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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和简化字自动转换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汉字的简化字和繁体字分别成为系统，为社会所应用。识繁写简有其实际意义。最简单而直接的现实是，使用简化字的社会成员和使用繁体字的社会成员之间需要文字交流，达成相互了解。简单说，就是以简化字为通行文字的人，要能够正确阅读繁体字文本。况且，我国大量的典籍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如果只认识简体字，是不可能完全读懂古书的，甚至到了图书馆，《後漢書》摆在眼前，却说这不是要找的《后汉书》。把《墨子閒詁》写成《墨子闲诂》的大有人在。“閒”旧有jiān、jiàn二音。平声“間（间，jiān）”字又通“笺”，《淮南閒詁》（《淮南子》注）、张衡《應閒》对应的简化字是“間”。清代孙诒让《墨子閒诂》序说：“閒者，发其疑牾（忤）。”（即阐明疑惑和矛盾。）去声“間（间，jiàn）”，如“閒谍，用閒”,可以写“间(間)”。“閒”与“闲（閑）”只在读xián，即空闲义上相同。写“闲”的地方有的不能写“閒”。“閑”另有木栏义，如《周礼•夏官•虎贲氏》：“舍则守王閑。”（明）耿定向《于谦传》“石亨请閑九门”，是说瓦剌人攻打北京时，都督佥事石亨提议在北京各城门外设置栏障。又有限制义，如《周易•家人》卦初九：“閑有家，悔亡。”写“閒”的地方很多不能写“閑”。如果写成“墨子閑詁”，那就成了聊聊《墨子》，甚至有戏说《墨子》的意味了。
人们常说计算机繁简兼容。现在已经做到兼容，但问题在于处理。有人以为，只要点一下繁简转换键，书面上就可以实现简体转为繁体，或者繁体转为简体。现在看到的大陆简转繁的出版物，很少有转换完全正确的。计算机上的简转繁功能，只适用于“办—辦”、“来—來”、“关—關”、“门—門”这些简单的一对一的繁简字。现在说的繁体字，以及实际文字生活当中遇到的繁简字，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音代替字以及异体字。《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484个简化字，有一百个左右是同音归并字。就拿比较简单的“干”字来说，它包括繁体字系统读阴平的“干”和“乾”，也包括读去声的“幹”以及“幹”的异体字“榦”。“天干”、“干涉”等在繁体字系统就是“干”。“干湿”，繁体字系统要写“亁湿”；“干练”，繁体字要写“幹練”。《周易•蛊卦》“幹父之蛊”与“乾（干）父”无关，“干禄”是求取俸禄，“幹禄”则指额外俸给；“树干”要写“樹幹”，严格说来要写“樹榦”。这些不是计算机可以完全实现正确转换的。最常见的错把“乾隆”印成“干隆”。当然是编辑、校对没有查出来。但跟电脑不会完全正确转换有很大关系。“干—幹—乾”的纠葛，还真给人们造成不少麻烦。
最近看到一个用繁体字排录的材料，是转录《周礼•天官•兽人》：“凡祭祀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凡兽入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我用简化字打出来，用简转繁系统转，“腊人”成了“臘人”。我看到的那段文字也是“臘人”，估计是过分相信或者依赖计算机简转繁转换。可这“腊人”和“臘人”根本不是一回事。“腊”读xī，是干肉或者制作肉干。柳宗元《捕蛇者说》里的“腊之以为饵”，就是把捉到的蛇杀死晾干（gān）作为药饵。把“腊人”错成“臘人”，还见于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明朝人写的书里有：“初不晓臘字之义，《易•噬嗑》六三‘噬臘肉’，……《周礼•臘人》注：小物全乾（干）为臘。”《周易》和《周礼》原书，这几个字都是“腊”。这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铅排的，整理者是专业科班出身。估计是看到“腊”，认为是古人写了简体字，便改为繁体。同样，“蜡”是繁体字“蠟”的简化字，读là。可是原本有个读zhà的“蜡”字，意思是年终大祭。欧阳修《秋猃诗》有两句：“索享仪非蜡，围田礼异蒐。”诗里的“蒐”，意思是检阅军伍。《左传•宣公十四年》：“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是说举行了阅兵仪式以后回兵。欧阳修诗的意思是，求索众神都祭，但不是年终大祭；四面合围打猎，却不是阅兵。这个“蒐”又同“搜”，意思是搜寻，搜集。陆机《辩亡论》：“于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异体字整理，把“蒐”作为异体字与“搜“合并。简体字系统遇到“蒐集、蒐采、蒐羅”等要改写“搜”，电脑会自动转换。可以要求把“搜集、搜采、搜罗”转换为用“蒐”的繁体，恐怕不是每个转换系统都具备的。检阅、阅兵义因为是古代用法，整理异体字时没有理。但是引用古书，遇到“蒐田、蒐阅、大蒐”等一定不能写“搜”。
