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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敦煌文书，结合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对五代时期扬州城“四面十八门”进行了考证，指出五代时期的扬州城十八门为陆门之设，不包括水门。
关键词：扬州城；四面十八门；敦煌文献；古籍记载；考古资料；存在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5-0064-05
对于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我们曾利用敦煌文书、历代典籍以及考古出土文物等资料进行了论证，肯定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也证明这一时期的扬州城只是在唐代扬州城基础上的维修加固，其规模并没有扩大。
对于唐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文章发表，但是，《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扬州宋大城西门发掘报告》、《唐代扬州城区规模考辨》、《隋唐时代的扬州城》等论文中，已多有涉及，对唐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研究大有裨益。
最近，我们通过研究敦煌文书以及这一系列与扬州城有关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更坚定了我们对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推测：其实既不是精心安排，也谈不上刻意区分，只是由于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是唐扬州城旧城的加固和维修，而且因为其子城和罗城在相连处共用一座城墙，从而减少了城门数，才使扬州城的城门数为敦煌文书所载的“四面十八门”，这十八门应该是扬州城的陆门，不包括水门。
一
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是五代后梁到后唐时期敦煌名僧范海印和尚瞻礼各地佛教寺院和名山圣迹的记录，属行记一类作品。文书作者在行记开篇就写到：“厶青禁暮(襟慕)道，幼践禅门，觅圣迹而靡惮灵迹，兴法延(筵)而幽深不践。遐游江表，十有余秋。凡睹圣迹，并皆抄录。大唐佛道，圣俗之宜，一一广陈，列之于后。管窥之见，略记愚怀，将自观自纪菉焉，敢闻于贤哲。”这说明，作者对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记载，是亲身所历，亲眼所见，因此，“四面十八门”是可以采信的。并且，在同一文书中，作者不只记录了扬州一城的城周，而是把他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如太原、幽州、定州、镇州、邺都、沧州、庐州、舒州、蕲州、黄州、鄂州、洪州、舁州、衡州、潭州、荆南、襄州和洛京等地的城周以及佛教情况都记录了下来。经过我们的考证，这些内容都是可信的。
范海印所记扬州城“都城周围六十里，四面十八门”，显然指的是杨吴建都时期的扬州城。唐景福元年(892)，杨行密再次人据扬州后，历杨行密、杨渥、杨渭前期统治，一直沿用唐天祜年号，没有僭越。天韦占十六年(919)，“温乃册渭为天子，国号大吴，改唐天祜十六年为武义元年”。从919年到后晋天福二年(937)李异取代杨吴建立南唐，这期间为杨吴建都扬州时期。
扬州城在杨吴统治时期，是比较繁华的。“赈(瞻)礼后，从此西南行七百里至扬州，见(现)管廿八州，南北五千里，东西三千里。都城周围六十余里，四面十八门。南北一连，十字江水穿过。东西十桥，南北六桥。凡一桥上，并是市井。林园地宅连翼甍，战桡楼船窥翳渚。”这是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对这一时期扬州城的真实写照。扬州城这种比较繁华局面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扬州偏安一隅的相对安定的环境，当然与杨行密及其继承者“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搜兵练将，以图霸道”和“与民修养”的方略也有很大的关系。
杨行密及其后人在占有淮南之初，北有后梁、后唐的威胁，东与吴越争战不断，西又与湖南马殷、荆南成汭争斗不已，因此，当时不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形势，都不允许大兴土木。但是，扬州毕竟是杨吴政权经营淮南的基地，为“以图霸道”而加强扬州城的防御功能，做出像唐末高骈一样“缮完城垒”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形势使然，已经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史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有关这一时期扬州城的记录，就愈显珍贵。
二
对于扬州古城的研究，上世纪40年代日本安藤更生《唐宋时代扬州城之研究》，属于首创。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配合扬州城市建设需要，考古发掘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工作更是成绩斐然。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工作和研究者的努力，唐代扬州城的规模已经基本搞清，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城门数提供了极大便利。
