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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一月整，12月12日，北京的空气难得清爽，却分外寒冷。中共中央党校东门外一个杂乱的胡同里，《中华儿女》记者推开两扇陈旧的铁皮门，走进一个家常四合院。院子里，几棵树枝枯叶落，一片萧瑟。堂屋内，有客人告辞，棉帘动处，第一眼就看到屋角堆满的书籍。这就是张虎林几年来办公的地方。
生于1938年的张虎林已年过七旬，他走过的大部分岁月，都在为“三农”奔波，时刻守护在农民身边。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中国农村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三农”概念，建议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提出“三农”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并成立“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他多次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参与起草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1年，他提出“去费免税”的建议，后被中央采纳，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在2006年退出历史舞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围绕“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幸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以农村土地改革最引人瞩目。许多学者对此都描绘了美好的愿景。但在《中华儿女》记者与张虎林教授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流露更多的却是忧患。
一生为“三农”奔波
1938年，张虎林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潘老村，他的父母都是老八路、老革命。“我是在‘八路窝里’长大的，中国革命的过程我都亲历过！”说到这里，张虎林往靠椅上一仰，笑。
抗战末期，“八路窝里”的张虎林还参加过儿童团。1948年，因为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辗转来到河南息县，并在那里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孩童时光。
1957年，张虎林考入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始了他“三农”事业的第一站。当时正值反右教学改革，大学四年他有一半时间在农村。他开始全面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进行了大量的基层实践。这些，为他日后从事“三农”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后来，张虎林又读了研究生，在校大部分时间学习资本论、哲学、历史等科目，强化了他未来研究的理论基础。
毕业后，张虎林在人民大学任教半年。1965年到1975年，他在《红旗》杂志工作，先后任编辑，支部书记，编辑组组长。随后，张虎林在北京市农村工作组所属的农村干部管理学院工作两年。
1978年，张虎林调任中央党校，并且一干就是30多年。他先是在学院部搞教学工作，同时担任党校校刊经济组主编。1990年担任省部班教学组长。之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
到中共中央党校以后，因为自己是学农业经济的，便牵头成立了一个“农村小组”，专门研究农村问题，几个人在一块研究农村经济学，创建了“农村经济学”这个学科。1985年，《中国农村经济学》正式出版。
1980年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连续制定五个“一号文件”，张虎林都有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他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首次成立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三天的新闻发布会和论坛，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序幕。
张虎林说，中心成立前夕，他拜访了很多中央领导和省、市以及部委领导，大家都很赞同。中心成立后就致力于“三农”问题调研，并向中央反映情况、提供建议。
此时，“三农”问题已经在学界得到充分的重视，但在政府部门中重视仍然不足。2003年，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被业界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的标志，或者说进入到一个新农政时期。
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民的负担很重。2001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张虎林就提出“去费免税”，认为中央可以拿出1500亿去补上这个缺口。但他的建议随后被反馈回来，说中央财政紧张，承担不了。张虎林对此至今耿耿于怀，哪年财政不紧张？
2003年1月份，“三农”问题地位提升，张虎林又提交了一个“去费免税”的书面报告，呼吁把农民的有形负担全部拿掉。2004年两会上，中央决定五年内免掉农业税，张虎林再次呼吁，要免就抓紧免，干嘛非要用5年？“结果，3年之内全免。”张虎林说，自己向中央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是经过细致的调研的，所以才有勇气正式提出来。
几十年里，张虎林跑遍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调研“三农”问题。去年，张虎林从“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退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退休后也能随意一些。但他仍一直在为农村改革奔波呼吁，到各地调研还是他的日常工作。“你知道的，昨晚我才从广东回来！”
呼吁还上历史欠账
去年，作家叶一剑的著作《乡愁里的中国》风靡一时，许多读者在书里找到了共鸣，勾起了他们因农村凋敝而起的无解乡愁。
对于“农村凋敝”的说法，张虎林表示赞同。
三十五年前，改革从农村破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期间有关农村的改革，张虎林都有参与。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通过以农补工、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积累基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之前，我国改革逐渐向市场配置资源演进，但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严重。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城乡关系转入了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近些年来，为破除城乡二元藩篱，我国做了大量工作，但不可否认，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仍然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经济和社会结构矛盾，“三农”问题愈演愈烈。
张虎林总是说，“三农”是国之根本。眼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不牢固，农村的凋敝也越来越严重，农民的问题更是百病缠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从产权明晰的角度上分析了农民的财产权利，更是将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进行了系列分析，这些都是对“三农”问题而言命运攸关的核心问题。 “三农”问题，是历史欠账。这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之间“同地不同权”、“同地不同价”。
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表明了党中央对于土地问题的高度关注。