计算机也不具备把“閒诂”正确转换成“间诂”的智慧。“欢游”可以转换为“欢游”，“欢”是繁体，“游”是异体，都会转换，可是古人有的文章里写的是“驩遊”，计算机就不会自动转换；“歡動”只会转换成“欢动”，但不会转换为“讙動”。南宋诗人陆游，名字从“氵”，“辶”，计算机却自动转换成“陸遊”。最近看一本繁体字排印的谈论考据学的书，里边有孙诒让《劄迻》。我知道，孙诒让有《札迻》，开始怀疑是作者错。我用电脑打《札迻》，按自动转换，结果出来《劄迻》。当然，“札记、书札、信札、手札”也都转换为“劄記、書劄、信劄、手劄”。可是“克扣、克食”又不会转为“剋扣、剋食”。“梁”的异体字“樑”，只用于“房梁、梁柱”义，严格说，并不用于桥梁。可是有的自动转换系统会把“梁柱、脊梁”转为“樑柱、脊樑”，而不会把“房梁”自动转换为“房樑”，却把“桥梁”转换为“橋樑”。可真是喧宾夺主了。
识繁写简，还在于通过繁体字了解字的结构理据。应当说，繁体字比简体字保留的构字理据要多一些。比如“盤”是从“皿”，“般”声，省去右上，简化为“盘”，可“舟”和“盘”是什么关系？似乎只能按照《说文》的省声说，解释为从“皿”，“般”省声，即“般”作为声符，而省去它的“殳”。“羅”字，《说文》的解释是“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维”也是网，羅就是捕鸟的网（比较“天罗地网”），简化为“罗”，表示丝的“维”看不见了，而“罗”只能说是记号，因为它跟“羅”音、义都没有关系。异体字也有类似的情况。“龢”是“和”的异体或者说古体，从“龠”，“禾”声；《说文》释“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侖’，理也。”“和”的基本义是声音和谐。今天当然只能写“和”，但是识“龢”，对于了解“和”字的意思有很大的帮助。这些也说明识繁写简的意义。
电脑的繁—简或者简—繁转换功能是人教给它的。实际应用出现了某种需要，人还没有教它，它自然不会。电脑自动转换不是万能的。我过去举过“编制计划”和“机构编制”的例子。前者繁体字是“編製”，后者是“編制”。要作到电脑正确自动转换，至少需要教会区分动词结构和名词结构。
繁体字“鐘表”不能算错
电视连续剧《茶馆》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一家报纸刊出观众投书，说该剧字幕上出现的繁体字“龍須溝”和“鐘表”，应该是“龍鬚溝”和“鐘錶”。
说“龍须溝”应该是“龍鬚溝”大致是对的。因为繁体字时代“胡须”写作“鬍鬚”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过 “鬍鬚（胡须）”的“鬚”古代本来就写“須”。右边的“頁”像头的形状，左边三撇代表须毛。《周易•贲卦》“贲其须”，三国魏•王弼注：“须之为物，上附者也。”唐•孔颖达解释为“上须于面”，就是胡须。以后也常有写“須”的。《荀子•非相》有“面无须糜（眉）”，《汉书》有“須髮、須髯”等。《说文解字》：“须，面毛也。”直到鲁迅也有时候写“須”。“鬚”字是中古以后产生的字。老舍先生好用所谓俗字，不知道当初是不是写的“须”。当然1951年印行的剧本写的是“鬚”。
至于“鐘表”，则不能算错。“錶”字的历史很短，是近代由“表”分化出来，专用于计时器。不知道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清朝嘉庆年间昭槤《啸亭续录•自鸣钟》写的是“鐘表”，时代差不多的《儿女英雄传》“墙上挂的那个表已经丑正”，都不是“錶”。比较确切的是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鲁迅翻译的俄国班台莱耶夫的小说《鐘錶》。1934年据清朝末年石印本改用铅排出版的程世爵着《笑林广记》说到“洋人造钟表”并没有用“錶”字。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源》都没有“錶”字。1936年出版的《辞海》开始见“錶”字，写明是“俗写”。1937年开始出版的《国语辞典》有“錶”字，注作“计时器，同‘表’”。该辞典词条有“鐘表”而无“鐘錶”，可以说明后者还没有普遍流行。汉字简化前的《新华字典》第一版（1953年）有“錶”字；“表”字“计时间的器具”下同时写明“也作錶”。就是说，汉字简化以前，在计时器意思上，“表”与“錶”共存，“錶”并没有完全取代“表”字。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钟表店，写“鐘錶”和“鐘表”的都有。所以说，电视连续剧《茶馆》所写历史时期，写“鐘表”不能算错。
另外用繁体字的时期，“錶”只用于计时器，而“懷錶、手錶、鐘錶、電子錶、防水錶、夜光錶”等，也经常写“表”。其他计量仪器，如电表（测量电压计用电量）、水表、电流表、电压表、干湿表、寒暑表、煤气表、晴雨表、体温表、温度表等，都不用“錶”。“姑表、图表”等更不用“錶”。就是“鐘錶”义，也不是一律写“錶”。今台湾定时器以外也偶用，如體温錶。
从“塔什干”的读音说起
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普通话读tǎshígān。其中“什”本有两读，但通常不会读作shèn。而“干”有时候听见有人读成去声gàn，甚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曾经这么念过。念成去声，想必是以为原来写“幹（gàn）”。 其实，“塔什干”在繁体字时代就写“干”，并不写“幹”，所以这里的“干”只有gān一读。不能念成去声gàn。
外国地名里的“干”，有的在繁体字时代写“幹”，如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繁体字作“巴爾幹半島”，现在应该读去声gàn。至于乌干达，繁体字就写“干”，现在台湾、香港也这么写，当然只能读gān。
