈最亲密的一次，是在陈毅元帅逝世之后，回忆了一下，那是1972年1月初的事情，我还不到10岁。当收音机伴随着哀乐，播送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消息之后，父母二人都深深地被感动了。我清晰地记得，爸爸妈妈不止一次热烈地议论过这件事，从他们的言谈看得出，爸爸妈妈很关心国家发生的事情，他们感慨道：没有主席消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主席能亲自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真的太伟大了。等到看了报道这个消息的报纸之后，他们又感叹，主席穿着睡衣主席变老了主席还是那么魁梧主席还是那么威严。他们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但等到收音机传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妈妈已经不在了。
在收音机尚未播送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时候，爸爸就告诉了我和妹妹。记得那是午饭时分，他一字一句地给我和妹妹讲，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措施，“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妹妹目光空洞，完全没有感觉。我当时14岁，心里异常震惊，这四个人的名字收音机里经常听到。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家里收音机的利用率达到了顶点。我和妹妹急切而贪婪地听着老歌、老戏、老相声、老电影剪辑，一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忘我而沉迷。
广播是小镇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的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 “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镇上空，从未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
家里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顺便清除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收音机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一旦通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的后果。
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中很风行，我在“4927”部队大院里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这方面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按照《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的指导，组装出了能够收听各种台的简陋收音机，在他的唆使下，我也产生了热情，而且也曾按图索骥，花了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来零件，起哄做过一些组装的尝试，但就是缺乏灵性悟性。别人说一次懂一点，不说了就不懂，看不懂图示，明白不了原理，试了不久，也就放弃了，到头来，通过小三合板上连接起来的几个元件，从未听到过一个正经节目。
在年龄的增长中，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难忘难丢弃。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未缺少。从红灯、梅花、熊猫，到飞利浦、索尼、德生、德劲，这些牌子的收音机我都有过。多少年来，我走马灯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实体收音机渐渐从生活中退出后，我便使用手机里的“虚拟收音机”，从蜻蜓FM到喜马拉雅，没有一天不打开不使用的，写作或阅读时，我经常希望有收音机声音的伴随。
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从台湾流入的砖头似的单卡录音机，到带收音机、可以翻录磁带的大型双卡收音机，再到“山水”“健伍”组合音响，录音机几乎是每个家庭必然频繁更换的设施。妹妹曾通过自己在书店工作的同学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有整套英国“灵格风”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录音机里发出的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为我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后来，家里有了12英寸黑白松下电视机，恰值英语教学片《跟我学》风靡一时，主角佛兰西斯·马修斯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灵格风磁带里的声音相当契合，讲解者胡文仲之拘谨可亲、凯西·福劳尔之笑容灿烂，令多少上世纪80年代英语学子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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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我童年時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妈妈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脱离，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她生命的主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痰的浓淡、颜色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再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永远发动咳嗽。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 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她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也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
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这是父亲带来的。父亲中学时期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他抽烟无须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讨论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极为自信，从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发现绝症后，未用任何人劝阻，恶习立即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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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擅。人说话由娇嘤婉转到粗重沙哑，是年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岁月塑造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
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但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兩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
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极有限度的，且很难奏效。人们对男声还是女声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即使唱腔再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辨别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英武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
声音历来是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之一，声音厚重的男性会更有效地俘获女性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年龄、外表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控”盖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最装不得嫩。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
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被惊到了——不相信，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认领。我发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痼疾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录音机的声音或也泄露了自己的虚荣，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地的发音习惯，但终被录音戳穿。
可能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人着实不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愿意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了相当的准确度。在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得几乎跳了起来，反复问：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就像我踩了她的脚或揭了她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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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世界上的各种声响所包围，有些声音难以容忍，有些声音受人欢迎。有研究者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同时让13位健康志愿者听74种不同声音，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该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声、叉子划玻璃声、粉笔蹭黑板声、尺子磨杯子声、钉子划黑板声、女性的尖叫声、圆盘抛光器声、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时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阶段，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
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奋人心的诗句，但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
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未曾停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它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力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
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诉说者、歌唱家、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发出声音的动物均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须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受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接收声音，蛇头紧贴地面即可听到外界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盖由此而来吧。
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振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作声。声音和频率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翅膀振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振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听觉范围内，所以，我们听不到蝴蝶飞行声而能听到蚊子飞行声。 鸟类能发喉音，鸟在交配期大多变为鸣禽，小鸟的喉音比大鸟更为畅顺，啁啾之声不息。鸟与家禽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家常的亲切意味。鸭子的声音嘹亮而高昂，发出软体动物或软甲动物都不能发出的声响。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明儿，咕咕明儿”，这种声音似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
鱼类无肺，又无气管与咽，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于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
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发出喉音，但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最震撼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驯的病马此时骚动起来，它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传得很远很远。
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臉生出麻点。幼时小镇的马路上常有驼队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个驼倌儿，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逶迤，漫长得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深重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
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感恩的情绪。
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性的人自命，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
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呀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交给驴，让它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地写作，无声地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
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它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之极，它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得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得再长一些。但，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进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就偃旗息鼓了。
狗的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地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未养过狗，但对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
就发声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体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这叫声里似有倾诉、留恋和恳求，深深打动了我。在结伴爬山者的鼓动下，我将小猫抱回去，洗了澡，带回家，一路上它都不怎么出声。猫的细声细气是其情绪主要表达方式，吃食殆尽时的急切，迎接主人的欣喜，卧在人身边时的缠绵，淡淡的讨好，持续的吁求，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