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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3日上午十点，南京上空的警报再度拉响，也再度把我拉回对历史的思考中。
日本的反省之所以令中国政府不满意的原因是首先在于令中国人不满意。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认识是这样的：一个是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度，我称之为“当代日本”；一个就是曾经发动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军国主义国家，我称之为“日本”。当代日本在中国人看来是颇具诱惑力的，她有灿烂的樱花、美丽的富士山、感人至深的《生死恋》、优裕的经济条件和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形态，吸引了大批年轻的中国人越洋淘金。特别是当代的新青年们，他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是东京繁华的银座、美女滨崎步，甚至ＡＶ女郎武藤兰。但人们一提到“日本”这个具有历史延绵性的名词时，日本又是罪恶、残忍的象征，这就是对日本的中国民间意识：欣赏其现代性，憎恶其历史。有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对日本太无知”，包括也受此影响的一些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观点，其实不很客观。
中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处于历史语境中，中国人态度并不极端，而一旦进入历史语境，就会不假思索地联想起侵华战争、联想起南京大屠杀，日本，简直就是恶魔，民间意识就是这样直观、简洁，通常是不会去追问战争的目的、屠杀的背景，更不可能也不需要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军队结构去做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也就不可能总结出日本人的“樱花情结”这种理论化的结论。
我曾经问过已过世多年的祖母对日本的看法，她的回答既简单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坏呐！”其实，老太太终其一生也不认识（不是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她对日本的坏的印象就是从侵华战争开始的，那时老人家刚刚年过三十。如果说她的言论也受官方的影响，我是不以为然的。她是中国典型的家庭主妇，和善、固执、保守、懦弱，且目不识丁，别说过问国事，连家事往往也不做主，再强大的宣传攻势对她来说基本无效。但她是中国人，亲眼目睹日本人是如何横行于中国的，于她而言，做一件坏事和做十件坏事都是罪孽深重，毋庸任何宣传——“日本人，坏呐！”的印象都是强烈和不可动摇的。她的子孙也包括我很自然地受到了这种影响，这就是中国民间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并以此认识和态度为基础，对日本事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切举措都带着高度的敏感。这一情形在中国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不少日本学者，尤其是一些持“自由史观”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对中国的侵略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普遍行为，因此要一视同仁地“集体谢罪”。可是，为什么就不再想一想，又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中国不分时间、地点，毫无节制地虐杀？而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兴起更加强调“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恰恰，这又是“自由史观”的一个新表现，想来，日本“自由史观”的持有者不该将此置之度外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言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躲在欧美的阴影里以卸掉日本责任的追随欧美的诡辩术。”我不能不怀疑这些人有挑动中国与世界为敌的嫌疑。
只要战争和屠杀是存在着的事实，对日本彻底谢罪的要求就会是强烈的。说日本的态度暧昧，也是有根据的，八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心灵所留下的创伤，没有真诚的谢罪如何消弭？在日本人往往是自以为是的“真诚”面前，还有一个曾经对人类犯下同样罪行的德国人作为例子，其中，最为经典的画面就是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圈，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五十万犹太人下跪志哀。他说：“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一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1971年10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勃兰特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当晚，德国青年举起火炬，络绎不绝地来到勃兰特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祝贺。与此相反的是，日本的领导人却习惯性地参拜摆放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个反差不仅强烈，而且是震撼人心的。因此，日本的反省在中国人的眼里怎么看都有“作秀”的感觉，这不能不给中日关系蒙上阴影。尽管日本历届领导人多次表明要正视历史，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甚至还提出中日永不再战的说辞，但终究没有可以信赖的行动作为保障。历史，毕竟不是一个“修辞手法”的问题，对历史的理解也不仅是一个观念、一个情绪的问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意志和品德的体现。可以说，日本政府对日本公民的精神、思想、意识的引导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对战争态度问题上争论的最大焦点在“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三十万？更多还是更少？由此而引出了一系列的争执。而近几年的反映主要在对东史郎日记的“东京审判”、“修改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寻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极右势力的甚嚣尘上，特别具有惯例性的事件是日本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但我以为，这仅仅是问题的表征，它还是对日本侵华战争态度的具体体现，只要日本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没有足够正确的认识，由这场战争所引起的一切事件也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其具体的表述就是：只要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罪恶和野蛮的行径，那么，日方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其本质都是罪恶和野蛮的。