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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下合后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统治，李德也在会上受到批判而被解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职务。那天，他被安排在靠会议室门口的座位上，不停地吸烟，不耐烦地听着对他的批评。他在会上还作了申辩发言，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认为，过去军事领导的错误，主要南“三人团”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会后写成的《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完全压制的办法。”这次会议还决定取消“三人团”，后来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通称新“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坦途，开创了新局面。
下台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李德心中不服。他常常抱怨说：“我本来是作为你们的军事顾问，提提意见而已，是你们中国同志自己把事情搞坏了。”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说的，终生喊冤叫屈。
但是，李德下台后没有反对中央的言行，而是怀着一肚子委屈，默默随队长征。他有胃病，牙齿也不好，11码特大号鞋也不易解决，这些他都忍受了。后来，他明确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中央对李德也没有弃之不顾，或是歧视、打击，而是“同志式”相待。他的安全有保障，生活受优待，还可列席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担任一定职务和工作。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团结、教育”的干部政策，与以往王明、博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截然不同。
遵义会议后，红军结束休整，继续长征。李德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留在中央纵队，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周恩来表示同意。
李德之所以选择红一军团，是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林彪对他比较尊敬。他曾到一军团讲过阵地战的课，但打惯了运动战的红军战士对李德所讲的阵地战不感兴趣，都说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而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非常激烈的时候，林彪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过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称赞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很受李德赏识。另外，在遵义会议上，林彪虽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但不是很坚决，李德认为林彪对他这个顾问还是有感情的，与彭德怀等人对他的态度不同。但李德打错了算盘。当李德赶到红一军团总部，向林彪热情地伸出手时，林彪却一脸冷漠。李德回忆说：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不予过问。李德无意再在一军团待下去，不久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使李德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有所转变。尤其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幕“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1935年9月10日凌晨，红军大学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人策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党中央北上。为了蛊惑人心，他甚至胡说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要把他们带到苏联去。这些扰乱视听的话语，使整装待发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有几个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着叫嚷不走了，要跟李特南下。李特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说：“北上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推翻!”没说几句话，两个人就动起手来。李德身高体壮，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下来，随即二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为“流氓”，并说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正当他们纠缠争斗时，毛泽东闻讯而来，走到李德和李特跟前，大声地说：“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不认自家人了?红一方面军也好，红四方面军也好，都姓红嘛!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呢?大家省点力气去打敌人吧!”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缓和下来。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愿意南下的可以南下，愿意北上的可以北上，一切请便，绝不强迫。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但我相信，南下的同志，迟早会回来的。”为了挽救更多的同志，毛泽东劝四方面军的六七十名干部留下，说南下是绝路，北上是正确的。谁知，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李特突然大声说：“你毛泽东率中央竟然逃跑，离开红军大部队，你们从江西一直逃跑，现在还想逃跑，你犯了大罪!”李特指手画脚，越说越激动，李德怕他一时冲动铤而走险，于是从后面一把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李德的双臂如同铁钳一般，他怎么也挣脱不了。毛泽东见状说：“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才松了手。彭德怀当时也随毛泽东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了正确的方面”。后来，李德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搞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有21人出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李德作为中央军委系统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言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北上主张。在这次会上，李德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负责研究中央机构精简和部队的整编问题。李德自然高兴。
最后四年在陕北
李德随中央红军走完长征路，开始了在中国陕北最后四年的生活。此时，他的生活是丰富的，既有政治活动，又有爱情收获(后面专题叙述)；既在课堂教学，又参加重要会议。而且，他还热情关注党的军事行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尽管是错误的)。他依然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住一孔宽敞的窑洞，有勤务员为他服务。在保安的“红大”时，他还与人玩扑克牌、打网球、自制烤肠，能吃到大米和鸡蛋。’陕北的生活给李德留下了良好的回忆。