唐代的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组成。子城位于罗城西北角高出罗城二三十米的蜀冈之上，为一不规整的多边形。“探出的南门位于南北大道的南端，东门位于东西路的东端，与此相对应的北端与西端，应有北门与西门，北门和西门被后期修筑公路破坏了，如今还保留着北门和西门的城墙缺口”。说明子城共有四座城门。
罗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较窄。有关罗城的城门数，“我们共钻探出七座城门，位于西城墙上二座，南城墙上三座，东城墙上一座，北城墙上一座……我们依据安藤所说，双桥为一门址，那么罗城西面可能有四座城门，城门之间的距离均为i000米……南城墙上也应有四座城门，彼此间距600余米……与西城墙北端的杨庄村西门址遥相呼应，根据西城墙的四座门址看，相对应的东城墙上，可能也有四座城门……北城墙上的城门，位于扬州变电所之西的城墙豁口处”。
这一结论说明，扬州城的罗城有13座城门。李裕群先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出发，也在《隋唐时代的扬州城》一文中指出：“据考察，西城墙外护城河有四处呈外弧状，每处相距1000米。已探明的南北两侧的两处城门即位于外弧状内侧，这不仅表明城门有瓮城设置，而且也说明西城墙上共有四座城门……这样与西城墙相对应，东城墙上亦应有四座城门……南面3座城门从城西南角开始，其中文化街南门附有水城门。每座城门相距约600余米。从距离上看，3座城门之东还应有1座城门的位置，由于为民房密集区而未能钻探。这样可以推测南城墙上亦有4座城门。北城门仅1座，位于扬州变电所西城墙豁口处，即是文献记载的参佐门。”同样得出扬州城的罗城有13座城门的结论。
由于扬州城的子城南部和罗城北部相连处共用1座城门即天兴门(图1)，这样，子城和罗城的城门数相加，共有17座城门，与敦煌文书S.529V所记“四面十八门”显然不符。
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是在唐扬州城基础上修缮加固的，其规模并未扩大，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所记正是五代后梁、后唐时期的杨吴都城的扬州城。文书作者是亲身经历，因此，我们断不可对“四面十八门”的记载加以否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扬州城罗城北部靠东北角的城墙上或许还有一座城门。
经过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努力，隋唐时期的扬州城基本已得到复原。相同的地图在蒋忠义 等先生的《近年扬州城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一文中也有(图2)。我们从图上可以观察到，唐时扬州城南北向的大街共有四条：最西一条街道有南北二门，北门为子城南门；靠近西面的第二条街道只设南门，而无北门，主要是因为这条街道北边子城和罗城相连的城墙为共用，子城处在高出罗城二三十米的蜀冈之上，且子城内仅有的一条街道已与罗城内最西一条街道相连；在靠近东面的第二条街道上，南北有二门，北门为参佐门；位于最东面的街道，只有南面一座城门，北面没有设置城门。
考古发掘者认为：“根据南门最西端的一座城门，至罗城西南角600米的距离推算，三座南门的东面，可能还有一座南门，其位置在今渡江路东侧，即明城的徐凝门西侧。”40说明最东一条街道南边是开有城门的，为什么在其北口没有设置城门?最东面一条街道距离罗城北门参佐门有600余米，距离罗城的东北角同样有600余米，而罗城的东西城门是按照1000米的距离设置的。也就是说罗城东北角靠西1300余米和靠南1000米的范围内没有设置城门。
如此大的范围内不设一门，我们权且抛开对交通造成的不便不谈，仅通过观察扬州城的格局，罗城的北面靠东北角处也应该设置一座城门，但是目前研究者尤其是最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座北门。
我们知道，对扬州古城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是1975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在罗城的北城墙靠东的东北角，已建东风砖瓦厂。砖瓦厂修建厂房和取土制砖，会不会对城门造成了破毁?而且，1975年、1978年和1986年对扬州古城的发掘报告，也不见这一区域进行钻探发掘的资料，因此说，是不是还存在后来的被毁和考古上的空白。
三
《资治通鉴》卷257《僖宗纪》载：光启三年(887)，“行密帅诸军合万五千人入城，以梁缵不尽节于高氏，为秦、毕用，斩于戟门之外。”胡三省注曰：“唐设戟之制，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有八，一品之门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护之门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护、上州之门十二，下都督、下都护、中州、下州之门各十。设戟于门，故谓之戟门。”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从高祖武德九年(626)改邗州为扬州后，扬州城为大都督府所在地，因此，按唐设戟之制，应有十四门之设。