因此，像“南京大屠杀”中的屠杀事件哪怕只发生过一起就足以使日本背负沉重的耻辱，就必须有深刻而彻底的谢罪，这是一个基于基本事实的判断。然而，日本没有做到。他们对数字敏感的目的并不在于洗刷自己的难堪、减轻历史的罪恶感，而是从根本上就不打算意识到这种罪恶是多么深重和恶劣。包括一些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对此也洞若观火。日本学者小岛洁尖锐地说：“在日本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尽量使死者的数字接近乌有的反动知识分子。”事实也正如此，日本导演水岛悟于2007年底就准备筹拍一部叫《南京真相》的影片，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如果在欧洲，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谁敢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竟然没有死过人？由此，给中国人的感觉是，你连大屠杀中死亡的人数都在计较又怎么可能会有正确的历史观？这显然不是认识上的良性互动。我们可以肯定，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日本身上，是决不允许对方这样轻描淡写的。比方，日本人对二战的全部记忆就被定格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上，仿佛日本是战争的被动的受害方。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固然严重，但他们却从不追问，为什么这两颗原子弹会在日本爆炸，难道造成这样惨痛悲剧，其责任不该由当时的日本政府承担？对死亡人数的辩解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迈向推卸战争责任的第一步。
但是有部分日本人却把战争责任问题当作中国的民主问题来对待，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它潜伏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因为中国的不民主才使得日本发动战争的；第二，是因为中国的不民主才使得日本承担战争责任的。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这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多高，而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实际上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主状况的洞悉比日本人更加深刻，但与本文的主题无关。他们忘记了，抑或根本就不知道，正是这个被他们称之为“不民主”的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所发动战争的国家索赔。而我祖母在世时常唠叨的是“日本人烧掉了我起码可以娶三房儿媳妇的红木家具！”倘若可能，依老太太的意见恐怕还是要日本人赔一赔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是比较克制的，除政府象征性地操办的一些纪念活动和象征性的外交行动外，几十年来都没有允许在民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直到2000年12月13日，南京发生了盛岛酒店事件，才第一次出现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算是敲了一记警钟，那一天，正是南京大屠杀六十三周年纪念日。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国民间的抗日倾向从意识转变为行动，并且蔓延开来，直到对日本入常事件的强烈抵制，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浪潮。可见，中国民间的“抗日”倾向是十分有基础的。
中日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某中国人和某日本人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比如小泉纯一郎和福田康夫之间的差异）。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寄希望“一衣带水”的邻邦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历史的缠绕”下，到底难以深入，两国毕竟还是要面对历史的语境。在日本“暧昧的反省”状态下，任何一个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都可能转化为日本的态度，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东史郎日记案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普遍认为桥本光治诉东史郎案是一起典型的民事案件，中国人却将其政治化了，很显然是将这起案例抽象化、脱离了诉讼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桥本在南京的行为是否存在，不是一起孤立的刑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不但和侵华战争联系在一起，更是和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身就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桥本诉东史郎的目的也并不在单纯为自己的“名誉权”辩护，更在于试图以民事诉讼达到消解政治内容的目的，在桥本的背后不仅有他的律师，还有规模宏大的极右势力。虽然我们不能以“目的论”者的眼光来质问诉讼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中国人的反应还会如此强烈吗？事实上，日本一直在以“民事的态度”来对待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也正因为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此，才加剧了中国民间意识中的“抗日”倾向。同样，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也是如此。正如中国领导人所一贯表明的态度一样，这不单纯是日本内政问题，事关日本与周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内政”所不能替代的。我倒以为，日本作为经济巨人的形象给他们的国民带来了太多的虚幻以至梦呓。相比较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无知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无知。这也是发达的日本经济所造就的，发达相对于落后总是有吸引力的。