19世纪后期迁居于中亚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民众，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学者根据他们说“来自东岸子”等，俄文定名为дунган。俄语没有声调区别，汉字从来写“东干”，而不是“东幹”，他们所用的是汉语（语言受当地居民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称为东干语。这个“干”，也只能阴平gān。
北京西部的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北部。山西至河北省西北部一段叫桑干河。传说每年桑葚成熟时河水干涸，因以得名，繁体字写桑乾河。解放战争时期，丁玲写过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中国县以上地名里含“干”字的有江西省余干县，繁体字原写“餘干”，如果为了防止理解为当“我做”讲的“余干”，按《简化字总表》“余”字的注，应该写“馀干”。“干”字应仍其旧。
汉字简化，把读阴平gān的“乾”简化为“干”。不过原来读qián的“乾”不简化，如陕西乾县，湖南吉首市原称乾城县，新疆米泉县原称乾德县。
现在书面上看见“干”，有时还真得斟酌一下该读阴平还是去声。比如前几年“干细胞”出现时，人们不知道该念阴平还是去声。当然现在人们知道不能念阴平。干（gān）了的细胞是没有用的。还有，“干”作为姓氏，繁体字不是“乾”或者“幹”，就是“干”，只有阴平一读。应该单位姓“干”的很少，你叫他“gān先生”或者“老gàn”，他都会答应。
再就是 “包干”，明明是承担某一工作保证完成，也就是去干（gàn），却要读阴平gān。如果追根，还得说到五十多年前。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实行双轨工资制。一部分人实行薪金制，一部分人是包干制，那时候汉字没有简化，写“包乾制”。大致是对从解放区来的人员实行包干制，其他人员享受薪金制。包干制是原来供给制的延续和改进，就是公家提供吃、住、穿，乃至子女的教育等，另外发给一部分现金，数额比在解放区时的津贴有明显的提高，但与享受薪金制的人员相比，又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双轨制工资形式，1956年工资改革时并轨，统一实行薪金制。
“包干”或“包干制”也用于其他场合。一是指对某一范围的一些事物全面负责，如：“你们三个人负责这一片，包干儿，提前完成可以提前回家。”二是指完成某一范围内规定的事项，取得相应的报酬，如：“这几间破旧房屋，拆下的料分类码放，外带清理场地，包干儿，一共1000元。”上世纪70年代晚期，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叫“包产到户”，也叫“包干到户”，用法与此相同。
“折干”，繁体字是“折乾”，意思以金钱代替实物，读gān。“包干”，可以用北京话的“归了包堆（zuī）”（《现代汉语词典》作“归里包堆（duī）”解释。
《红楼梦》第九十回，薛蝌说：“我看他们那里是不放心，不过将来探探消息儿罢咧。这两天都被我干出去了。”程甲本、程乙本是“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所整理本作“干”，解释为冷落不睬，使人尴尬。这个字当然读阴平。
方言语音变化当有地域邻接性
有学者撰文讨论晋语舌面高元音的舌间化，文章列举了山西中部若干县市方言的数据加以比较，其中说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如果正确，则文水话舌面高元音尖音化的产生不会超过70年。虽是推测的话，却未免遽急。就地理上的晋中地区而言，毗连的各县市，语音变化有很大的连接性和渐变性。与周边诸县市地理上相连，语音现象相应而且整齐成系列，其中孤立的一点发生异化，并且在几十年间形成，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如果文水话的舌面高元音尖音化是晚近的现象，则意味着周边相邻边各点的舌面高元音尖音化都是晚近的现象。拙作《文水方言志》所记为1946年的语音，上距高本汉记录30余年。作者1932年出生，1946年冬离开家乡。相关内容另见作者的《文水话与北京话字音、词汇比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七，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至于《中国音韵学研究》字表中“比、皮”是［pi］、［p’i］，而不是［p］、［p’］等等,一种理解是，发音人有意向官话靠拢，避免或掩盖“土音”，也就是发音人是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官话的读书人，他有意按自己掌握的官话发音。发音人回避某些语音现象，在方言调查中是比较常见的；即使是记自己的方言，有些所谓不雅的词语，也是尽量回避的。现在无法判断具体情况，但这种情况是很可能的。最不好解释对入声的处理。高氏字汇中除广州、客家、汕头、福州四点以［-p］、［-t］、［-k］表示入声外，上海、温州以北都没有标记入声。该书第十四章说：“上海的阴阳入都是促收（收于喉部闭音［-］）。”紧接着又说：“温州的阴阳入是舒收的，它们跟别的声调的不同只在调值的分别。”高氏认为北方话没有入声。字表中属于现在称为晋语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凤台（今晋城）诸点自然更没有入声。或许高氏另有标准。