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是在唐扬州城基础上加固维修的，因此，如果有设戟的城门，其城门数也应该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依据敦煌文书S.529V的记载，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有“四面十八门”，大大超出“设戟之制”所规定的大都督府十四座城门之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与扬州城是商业性都市有很大的关系。隋炀帝时期，开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使得处在南北水路交通要冲的扬州成为许多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地。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中心南移，唐王朝的衣食用度十之七八仰仗于江南，扬州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并且在商业上已经超过了唐都城长安和洛阳，因此有了“扬一益二”之说。“东南扬为大，刀布金玉积如山阜”，是这一时期扬州城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高骈为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不久晋升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此时，朝廷命他率军镇压黄巢起义，高骈为了保存实力，要挟朝廷，“但握兵保境而已”，因此朝廷罢其兵权，削夺盐铁转运使之职，对此高骈极为不满。高骈初到扬州，“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在其兵权被削夺以后，甚至“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欲临藩镇，吞并江南”。扬州城罗城很可能修建于此时。“扬州城市的发展是先有子城、后筑罗城的，而且相隔时间很长。这种城市发展的模式，是与扬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业的繁荣，扬州城市建筑的规模也相应的大大扩展了”。“罗城就是在街市发展、人口急剧增多的新形势下才开始规划修筑的。罗城的平面布局正体现了以街市为中心的规划原则。这种先有街区后修城郭的渐进发展模式，大概是商业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
正如李裕群先生所论，唐时期的扬州罗城，在修城之前，已经形成了商业街区，后来依照商业街区的分布所修建的罗城，才可能会在城市布局、城门设置等突破了唐设戟制度的限制。古代修筑城池，一般都是把子城设在罗城之内的，唐代的扬州城，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子城并未建在罗城之内，而是建在了罗城以北，高出罗城达二三十米的蜀冈之上，南与罗城相连。这种格局，是否导致扬州城城门数增加的原因呢?
四
张可辉根据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历时两年对扬州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罗城“共钻探出七座城门，位于西城墙上二座，南城墙上三座，东城墙上一座”，“罗城西面可能有四座城门”，“根据南门最西端的一座城门，至罗城西南角600米的距离推算，三座南门的东面，可能还有一座南门”，“根据西城墙的四座门址看，相对应的东城墙上，可能也有四座城门”，“北城墙上的城门，位于扬州变电所之西的城墙豁口处”等材料，“由此推测，唐扬州罗城、子城共计城门十七座”。但是，张文后面的推论，笔者不敢苟同。
张文说：“文书所言杨吴都城‘四面十八门’，除了城的陆门外，当还包括城的水门……如此，扬州罗城至少有水门三座……根据考古工作队的考古发现及推测，唐代扬州罗城、子城水、陆门共有20座。杨吴立都扬州，以唐代扬州罗城、子城为基，对‘四面十八门’，一种可能的推测是，唐时两都城门数皆为十二，扬州以州城而门十三。此一推测似待商榷，且东垣门四座之说比起其他三垣城门数的推测来讲，也无较有力的证据，东垣城门数当只有一至两座，文书以‘四面’言，杨吴牙城南门天兴门，即唐子城中书门也可能未记其中，也可能有其他水门，合计为十八门。”
敦煌文书S.529V所记“四面十八门”里面，无疑是包括了至少3座以上水门的，但考古资料和学者的研究表明，扬州城至少有17座陆门，即罗城西、南、东门各4座，北门1座，外加子城城门4座，共17座，此外，罗城有东、南、西3座水门。张文否定了考古资料和学者研究的罗城东面设有4座城门的结论，“东垣城门数当只有一至两座”的推论不知有何依据?扬州城只有罗城设有东、南、西3座水门，也是不争的事实。张文推测“也可能有其他水门”，不知所指。张文对扬州城“四面十八门”的推测为臆断，不足取信。
总之，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所记五代时期扬州城“四面十八门”，应该是指扬州城的子城和罗城的陆门而言，共有十八门，不包括水门在内。这件文书也是我们目前所见唯一有关五代时期扬州城的文献资料，为我们研究唐末五代时期扬州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又文书作者是“自观自纪录”，因此“四面十八门”的记载是可信的，同时也应该引起学术界扬州城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搞清这一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设置，不仅有助于搞清唐五代时期扬州城的设置，更有助于今后扬州市城市建设的布局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其意义十分重大。