特别严峻的是，这些观念在日本一些自认为有“进步感”的学者中也有存在。我并不想怀疑他们正义的真实性，但从他们许多激烈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其进步色彩始终被自己民族性所遮蔽，因此其言论漏洞多多。他们就没有想过一个被严重羞辱过的民族是不愿意轻易地触痛历史的创伤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2000年春节后，我去看望已九十七岁高龄的祖父，再一次向老人家提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试图从历史的亲历者身上求证历史的本来面目，老人只说了一句“这是件伤心的事”。仅仅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到。过去我也屡次提出过这些问题，但老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可见屠杀所造成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重，中国人并不愿意每一天都进行这样的惨痛的回忆！如今，这样的记忆已随百岁高龄而辞世的祖父，化着一缕青烟消失在苍茫的天空！可是，面对“日本的态度”却不得不回忆，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而且更进一步地讲，既然这些有“进步感”的学者和现在的日本政府一样都承认了过去的战争罪行，为什么就不能彻底地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不够学术”？确实，中国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学术水平上颇为落后，但学术落后并不等于可以抹杀历史。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实质问题上的闪烁其词，既纵容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也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两国的民族主义一旦感染上“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中日关系必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记忆是一本书，只能翻过去，不能毁掉它。
中日未来的关系是要朝前看的而且也必须要朝前看，前提就是要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只是这一页至今还没有翻过，其主动权掌握于日本的手中，取决于日本的态度。以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历史观”只会让中国人更加不安，最终于中日双方绝无益处。小岛洁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二十一世纪，除非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在亚洲地区发挥创造和平的生存环境的部分作用，否则日本作为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是没有出路的。”所幸，日本毕竟还有像小岛洁、沟口雄三那样操持正义和勇于面对历史的知识分子，中日之未来是有希望的。
上溯至2000年之前，当时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远远不如今天这样激烈，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日双方都滋生出了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爱好和平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以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要在政治轨道上予以解决，否则，于世界和平、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有百害而无一利。
日本的反省之所以令中国政府不满意的原因是首先在于令中国人不满意。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认识是这样的：一个是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度，我称之为“当代日本”；一个就是曾经发动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军国主义国家，我称之为“日本”。当代日本在中国人看来是颇具诱惑力的，她有灿烂的樱花、美丽的富士山、感人至深的《生死恋》、优裕的经济条件和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形态，吸引了大批年轻的中国人越洋淘金。特别是当代的新青年们，他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是东京繁华的银座、美女滨崎步，甚至ＡＶ女郎武藤兰。但人们一提到“日本”这个具有历史延绵性的名词时，日本又是罪恶、残忍的象征，这就是对日本的中国民间意识：欣赏其现代性，憎恶其历史。有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对日本太无知”，包括也受此影响的一些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观点，其实不很客观。
中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处于历史语境中，中国人态度并不极端，而一旦进入历史语境，就会不假思索地联想起侵华战争、联想起南京大屠杀，日本，简直就是恶魔，民间意识就是这样直观、简洁，通常是不会去追问战争的目的、屠杀的背景，更不可能也不需要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军队结构去做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也就不可能总结出日本人的“樱花情结”这种理论化的结论。
我曾经问过已过世多年的祖母对日本的看法，她的回答既简单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坏呐！”其实，老太太终其一生也不认识（不是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她对日本的坏的印象就是从侵华战争开始的，那时老人家刚刚年过三十。如果说她的言论也受官方的影响，我是不以为然的。她是中国典型的家庭主妇，和善、固执、保守、懦弱，且目不识丁，别说过问国事，连家事往往也不做主，再强大的宣传攻势对她来说基本无效。但她是中国人，亲眼目睹日本人是如何横行于中国的，于她而言，做一件坏事和做十件坏事都是罪孽深重，毋庸任何宣传——“日本人，坏呐！”的印象都是强烈和不可动摇的。她的子孙也包括我很自然地受到了这种影响，这就是中国民间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并以此认识和态度为基础，对日本事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切举措都带着高度的敏感。这一情形在中国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不少日本学者，尤其是一些持“自由史观”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对中国的侵略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普遍行为，因此要一视同仁地“集体谢罪”。可是，为什么就不再想一想，又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中国不分时间、地点，毫无节制地虐杀？而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兴起更加强调“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恰恰，这又是“自由史观”的一个新表现，想来，日本“自由史观”的持有者不该将此置之度外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言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躲在欧美的阴影里以卸掉日本责任的追随欧美的诡辩术。”我不能不怀疑这些人有挑动中国与世界为敌的嫌疑。