北方话没有入声的看法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界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语言学家沿用高本汉的说法，仍然这么说，王瑶先生（晋中平遥人）说：“谁说北方没有入声？你们听，我的话里就有入声。”前述文章所用语料，文水用的是20年代的材料，周围各点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材料（高氏书中没有）。80年代的材料虽然是不同人分别调查，却有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标准和方法，与高本汉有很大或者比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情况下得来的材料不宜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运用，需要审慎分辨。
高本汉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有重大贡献，方言调查也为中国同行提供了范例，他有关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的音记很细，如文水话的“母”记作［mbu］、“努”记作［ndou］，不仅准确，而且说得上细微。至于具体具体描写则应当分析对待。《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译者提纲”里客气地说：“这部书对于声调的说明跟记录最不见长。”这句话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注意，特别是引用应当慎重。
指称父亲的“大”应读平声
不时看到有关语言的论著里说到，一些地方以“大”指称父亲，有的引及古代用例。明陈士元《俗语解》二：“河北呼父曰大。”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父曰爹，又曰别，又曰大。”乾隆五十九年（1794）《（陕西）华阴县志》：“父曰大。”古代没有音标，这些记载也没有注明声调。似乎就对应于今普通话的“大”，读去声。古今作品用见到的都是“大”。或许写了别的字，人们没有注意到。吾乡山西文水话里也有类似用法，兹略予说明。
吾乡指称（不能面称）父亲为“大”，读（说）平声。当地平声不分阴阳，通过变调辨别，当为阴平。在乡间时活动范围狭小，我没有听到过以“大（阴平）”称呼自己父亲的情况。他称则如：“他大（阴平）叫他念书（上学），他就是不去。”“他大（阴平）死了他妈改嫁了，就跟奶奶厮守。”某死去丈夫的女子对别人说：“猴鬼（指自己的儿子）他大（阴平）在的时候……”凡此绝不能读（说）成去声。常用字里没有对应的同音同调的字。有时候可以重叠，而读（说）入声［tata］， 如可以说：“再不听话，我告诉你［tata］。”这时候可以写同音的阴入字“答”。不能写阳入字“达”。
“大”当地白读为［tI］去声，用于众多普通事物。文水县西山区有个村庄叫大村，平时常叫“［tI］（去声）村”。用于序数排行，也读（说）成［tI］（去声）。转用于人称，“大爷（伯父）、大舅、大姑、大姨”进及“大娘（伯母）、大妗子、大姑父、大姨父”也都读［tI］（去声）。由排行转用于名字，即以排行命名，长子叫“［tI］（去声）则”，次子叫“二则”。我们那条街上有不同年龄段的两个［tI］（去声）则。——写“则”不写“子”。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个电影叫 《二子开店》，我一直以为是两个儿子开店。后来看了片段，才知道是老二开店。在我们那里，一定是写“二则开店”。——“大”白读［tI］（去声）与中古音“驮（d-）”等同属“箇”韵，与“歌罗磨簸科河搓”等同为“果”摄字。
1946年，欧阳山写过一本反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的小说《高乾大》。第二章写到高乾大的儿子高拴儿到合作社找他爹，说：“我找我大。”同一章高拴儿的未婚妻任桂花说：“我妈死得很早，十岁上我就跟我大。”第六章有高拴儿说及他父亲和任桂花父亲的一段话：“你任桂花既然不念过去的情义，要依顺你大，我又何苦一定要反对我大。谁都知道我大比她大办合作社办得好。”第八章写高拴儿走进高乾大所在的房间里叫了一声：“大，我来了。”是陕北不仅可以以“大”指父亲，而且可以用于面称。六十多年前在陕北生活过一段时间，听到过称父亲为“大”，印象里是平声，而非去声。而《高乾大》书名里的“乾大”，书名英文译为ucle，对应父辈男性。
吾乡“大”读（说）去声而用于人称，指姐姐，而且用于面称但需要重叠，说成“大大”。二姐叫“二大大”等。普通话中，父母称说自己子女老大，文水话说［tI］ ［tI］，均去声，绝不能是文读，写成汉字，只能是“大大”。汉字字形与称呼姐姐的“大大”相同。同一方言的人称范畴，不大可能以同一语音形式称呼不同辈分的人。吾乡“大”平声指父，去声指称姐，正符合四声别义的原则。
一些汉语方言词典“大”字条列有指称父亲的义项。我感觉是根据各种书面资料，未必全是直接调查所得，所标某一方言中“大”的读音，当是该地“大”的去声，再列各个义项。董树人先生《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前言中说，他在北京大兴调查时听到“我大今年八十多岁了”。那应该是去声而非平声。我以为很可能是外乡移民的后裔。大兴至今有长（Z-）子营、屯留营、大同营等历史上的山西移民聚居典。