(责任编辑 戴春阳)
关键词：扬州城；四面十八门；敦煌文献；古籍记载；考古资料；存在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5-0064-05
对于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我们曾利用敦煌文书、历代典籍以及考古出土文物等资料进行了论证，肯定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也证明这一时期的扬州城只是在唐代扬州城基础上的维修加固，其规模并没有扩大。
对于唐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文章发表，但是，《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扬州宋大城西门发掘报告》、《唐代扬州城区规模考辨》、《隋唐时代的扬州城》等论文中，已多有涉及，对唐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研究大有裨益。
最近，我们通过研究敦煌文书以及这一系列与扬州城有关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更坚定了我们对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推测：其实既不是精心安排，也谈不上刻意区分，只是由于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是唐扬州城旧城的加固和维修，而且因为其子城和罗城在相连处共用一座城墙，从而减少了城门数，才使扬州城的城门数为敦煌文书所载的“四面十八门”，这十八门应该是扬州城的陆门，不包括水门。
一
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是五代后梁到后唐时期敦煌名僧范海印和尚瞻礼各地佛教寺院和名山圣迹的记录，属行记一类作品。文书作者在行记开篇就写到：“厶青禁暮(襟慕)道，幼践禅门，觅圣迹而靡惮灵迹，兴法延(筵)而幽深不践。遐游江表，十有余秋。凡睹圣迹，并皆抄录。大唐佛道，圣俗之宜，一一广陈，列之于后。管窥之见，略记愚怀，将自观自纪菉焉，敢闻于贤哲。”这说明，作者对五代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记载，是亲身所历，亲眼所见，因此，“四面十八门”是可以采信的。并且，在同一文书中，作者不只记录了扬州一城的城周，而是把他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如太原、幽州、定州、镇州、邺都、沧州、庐州、舒州、蕲州、黄州、鄂州、洪州、舁州、衡州、潭州、荆南、襄州和洛京等地的城周以及佛教情况都记录了下来。经过我们的考证，这些内容都是可信的。
范海印所记扬州城“都城周围六十里，四面十八门”，显然指的是杨吴建都时期的扬州城。唐景福元年(892)，杨行密再次人据扬州后，历杨行密、杨渥、杨渭前期统治，一直沿用唐天祜年号，没有僭越。天韦占十六年(919)，“温乃册渭为天子，国号大吴，改唐天祜十六年为武义元年”。从919年到后晋天福二年(937)李异取代杨吴建立南唐，这期间为杨吴建都扬州时期。
扬州城在杨吴统治时期，是比较繁华的。“赈(瞻)礼后，从此西南行七百里至扬州，见(现)管廿八州，南北五千里，东西三千里。都城周围六十余里，四面十八门。南北一连，十字江水穿过。东西十桥，南北六桥。凡一桥上，并是市井。林园地宅连翼甍，战桡楼船窥翳渚。”这是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对这一时期扬州城的真实写照。扬州城这种比较繁华局面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扬州偏安一隅的相对安定的环境，当然与杨行密及其继承者“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搜兵练将，以图霸道”和“与民修养”的方略也有很大的关系。
杨行密及其后人在占有淮南之初，北有后梁、后唐的威胁，东与吴越争战不断，西又与湖南马殷、荆南成汭争斗不已，因此，当时不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形势，都不允许大兴土木。但是，扬州毕竟是杨吴政权经营淮南的基地，为“以图霸道”而加强扬州城的防御功能，做出像唐末高骈一样“缮完城垒”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形势使然，已经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史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有关这一时期扬州城的记录，就愈显珍贵。
二
对于扬州古城的研究，上世纪40年代日本安藤更生《唐宋时代扬州城之研究》，属于首创。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配合扬州城市建设需要，考古发掘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工作更是成绩斐然。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工作和研究者的努力，唐代扬州城的规模已经基本搞清，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城门数提供了极大便利。