只要战争和屠杀是存在着的事实，对日本彻底谢罪的要求就会是强烈的。说日本的态度暧昧，也是有根据的，八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心灵所留下的创伤，没有真诚的谢罪如何消弭？在日本人往往是自以为是的“真诚”面前，还有一个曾经对人类犯下同样罪行的德国人作为例子，其中，最为经典的画面就是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圈，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五十万犹太人下跪志哀。他说：“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一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1971年10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勃兰特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当晚，德国青年举起火炬，络绎不绝地来到勃兰特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祝贺。与此相反的是，日本的领导人却习惯性地参拜摆放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个反差不仅强烈，而且是震撼人心的。因此，日本的反省在中国人的眼里怎么看都有“作秀”的感觉，这不能不给中日关系蒙上阴影。尽管日本历届领导人多次表明要正视历史，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甚至还提出中日永不再战的说辞，但终究没有可以信赖的行动作为保障。历史，毕竟不是一个“修辞手法”的问题，对历史的理解也不仅是一个观念、一个情绪的问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意志和品德的体现。可以说，日本政府对日本公民的精神、思想、意识的引导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对战争态度问题上争论的最大焦点在“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三十万？更多还是更少？由此而引出了一系列的争执。而近几年的反映主要在对东史郎日记的“东京审判”、“修改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寻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极右势力的甚嚣尘上，特别具有惯例性的事件是日本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但我以为，这仅仅是问题的表征，它还是对日本侵华战争态度的具体体现，只要日本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没有足够正确的认识，由这场战争所引起的一切事件也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其具体的表述就是：只要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罪恶和野蛮的行径，那么，日方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其本质都是罪恶和野蛮的。因此，像“南京大屠杀”中的屠杀事件哪怕只发生过一起就足以使日本背负沉重的耻辱，就必须有深刻而彻底的谢罪，这是一个基于基本事实的判断。然而，日本没有做到。他们对数字敏感的目的并不在于洗刷自己的难堪、减轻历史的罪恶感，而是从根本上就不打算意识到这种罪恶是多么深重和恶劣。包括一些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对此也洞若观火。日本学者小岛洁尖锐地说：“在日本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尽量使死者的数字接近乌有的反动知识分子。”事实也正如此，日本导演水岛悟于2007年底就准备筹拍一部叫《南京真相》的影片，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如果在欧洲，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谁敢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竟然没有死过人？由此，给中国人的感觉是，你连大屠杀中死亡的人数都在计较又怎么可能会有正确的历史观？这显然不是认识上的良性互动。我们可以肯定，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日本身上，是决不允许对方这样轻描淡写的。比方，日本人对二战的全部记忆就被定格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上，仿佛日本是战争的被动的受害方。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固然严重，但他们却从不追问，为什么这两颗原子弹会在日本爆炸，难道造成这样惨痛悲剧，其责任不该由当时的日本政府承担？对死亡人数的辩解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迈向推卸战争责任的第一步。
但是有部分日本人却把战争责任问题当作中国的民主问题来对待，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它潜伏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因为中国的不民主才使得日本发动战争的；第二，是因为中国的不民主才使得日本承担战争责任的。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这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多高，而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实际上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主状况的洞悉比日本人更加深刻，但与本文的主题无关。他们忘记了，抑或根本就不知道，正是这个被他们称之为“不民主”的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所发动战争的国家索赔。而我祖母在世时常唠叨的是“日本人烧掉了我起码可以娶三房儿媳妇的红木家具！”倘若可能，依老太太的意见恐怕还是要日本人赔一赔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是比较克制的，除政府象征性地操办的一些纪念活动和象征性的外交行动外，几十年来都没有允许在民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直到2000年12月13日，南京发生了盛岛酒店事件，才第一次出现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算是敲了一记警钟，那一天，正是南京大屠杀六十三周年纪念日。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国民间的抗日倾向从意识转变为行动，并且蔓延开来，直到对日本入常事件的强烈抵制，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浪潮。可见，中国民间的“抗日”倾向是十分有基础的。