就这一具体事项，我询问过一些太原、晋北定襄、文水东邻祁县、南邻汾阳和孝义等地的朋友，他们都证实，当地以da指称父亲是平声，不是去声。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汉字的简化字和繁体字分别成为系统，为社会所应用。识繁写简有其实际意义。最简单而直接的现实是，使用简化字的社会成员和使用繁体字的社会成员之间需要文字交流，达成相互了解。简单说，就是以简化字为通行文字的人，要能够正确阅读繁体字文本。况且，我国大量的典籍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如果只认识简体字，是不可能完全读懂古书的，甚至到了图书馆，《後漢書》摆在眼前，却说这不是要找的《后汉书》。把《墨子閒詁》写成《墨子闲诂》的大有人在。“閒”旧有jiān、jiàn二音。平声“間（间，jiān）”字又通“笺”，《淮南閒詁》（《淮南子》注）、张衡《應閒》对应的简化字是“間”。清代孙诒让《墨子閒诂》序说：“閒者，发其疑牾（忤）。”（即阐明疑惑和矛盾。）去声“間（间，jiàn）”，如“閒谍，用閒”,可以写“间(間)”。“閒”与“闲（閑）”只在读xián，即空闲义上相同。写“闲”的地方有的不能写“閒”。“閑”另有木栏义，如《周礼•夏官•虎贲氏》：“舍则守王閑。”（明）耿定向《于谦传》“石亨请閑九门”，是说瓦剌人攻打北京时，都督佥事石亨提议在北京各城门外设置栏障。又有限制义，如《周易•家人》卦初九：“閑有家，悔亡。”写“閒”的地方很多不能写“閑”。如果写成“墨子閑詁”，那就成了聊聊《墨子》，甚至有戏说《墨子》的意味了。
人们常说计算机繁简兼容。现在已经做到兼容，但问题在于处理。有人以为，只要点一下繁简转换键，书面上就可以实现简体转为繁体，或者繁体转为简体。现在看到的大陆简转繁的出版物，很少有转换完全正确的。计算机上的简转繁功能，只适用于“办—辦”、“来—來”、“关—關”、“门—門”这些简单的一对一的繁简字。现在说的繁体字，以及实际文字生活当中遇到的繁简字，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音代替字以及异体字。《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484个简化字，有一百个左右是同音归并字。就拿比较简单的“干”字来说，它包括繁体字系统读阴平的“干”和“乾”，也包括读去声的“幹”以及“幹”的异体字“榦”。“天干”、“干涉”等在繁体字系统就是“干”。“干湿”，繁体字系统要写“亁湿”；“干练”，繁体字要写“幹練”。《周易•蛊卦》“幹父之蛊”与“乾（干）父”无关，“干禄”是求取俸禄，“幹禄”则指额外俸给；“树干”要写“樹幹”，严格说来要写“樹榦”。这些不是计算机可以完全实现正确转换的。最常见的错把“乾隆”印成“干隆”。当然是编辑、校对没有查出来。但跟电脑不会完全正确转换有很大关系。“干—幹—乾”的纠葛，还真给人们造成不少麻烦。
最近看到一个用繁体字排录的材料，是转录《周礼•天官•兽人》：“凡祭祀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凡兽入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我用简化字打出来，用简转繁系统转，“腊人”成了“臘人”。我看到的那段文字也是“臘人”，估计是过分相信或者依赖计算机简转繁转换。可这“腊人”和“臘人”根本不是一回事。“腊”读xī，是干肉或者制作肉干。柳宗元《捕蛇者说》里的“腊之以为饵”，就是把捉到的蛇杀死晾干（gān）作为药饵。把“腊人”错成“臘人”，还见于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明朝人写的书里有：“初不晓臘字之义，《易•噬嗑》六三‘噬臘肉’，……《周礼•臘人》注：小物全乾（干）为臘。”《周易》和《周礼》原书，这几个字都是“腊”。这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铅排的，整理者是专业科班出身。估计是看到“腊”，认为是古人写了简体字，便改为繁体。同样，“蜡”是繁体字“蠟”的简化字，读là。可是原本有个读zhà的“蜡”字，意思是年终大祭。欧阳修《秋猃诗》有两句：“索享仪非蜡，围田礼异蒐。”诗里的“蒐”，意思是检阅军伍。《左传•宣公十四年》：“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是说举行了阅兵仪式以后回兵。欧阳修诗的意思是，求索众神都祭，但不是年终大祭；四面合围打猎，却不是阅兵。这个“蒐”又同“搜”，意思是搜寻，搜集。陆机《辩亡论》：“于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异体字整理，把“蒐”作为异体字与“搜“合并。简体字系统遇到“蒐集、蒐采、蒐羅”等要改写“搜”，电脑会自动转换。可以要求把“搜集、搜采、搜罗”转换为用“蒐”的繁体，恐怕不是每个转换系统都具备的。检阅、阅兵义因为是古代用法，整理异体字时没有理。但是引用古书，遇到“蒐田、蒐阅、大蒐”等一定不能写“搜”。
计算机也不具备把“閒诂”正确转换成“间诂”的智慧。“欢游”可以转换为“欢游”，“欢”是繁体，“游”是异体，都会转换，可是古人有的文章里写的是“驩遊”，计算机就不会自动转换；“歡動”只会转换成“欢动”，但不会转换为“讙動”。南宋诗人陆游，名字从“氵”，“辶”，计算机却自动转换成“陸遊”。最近看一本繁体字排印的谈论考据学的书，里边有孙诒让《劄迻》。我知道，孙诒让有《札迻》，开始怀疑是作者错。我用电脑打《札迻》，按自动转换，结果出来《劄迻》。当然，“札记、书札、信札、手札”也都转换为“劄記、書劄、信劄、手劄”。可是“克扣、克食”又不会转为“剋扣、剋食”。“梁”的异体字“樑”，只用于“房梁、梁柱”义，严格说，并不用于桥梁。可是有的自动转换系统会把“梁柱、脊梁”转为“樑柱、脊樑”，而不会把“房梁”自动转换为“房樑”，却把“桥梁”转换为“橋樑”。可真是喧宾夺主了。