但是目前，我国土地市场仍处于一种城乡分割状态，城市和农村土地享有不同权利。城市国有建设用地有正式的土地交易市场，实行市场定价，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想流转，就必须通过政府征收转换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交易。在城市地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势必会遭遇农民的强烈抵制。集体建设用地与承包地一样，也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但由于现行体制下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农民无法运用土地财产自主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之补偿价低、出让价高，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
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希望。《决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决定》还指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对此，张虎林教授并未全部抱以乐观。他告诉记者，从《决定》的内容来看，的确政策更放开了，改革的深度也“够意思”了。现在对农民这一块，规定得很清楚，给以产权权利，比如宅基地、土地等，可以说政策放得很开。但问题在于，《决定》提出的，只是一个指导思想，文件规定是一回事，地方上怎么执行又是一回事。
最担心农民不得实惠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
张虎林的忧虑，不是在政策面，而是在执行面。他说，政策怎么执行是个大问题。流转以后，要研究农民失掉地、失掉房产能得到什么好处。政策尽管指出了方向，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不一定能得到实惠。
他说，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并把农民的地拿了过来，但到了最后，是企业得到了好处，农民没有得到好处。农民的土地有的是被流转了，但是被搞房地产去了，企业和政府赚钱了，农民几乎什么也得不到。所以，看未来改革成效的关键，是要看执行者是不是真的向着农民，是要让农民得实惠还是受损失。
他担心，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有地方把好的政策当成了剥夺农民的借口。关键看怎么执行，是为农民谋利，还是损害农民，这两种结果都可能出现。“你看，连续10个‘一号文件’都规定得很好，但在执行中，很多可是差远了。农民被剥夺了，命根子都被剥夺了。”
说起眼下“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张虎林忧心忡忡。他说，“三农”问题很严重，并且严重程度还在发展。怎么说？在各方面，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在各方面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他说，只有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才是良性循环。“你别看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包括国家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投入年年都在增加。但是看绝对数看不出来问题，要看相对数，要看差距。”
张虎林告诉记者，城乡差距在扩大，这就足以说明整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差距越来越大，得不到缓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出现大问题。到时候再采取紧急措施去解决，那就晚了，因为到时出现的将是整个社会问题。
“在三个产业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基础并不牢固，问题很多。比如说农业的基础设施很差，甚至比过去几十年更差，很多基础设施有的被破坏掉了，有的变成了病险工程，该维修的不维修，国家还是投入不够。我们农业的抗灾能力脆弱，根子在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不够。”
很多人关心到《决定》中关于农民宅基地的表述。张虎林说，最近几年，一直有人在农民宅基地上打主意，甚至搞出了很多事情。为什么说执行是关键？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某个企业、某个小集团的利益，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是去牺牲农民的利益。尽管眼下的政策是为农民倾斜，不是坑害农民的，但是执行中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所以，中央政策只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在执行中必须加强监督，完善考核，尤其要严格对干部的考察和任用。
责任编辑 李娜
生于1938年的张虎林已年过七旬，他走过的大部分岁月，都在为“三农”奔波，时刻守护在农民身边。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中国农村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三农”概念，建议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提出“三农”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并成立“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他多次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参与起草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1年，他提出“去费免税”的建议，后被中央采纳，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在2006年退出历史舞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围绕“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幸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以农村土地改革最引人瞩目。许多学者对此都描绘了美好的愿景。但在《中华儿女》记者与张虎林教授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流露更多的却是忧患。
一生为“三农”奔波
1938年，张虎林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潘老村，他的父母都是老八路、老革命。“我是在‘八路窝里’长大的，中国革命的过程我都亲历过！”说到这里，张虎林往靠椅上一仰，笑。
抗战末期，“八路窝里”的张虎林还参加过儿童团。1948年，因为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辗转来到河南息县，并在那里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孩童时光。
1957年，张虎林考入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始了他“三农”事业的第一站。当时正值反右教学改革，大学四年他有一半时间在农村。他开始全面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进行了大量的基层实践。这些，为他日后从事“三农”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后来，张虎林又读了研究生，在校大部分时间学习资本论、哲学、历史等科目，强化了他未来研究的理论基础。
毕业后，张虎林在人民大学任教半年。1965年到1975年，他在《红旗》杂志工作，先后任编辑，支部书记，编辑组组长。随后，张虎林在北京市农村工作组所属的农村干部管理学院工作两年。
1978年，张虎林调任中央党校，并且一干就是30多年。他先是在学院部搞教学工作，同时担任党校校刊经济组主编。1990年担任省部班教学组长。之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
到中共中央党校以后，因为自己是学农业经济的，便牵头成立了一个“农村小组”，专门研究农村问题，几个人在一块研究农村经济学，创建了“农村经济学”这个学科。1985年，《中国农村经济学》正式出版。
1980年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连续制定五个“一号文件”，张虎林都有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他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首次成立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三天的新闻发布会和论坛，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序幕。
张虎林说，中心成立前夕，他拜访了很多中央领导和省、市以及部委领导，大家都很赞同。中心成立后就致力于“三农”问题调研，并向中央反映情况、提供建议。