唐代的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组成。子城位于罗城西北角高出罗城二三十米的蜀冈之上，为一不规整的多边形。“探出的南门位于南北大道的南端，东门位于东西路的东端，与此相对应的北端与西端，应有北门与西门，北门和西门被后期修筑公路破坏了，如今还保留着北门和西门的城墙缺口”。说明子城共有四座城门。
罗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较窄。有关罗城的城门数，“我们共钻探出七座城门，位于西城墙上二座，南城墙上三座，东城墙上一座，北城墙上一座……我们依据安藤所说，双桥为一门址，那么罗城西面可能有四座城门，城门之间的距离均为i000米……南城墙上也应有四座城门，彼此间距600余米……与西城墙北端的杨庄村西门址遥相呼应，根据西城墙的四座门址看，相对应的东城墙上，可能也有四座城门……北城墙上的城门，位于扬州变电所之西的城墙豁口处”。
这一结论说明，扬州城的罗城有13座城门。李裕群先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出发，也在《隋唐时代的扬州城》一文中指出：“据考察，西城墙外护城河有四处呈外弧状，每处相距1000米。已探明的南北两侧的两处城门即位于外弧状内侧，这不仅表明城门有瓮城设置，而且也说明西城墙上共有四座城门……这样与西城墙相对应，东城墙上亦应有四座城门……南面3座城门从城西南角开始，其中文化街南门附有水城门。每座城门相距约600余米。从距离上看，3座城门之东还应有1座城门的位置，由于为民房密集区而未能钻探。这样可以推测南城墙上亦有4座城门。北城门仅1座，位于扬州变电所西城墙豁口处，即是文献记载的参佐门。”同样得出扬州城的罗城有13座城门的结论。
由于扬州城的子城南部和罗城北部相连处共用1座城门即天兴门(图1)，这样，子城和罗城的城门数相加，共有17座城门，与敦煌文书S.529V所记“四面十八门”显然不符。
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是在唐扬州城基础上修缮加固的，其规模并未扩大，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所记正是五代后梁、后唐时期的杨吴都城的扬州城。文书作者是亲身经历，因此，我们断不可对“四面十八门”的记载加以否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扬州城罗城北部靠东北角的城墙上或许还有一座城门。
经过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努力，隋唐时期的扬州城基本已得到复原。相同的地图在蒋忠义 等先生的《近年扬州城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一文中也有(图2)。我们从图上可以观察到，唐时扬州城南北向的大街共有四条：最西一条街道有南北二门，北门为子城南门；靠近西面的第二条街道只设南门，而无北门，主要是因为这条街道北边子城和罗城相连的城墙为共用，子城处在高出罗城二三十米的蜀冈之上，且子城内仅有的一条街道已与罗城内最西一条街道相连；在靠近东面的第二条街道上，南北有二门，北门为参佐门；位于最东面的街道，只有南面一座城门，北面没有设置城门。
考古发掘者认为：“根据南门最西端的一座城门，至罗城西南角600米的距离推算，三座南门的东面，可能还有一座南门，其位置在今渡江路东侧，即明城的徐凝门西侧。”40说明最东一条街道南边是开有城门的，为什么在其北口没有设置城门?最东面一条街道距离罗城北门参佐门有600余米，距离罗城的东北角同样有600余米，而罗城的东西城门是按照1000米的距离设置的。也就是说罗城东北角靠西1300余米和靠南1000米的范围内没有设置城门。
如此大的范围内不设一门，我们权且抛开对交通造成的不便不谈，仅通过观察扬州城的格局，罗城的北面靠东北角处也应该设置一座城门，但是目前研究者尤其是最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座北门。
我们知道，对扬州古城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是1975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在罗城的北城墙靠东的东北角，已建东风砖瓦厂。砖瓦厂修建厂房和取土制砖，会不会对城门造成了破毁?而且，1975年、1978年和1986年对扬州古城的发掘报告，也不见这一区域进行钻探发掘的资料，因此说，是不是还存在后来的被毁和考古上的空白。
三
《资治通鉴》卷257《僖宗纪》载：光启三年(887)，“行密帅诸军合万五千人入城，以梁缵不尽节于高氏，为秦、毕用，斩于戟门之外。”胡三省注曰：“唐设戟之制，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有八，一品之门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护之门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护、上州之门十二，下都督、下都护、中州、下州之门各十。设戟于门，故谓之戟门。”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从高祖武德九年(626)改邗州为扬州后，扬州城为大都督府所在地，因此，按唐设戟之制，应有十四门之设。