识繁写简，还在于通过繁体字了解字的结构理据。应当说，繁体字比简体字保留的构字理据要多一些。比如“盤”是从“皿”，“般”声，省去右上，简化为“盘”，可“舟”和“盘”是什么关系？似乎只能按照《说文》的省声说，解释为从“皿”，“般”省声，即“般”作为声符，而省去它的“殳”。“羅”字，《说文》的解释是“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维”也是网，羅就是捕鸟的网（比较“天罗地网”），简化为“罗”，表示丝的“维”看不见了，而“罗”只能说是记号，因为它跟“羅”音、义都没有关系。异体字也有类似的情况。“龢”是“和”的异体或者说古体，从“龠”，“禾”声；《说文》释“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侖’，理也。”“和”的基本义是声音和谐。今天当然只能写“和”，但是识“龢”，对于了解“和”字的意思有很大的帮助。这些也说明识繁写简的意义。
电脑的繁—简或者简—繁转换功能是人教给它的。实际应用出现了某种需要，人还没有教它，它自然不会。电脑自动转换不是万能的。我过去举过“编制计划”和“机构编制”的例子。前者繁体字是“編製”，后者是“編制”。要作到电脑正确自动转换，至少需要教会区分动词结构和名词结构。
繁体字“鐘表”不能算错
电视连续剧《茶馆》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一家报纸刊出观众投书，说该剧字幕上出现的繁体字“龍須溝”和“鐘表”，应该是“龍鬚溝”和“鐘錶”。
说“龍须溝”应该是“龍鬚溝”大致是对的。因为繁体字时代“胡须”写作“鬍鬚”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过 “鬍鬚（胡须）”的“鬚”古代本来就写“須”。右边的“頁”像头的形状，左边三撇代表须毛。《周易•贲卦》“贲其须”，三国魏•王弼注：“须之为物，上附者也。”唐•孔颖达解释为“上须于面”，就是胡须。以后也常有写“須”的。《荀子•非相》有“面无须糜（眉）”，《汉书》有“須髮、須髯”等。《说文解字》：“须，面毛也。”直到鲁迅也有时候写“須”。“鬚”字是中古以后产生的字。老舍先生好用所谓俗字，不知道当初是不是写的“须”。当然1951年印行的剧本写的是“鬚”。
至于“鐘表”，则不能算错。“錶”字的历史很短，是近代由“表”分化出来，专用于计时器。不知道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清朝嘉庆年间昭槤《啸亭续录•自鸣钟》写的是“鐘表”，时代差不多的《儿女英雄传》“墙上挂的那个表已经丑正”，都不是“錶”。比较确切的是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鲁迅翻译的俄国班台莱耶夫的小说《鐘錶》。1934年据清朝末年石印本改用铅排出版的程世爵着《笑林广记》说到“洋人造钟表”并没有用“錶”字。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源》都没有“錶”字。1936年出版的《辞海》开始见“錶”字，写明是“俗写”。1937年开始出版的《国语辞典》有“錶”字，注作“计时器，同‘表’”。该辞典词条有“鐘表”而无“鐘錶”，可以说明后者还没有普遍流行。汉字简化前的《新华字典》第一版（1953年）有“錶”字；“表”字“计时间的器具”下同时写明“也作錶”。就是说，汉字简化以前，在计时器意思上，“表”与“錶”共存，“錶”并没有完全取代“表”字。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钟表店，写“鐘錶”和“鐘表”的都有。所以说，电视连续剧《茶馆》所写历史时期，写“鐘表”不能算错。
另外用繁体字的时期，“錶”只用于计时器，而“懷錶、手錶、鐘錶、電子錶、防水錶、夜光錶”等，也经常写“表”。其他计量仪器，如电表（测量电压计用电量）、水表、电流表、电压表、干湿表、寒暑表、煤气表、晴雨表、体温表、温度表等，都不用“錶”。“姑表、图表”等更不用“錶”。就是“鐘錶”义，也不是一律写“錶”。今台湾定时器以外也偶用，如體温錶。
从“塔什干”的读音说起
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普通话读tǎshígān。其中“什”本有两读，但通常不会读作shèn。而“干”有时候听见有人读成去声gàn，甚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曾经这么念过。念成去声，想必是以为原来写“幹（gàn）”。 其实，“塔什干”在繁体字时代就写“干”，并不写“幹”，所以这里的“干”只有gān一读。不能念成去声gàn。
外国地名里的“干”，有的在繁体字时代写“幹”，如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繁体字作“巴爾幹半島”，现在应该读去声gàn。至于乌干达，繁体字就写“干”，现在台湾、香港也这么写，当然只能读gān。
19世纪后期迁居于中亚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民众，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学者根据他们说“来自东岸子”等，俄文定名为дунган。俄语没有声调区别，汉字从来写“东干”，而不是“东幹”，他们所用的是汉语（语言受当地居民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称为东干语。这个“干”，也只能阴平gān。