中日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某中国人和某日本人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比如小泉纯一郎和福田康夫之间的差异）。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寄希望“一衣带水”的邻邦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历史的缠绕”下，到底难以深入，两国毕竟还是要面对历史的语境。在日本“暧昧的反省”状态下，任何一个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都可能转化为日本的态度，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东史郎日记案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普遍认为桥本光治诉东史郎案是一起典型的民事案件，中国人却将其政治化了，很显然是将这起案例抽象化、脱离了诉讼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桥本在南京的行为是否存在，不是一起孤立的刑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不但和侵华战争联系在一起，更是和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身就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桥本诉东史郎的目的也并不在单纯为自己的“名誉权”辩护，更在于试图以民事诉讼达到消解政治内容的目的，在桥本的背后不仅有他的律师，还有规模宏大的极右势力。虽然我们不能以“目的论”者的眼光来质问诉讼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中国人的反应还会如此强烈吗？事实上，日本一直在以“民事的态度”来对待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也正因为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此，才加剧了中国民间意识中的“抗日”倾向。同样，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也是如此。正如中国领导人所一贯表明的态度一样，这不单纯是日本内政问题，事关日本与周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内政”所不能替代的。我倒以为，日本作为经济巨人的形象给他们的国民带来了太多的虚幻以至梦呓。相比较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无知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无知。这也是发达的日本经济所造就的，发达相对于落后总是有吸引力的。
特别严峻的是，这些观念在日本一些自认为有“进步感”的学者中也有存在。我并不想怀疑他们正义的真实性，但从他们许多激烈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其进步色彩始终被自己民族性所遮蔽，因此其言论漏洞多多。他们就没有想过一个被严重羞辱过的民族是不愿意轻易地触痛历史的创伤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2000年春节后，我去看望已九十七岁高龄的祖父，再一次向老人家提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试图从历史的亲历者身上求证历史的本来面目，老人只说了一句“这是件伤心的事”。仅仅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到。过去我也屡次提出过这些问题，但老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可见屠杀所造成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重，中国人并不愿意每一天都进行这样的惨痛的回忆！如今，这样的记忆已随百岁高龄而辞世的祖父，化着一缕青烟消失在苍茫的天空！可是，面对“日本的态度”却不得不回忆，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而且更进一步地讲，既然这些有“进步感”的学者和现在的日本政府一样都承认了过去的战争罪行，为什么就不能彻底地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不够学术”？确实，中国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学术水平上颇为落后，但学术落后并不等于可以抹杀历史。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实质问题上的闪烁其词，既纵容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也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两国的民族主义一旦感染上“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中日关系必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记忆是一本书，只能翻过去，不能毁掉它。
中日未来的关系是要朝前看的而且也必须要朝前看，前提就是要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只是这一页至今还没有翻过，其主动权掌握于日本的手中，取决于日本的态度。以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历史观”只会让中国人更加不安，最终于中日双方绝无益处。小岛洁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二十一世纪，除非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在亚洲地区发挥创造和平的生存环境的部分作用，否则日本作为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是没有出路的。”所幸，日本毕竟还有像小岛洁、沟口雄三那样操持正义和勇于面对历史的知识分子，中日之未来是有希望的。
上溯至2000年之前，当时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远远不如今天这样激烈，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日双方都滋生出了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爱好和平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以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要在政治轨道上予以解决，否则，于世界和平、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