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是在唐扬州城基础上加固维修的，因此，如果有设戟的城门，其城门数也应该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依据敦煌文书S.529V的记载，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有“四面十八门”，大大超出“设戟之制”所规定的大都督府十四座城门之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与扬州城是商业性都市有很大的关系。隋炀帝时期，开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使得处在南北水路交通要冲的扬州成为许多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地。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中心南移，唐王朝的衣食用度十之七八仰仗于江南，扬州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并且在商业上已经超过了唐都城长安和洛阳，因此有了“扬一益二”之说。“东南扬为大，刀布金玉积如山阜”，是这一时期扬州城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高骈为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不久晋升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此时，朝廷命他率军镇压黄巢起义，高骈为了保存实力，要挟朝廷，“但握兵保境而已”，因此朝廷罢其兵权，削夺盐铁转运使之职，对此高骈极为不满。高骈初到扬州，“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在其兵权被削夺以后，甚至“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欲临藩镇，吞并江南”。扬州城罗城很可能修建于此时。“扬州城市的发展是先有子城、后筑罗城的，而且相隔时间很长。这种城市发展的模式，是与扬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业的繁荣，扬州城市建筑的规模也相应的大大扩展了”。“罗城就是在街市发展、人口急剧增多的新形势下才开始规划修筑的。罗城的平面布局正体现了以街市为中心的规划原则。这种先有街区后修城郭的渐进发展模式，大概是商业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
正如李裕群先生所论，唐时期的扬州罗城，在修城之前，已经形成了商业街区，后来依照商业街区的分布所修建的罗城，才可能会在城市布局、城门设置等突破了唐设戟制度的限制。古代修筑城池，一般都是把子城设在罗城之内的，唐代的扬州城，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子城并未建在罗城之内，而是建在了罗城以北，高出罗城达二三十米的蜀冈之上，南与罗城相连。这种格局，是否导致扬州城城门数增加的原因呢?
四
张可辉根据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历时两年对扬州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罗城“共钻探出七座城门，位于西城墙上二座，南城墙上三座，东城墙上一座”，“罗城西面可能有四座城门”，“根据南门最西端的一座城门，至罗城西南角600米的距离推算，三座南门的东面，可能还有一座南门”，“根据西城墙的四座门址看，相对应的东城墙上，可能也有四座城门”，“北城墙上的城门，位于扬州变电所之西的城墙豁口处”等材料，“由此推测，唐扬州罗城、子城共计城门十七座”。但是，张文后面的推论，笔者不敢苟同。
张文说：“文书所言杨吴都城‘四面十八门’，除了城的陆门外，当还包括城的水门……如此，扬州罗城至少有水门三座……根据考古工作队的考古发现及推测，唐代扬州罗城、子城水、陆门共有20座。杨吴立都扬州，以唐代扬州罗城、子城为基，对‘四面十八门’，一种可能的推测是，唐时两都城门数皆为十二，扬州以州城而门十三。此一推测似待商榷，且东垣门四座之说比起其他三垣城门数的推测来讲，也无较有力的证据，东垣城门数当只有一至两座，文书以‘四面’言，杨吴牙城南门天兴门，即唐子城中书门也可能未记其中，也可能有其他水门，合计为十八门。”
敦煌文书S.529V所记“四面十八门”里面，无疑是包括了至少3座以上水门的，但考古资料和学者的研究表明，扬州城至少有17座陆门，即罗城西、南、东门各4座，北门1座，外加子城城门4座，共17座，此外，罗城有东、南、西3座水门。张文否定了考古资料和学者研究的罗城东面设有4座城门的结论，“东垣城门数当只有一至两座”的推论不知有何依据?扬州城只有罗城设有东、南、西3座水门，也是不争的事实。张文推测“也可能有其他水门”，不知所指。张文对扬州城“四面十八门”的推测为臆断，不足取信。
总之，敦煌文书S.529V《诸山圣迹志》所记五代时期扬州城“四面十八门”，应该是指扬州城的子城和罗城的陆门而言，共有十八门，不包括水门在内。这件文书也是我们目前所见唯一有关五代时期扬州城的文献资料，为我们研究唐末五代时期扬州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又文书作者是“自观自纪录”，因此“四面十八门”的记载是可信的，同时也应该引起学术界扬州城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搞清这一时期扬州城城门数的设置，不仅有助于搞清唐五代时期扬州城的设置，更有助于今后扬州市城市建设的布局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其意义十分重大。
(责任编辑 戴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