北京西部的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北部。山西至河北省西北部一段叫桑干河。传说每年桑葚成熟时河水干涸，因以得名，繁体字写桑乾河。解放战争时期，丁玲写过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中国县以上地名里含“干”字的有江西省余干县，繁体字原写“餘干”，如果为了防止理解为当“我做”讲的“余干”，按《简化字总表》“余”字的注，应该写“馀干”。“干”字应仍其旧。
汉字简化，把读阴平gān的“乾”简化为“干”。不过原来读qián的“乾”不简化，如陕西乾县，湖南吉首市原称乾城县，新疆米泉县原称乾德县。
现在书面上看见“干”，有时还真得斟酌一下该读阴平还是去声。比如前几年“干细胞”出现时，人们不知道该念阴平还是去声。当然现在人们知道不能念阴平。干（gān）了的细胞是没有用的。还有，“干”作为姓氏，繁体字不是“乾”或者“幹”，就是“干”，只有阴平一读。应该单位姓“干”的很少，你叫他“gān先生”或者“老gàn”，他都会答应。
再就是 “包干”，明明是承担某一工作保证完成，也就是去干（gàn），却要读阴平gān。如果追根，还得说到五十多年前。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实行双轨工资制。一部分人实行薪金制，一部分人是包干制，那时候汉字没有简化，写“包乾制”。大致是对从解放区来的人员实行包干制，其他人员享受薪金制。包干制是原来供给制的延续和改进，就是公家提供吃、住、穿，乃至子女的教育等，另外发给一部分现金，数额比在解放区时的津贴有明显的提高，但与享受薪金制的人员相比，又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双轨制工资形式，1956年工资改革时并轨，统一实行薪金制。
“包干”或“包干制”也用于其他场合。一是指对某一范围的一些事物全面负责，如：“你们三个人负责这一片，包干儿，提前完成可以提前回家。”二是指完成某一范围内规定的事项，取得相应的报酬，如：“这几间破旧房屋，拆下的料分类码放，外带清理场地，包干儿，一共1000元。”上世纪70年代晚期，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叫“包产到户”，也叫“包干到户”，用法与此相同。
“折干”，繁体字是“折乾”，意思以金钱代替实物，读gān。“包干”，可以用北京话的“归了包堆（zuī）”（《现代汉语词典》作“归里包堆（duī）”解释。
《红楼梦》第九十回，薛蝌说：“我看他们那里是不放心，不过将来探探消息儿罢咧。这两天都被我干出去了。”程甲本、程乙本是“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所整理本作“干”，解释为冷落不睬，使人尴尬。这个字当然读阴平。
方言语音变化当有地域邻接性
有学者撰文讨论晋语舌面高元音的舌间化，文章列举了山西中部若干县市方言的数据加以比较，其中说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如果正确，则文水话舌面高元音尖音化的产生不会超过70年。虽是推测的话，却未免遽急。就地理上的晋中地区而言，毗连的各县市，语音变化有很大的连接性和渐变性。与周边诸县市地理上相连，语音现象相应而且整齐成系列，其中孤立的一点发生异化，并且在几十年间形成，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如果文水话的舌面高元音尖音化是晚近的现象，则意味着周边相邻边各点的舌面高元音尖音化都是晚近的现象。拙作《文水方言志》所记为1946年的语音，上距高本汉记录30余年。作者1932年出生，1946年冬离开家乡。相关内容另见作者的《文水话与北京话字音、词汇比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七，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至于《中国音韵学研究》字表中“比、皮”是［pi］、［p’i］，而不是［p］、［p’］等等,一种理解是，发音人有意向官话靠拢，避免或掩盖“土音”，也就是发音人是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官话的读书人，他有意按自己掌握的官话发音。发音人回避某些语音现象，在方言调查中是比较常见的；即使是记自己的方言，有些所谓不雅的词语，也是尽量回避的。现在无法判断具体情况，但这种情况是很可能的。最不好解释对入声的处理。高氏字汇中除广州、客家、汕头、福州四点以［-p］、［-t］、［-k］表示入声外，上海、温州以北都没有标记入声。该书第十四章说：“上海的阴阳入都是促收（收于喉部闭音［-］）。”紧接着又说：“温州的阴阳入是舒收的，它们跟别的声调的不同只在调值的分别。”高氏认为北方话没有入声。字表中属于现在称为晋语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凤台（今晋城）诸点自然更没有入声。或许高氏另有标准。北方话没有入声的看法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界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语言学家沿用高本汉的说法，仍然这么说，王瑶先生（晋中平遥人）说：“谁说北方没有入声？你们听，我的话里就有入声。”前述文章所用语料，文水用的是20年代的材料，周围各点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材料（高氏书中没有）。80年代的材料虽然是不同人分别调查，却有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标准和方法，与高本汉有很大或者比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情况下得来的材料不宜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运用，需要审慎分辨。