此时，“三农”问题已经在学界得到充分的重视，但在政府部门中重视仍然不足。2003年，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被业界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的标志，或者说进入到一个新农政时期。
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民的负担很重。2001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张虎林就提出“去费免税”，认为中央可以拿出1500亿去补上这个缺口。但他的建议随后被反馈回来，说中央财政紧张，承担不了。张虎林对此至今耿耿于怀，哪年财政不紧张？
2003年1月份，“三农”问题地位提升，张虎林又提交了一个“去费免税”的书面报告，呼吁把农民的有形负担全部拿掉。2004年两会上，中央决定五年内免掉农业税，张虎林再次呼吁，要免就抓紧免，干嘛非要用5年？“结果，3年之内全免。”张虎林说，自己向中央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是经过细致的调研的，所以才有勇气正式提出来。
几十年里，张虎林跑遍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调研“三农”问题。去年，张虎林从“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退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退休后也能随意一些。但他仍一直在为农村改革奔波呼吁，到各地调研还是他的日常工作。“你知道的，昨晚我才从广东回来！”
呼吁还上历史欠账
去年，作家叶一剑的著作《乡愁里的中国》风靡一时，许多读者在书里找到了共鸣，勾起了他们因农村凋敝而起的无解乡愁。
对于“农村凋敝”的说法，张虎林表示赞同。
三十五年前，改革从农村破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期间有关农村的改革，张虎林都有参与。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通过以农补工、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积累基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之前，我国改革逐渐向市场配置资源演进，但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严重。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城乡关系转入了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近些年来，为破除城乡二元藩篱，我国做了大量工作，但不可否认，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仍然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经济和社会结构矛盾，“三农”问题愈演愈烈。
张虎林总是说，“三农”是国之根本。眼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不牢固，农村的凋敝也越来越严重，农民的问题更是百病缠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从产权明晰的角度上分析了农民的财产权利，更是将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进行了系列分析，这些都是对“三农”问题而言命运攸关的核心问题。 “三农”问题，是历史欠账。这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之间“同地不同权”、“同地不同价”。
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表明了党中央对于土地问题的高度关注。
但是目前，我国土地市场仍处于一种城乡分割状态，城市和农村土地享有不同权利。城市国有建设用地有正式的土地交易市场，实行市场定价，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想流转，就必须通过政府征收转换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交易。在城市地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势必会遭遇农民的强烈抵制。集体建设用地与承包地一样，也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但由于现行体制下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农民无法运用土地财产自主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之补偿价低、出让价高，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
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希望。《决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决定》还指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对此，张虎林教授并未全部抱以乐观。他告诉记者，从《决定》的内容来看，的确政策更放开了，改革的深度也“够意思”了。现在对农民这一块，规定得很清楚，给以产权权利，比如宅基地、土地等，可以说政策放得很开。但问题在于，《决定》提出的，只是一个指导思想，文件规定是一回事，地方上怎么执行又是一回事。
最担心农民不得实惠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
张虎林的忧虑，不是在政策面，而是在执行面。他说，政策怎么执行是个大问题。流转以后，要研究农民失掉地、失掉房产能得到什么好处。政策尽管指出了方向，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不一定能得到实惠。
他说，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并把农民的地拿了过来，但到了最后，是企业得到了好处，农民没有得到好处。农民的土地有的是被流转了，但是被搞房地产去了，企业和政府赚钱了，农民几乎什么也得不到。所以，看未来改革成效的关键，是要看执行者是不是真的向着农民，是要让农民得实惠还是受损失。
他担心，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有地方把好的政策当成了剥夺农民的借口。关键看怎么执行，是为农民谋利，还是损害农民，这两种结果都可能出现。“你看，连续10个‘一号文件’都规定得很好，但在执行中，很多可是差远了。农民被剥夺了，命根子都被剥夺了。”
说起眼下“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张虎林忧心忡忡。他说，“三农”问题很严重，并且严重程度还在发展。怎么说？在各方面，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在各方面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他说，只有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才是良性循环。“你别看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包括国家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投入年年都在增加。但是看绝对数看不出来问题，要看相对数，要看差距。”
张虎林告诉记者，城乡差距在扩大，这就足以说明整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差距越来越大，得不到缓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出现大问题。到时候再采取紧急措施去解决，那就晚了，因为到时出现的将是整个社会问题。
“在三个产业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基础并不牢固，问题很多。比如说农业的基础设施很差，甚至比过去几十年更差，很多基础设施有的被破坏掉了，有的变成了病险工程，该维修的不维修，国家还是投入不够。我们农业的抗灾能力脆弱，根子在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不够。”
很多人关心到《决定》中关于农民宅基地的表述。张虎林说，最近几年，一直有人在农民宅基地上打主意，甚至搞出了很多事情。为什么说执行是关键？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某个企业、某个小集团的利益，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是去牺牲农民的利益。尽管眼下的政策是为农民倾斜，不是坑害农民的，但是执行中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所以，中央政策只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在执行中必须加强监督，完善考核，尤其要严格对干部的考察和任用。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