高本汉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有重大贡献，方言调查也为中国同行提供了范例，他有关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的音记很细，如文水话的“母”记作［mbu］、“努”记作［ndou］，不仅准确，而且说得上细微。至于具体具体描写则应当分析对待。《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译者提纲”里客气地说：“这部书对于声调的说明跟记录最不见长。”这句话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注意，特别是引用应当慎重。
指称父亲的“大”应读平声
不时看到有关语言的论著里说到，一些地方以“大”指称父亲，有的引及古代用例。明陈士元《俗语解》二：“河北呼父曰大。”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父曰爹，又曰别，又曰大。”乾隆五十九年（1794）《（陕西）华阴县志》：“父曰大。”古代没有音标，这些记载也没有注明声调。似乎就对应于今普通话的“大”，读去声。古今作品用见到的都是“大”。或许写了别的字，人们没有注意到。吾乡山西文水话里也有类似用法，兹略予说明。
吾乡指称（不能面称）父亲为“大”，读（说）平声。当地平声不分阴阳，通过变调辨别，当为阴平。在乡间时活动范围狭小，我没有听到过以“大（阴平）”称呼自己父亲的情况。他称则如：“他大（阴平）叫他念书（上学），他就是不去。”“他大（阴平）死了他妈改嫁了，就跟奶奶厮守。”某死去丈夫的女子对别人说：“猴鬼（指自己的儿子）他大（阴平）在的时候……”凡此绝不能读（说）成去声。常用字里没有对应的同音同调的字。有时候可以重叠，而读（说）入声［tata］， 如可以说：“再不听话，我告诉你［tata］。”这时候可以写同音的阴入字“答”。不能写阳入字“达”。
“大”当地白读为［tI］去声，用于众多普通事物。文水县西山区有个村庄叫大村，平时常叫“［tI］（去声）村”。用于序数排行，也读（说）成［tI］（去声）。转用于人称，“大爷（伯父）、大舅、大姑、大姨”进及“大娘（伯母）、大妗子、大姑父、大姨父”也都读［tI］（去声）。由排行转用于名字，即以排行命名，长子叫“［tI］（去声）则”，次子叫“二则”。我们那条街上有不同年龄段的两个［tI］（去声）则。——写“则”不写“子”。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个电影叫 《二子开店》，我一直以为是两个儿子开店。后来看了片段，才知道是老二开店。在我们那里，一定是写“二则开店”。——“大”白读［tI］（去声）与中古音“驮（d-）”等同属“箇”韵，与“歌罗磨簸科河搓”等同为“果”摄字。
1946年，欧阳山写过一本反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的小说《高乾大》。第二章写到高乾大的儿子高拴儿到合作社找他爹，说：“我找我大。”同一章高拴儿的未婚妻任桂花说：“我妈死得很早，十岁上我就跟我大。”第六章有高拴儿说及他父亲和任桂花父亲的一段话：“你任桂花既然不念过去的情义，要依顺你大，我又何苦一定要反对我大。谁都知道我大比她大办合作社办得好。”第八章写高拴儿走进高乾大所在的房间里叫了一声：“大，我来了。”是陕北不仅可以以“大”指父亲，而且可以用于面称。六十多年前在陕北生活过一段时间，听到过称父亲为“大”，印象里是平声，而非去声。而《高乾大》书名里的“乾大”，书名英文译为ucle，对应父辈男性。
吾乡“大”读（说）去声而用于人称，指姐姐，而且用于面称但需要重叠，说成“大大”。二姐叫“二大大”等。普通话中，父母称说自己子女老大，文水话说［tI］ ［tI］，均去声，绝不能是文读，写成汉字，只能是“大大”。汉字字形与称呼姐姐的“大大”相同。同一方言的人称范畴，不大可能以同一语音形式称呼不同辈分的人。吾乡“大”平声指父，去声指称姐，正符合四声别义的原则。
一些汉语方言词典“大”字条列有指称父亲的义项。我感觉是根据各种书面资料，未必全是直接调查所得，所标某一方言中“大”的读音，当是该地“大”的去声，再列各个义项。董树人先生《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前言中说，他在北京大兴调查时听到“我大今年八十多岁了”。那应该是去声而非平声。我以为很可能是外乡移民的后裔。大兴至今有长（Z-）子营、屯留营、大同营等历史上的山西移民聚居典。
就这一具体事项，我询问过一些太原、晋北定襄、文水东邻祁县、南邻汾阳和孝义等地的朋友，他们都证实，当地以da指称父亲是平声，不是去声。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