李德参加的重要会议，开始仅限于军事性质的，后来扩大到政治性质的会议。与会时的排名均在“还有……”“以及……”之列，并非正式参会人员。尽管如此，能与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一起议政，这已经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
1935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李德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作。11月18日，中央在瓦窑堡讨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李德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敌我情况和游击战争部署问题》的报告。这是他自遵义会议以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并表明他已接受游击战理论。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对李德的报告作 了肯定和补充。最后，会议作出《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的决定》。
1936年1月17日，李德出席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发展，以推动华北及全国抗日斗争。经过准备，2月20日夜，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队渡河东征。到5月初红军完成东征任务返回陕北。李德对这次东征极不理解，极不赞成。他出于善良的动机，在中央决定东征后，于1月27日向中央提出书面反对意见，题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他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反对瓦窑堡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李德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同”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毛泽东看了李德的意见书，当即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提笔在意见书首页顶端写上：《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让政治局委员传阅，并要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3月间，毛泽东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发言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李德的《意见书》这个小插曲，促使毛泽东决心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并最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大概是李德所没有想到的。
毛泽东明白，李德反对红军东征的动机是善良的，而且是通过正常程序交给中央的。所以他东征回来，不仅没有恼恨和疏远李德，相反却以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在1936年5月20日，与李德和张闻天、周恩来等1l位中央高级领导人一起，联名致电张国焘，热烈欢迎他北上陕北。这是李德中国之行的七年中惟一的一次与毛泽东“联名发电”，欣喜之情，莫可名状。
1937年1月7日，党中央进驻延安。20日，李德随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大”)也来到延安。3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简称“延安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张国焘的错误问题，会议最后作出第二个《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李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张国焘问题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这是李德在中国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为委员，朱德为主任。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李德在中国的最后任职。
1938年上半年，李德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转为中共党员，以便看文件，参加会议，过组织生活；二是批准他与李丽莲结婚。后来，他的这两条要求都得到中央批准，李德的组织关系从抗大转到留守兵团司令部。
1939年秋天，周恩来因坠马而右臂骨折，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共产国际指示让李德同机回苏联。李德听说后，要求带妻子李丽莲随机同行，但因李丽莲没有进入苏联的签证而未能同行。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长达七年的中国之行。
两次婚姻皆离散
李德在中国工作的七年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党组织帮他找的，一次是自己追成的。但其结局都是女方离开他，最后他只身回到苏联。
第一次婚姻是在江西苏区。李德觉得生活孤寂难挨，就向博古提出找一个中国妻子的要求。但此事很不容易解决，他身材高大，高鼻蓝眼，身份特殊，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党组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身体粗壮的瑞金农村妇女萧月华(祖籍广东)，左劝右说，总算促成了这桩婚事。外形虽然还算般配，但双方的文化习惯差距太大。加上语言不通，李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拍桌子，他们结婚不久就争吵不断。尽管如此，萧月华囿于“嫁鸡随鸡”的观念，还是跟着李德长征到陕北。在保安，她与李德还请斯诺到家里吃自制的烤香肠。他们的日子过得倒也平静，还生有一子。但后来萧月华实在忍受不了李德的专制和粗暴，1938年春，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法院办了离婚手续，李德又变成单身汉。
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延安。他主动进攻，追到了漂亮的有夫之妇、演员李丽莲。关于李丽莲，可见的材料极少，且不准确。我在研究延安文艺20多年的过程中，查阅10多种书、报、刊及回忆录，才理出关于她的一些情况。事实表明，她是延安文艺界很活跃、很有成就、很有名气的人物。李丽莲是歌唱家、影剧演员，早年参加革命，在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1931年进入上海的“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曾在影片《上海小姐韩绣雯》中扮演角色。1937年，她扮演了《社会之花》中的张曼及《梦里乾坤》中的赵女士等角色。
1938年初，李丽莲与丈夫欧阳山尊(戏剧家，曾任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人民艺术学院副院长)一起，随上海戏剧界抗敌演剧队第一队辗转到延安，在刚诞生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担任助教和演员。6月18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和建党17周年，鲁艺特成立晚会筹备组，请李丽莲参与工作；7月初，李丽莲还受聘在毛泽东捐助支持成立的民众剧团兼任音乐教员；7月上旬鲁艺演出延安第一个歌剧《农村曲》，李丽莲参加编剧，并扮演主角王金氏，这是她到延安后从事戏剧活动的开端，获得一致好评。当时，延安干部的男女比例是10:1，一有女同志到延安，自然吸引人们的目光。大约是在此时，李德注意并喜欢上了李丽莲。这时，她的丈夫欧阳山尊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正在晋陕战区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李丽莲最终与欧阳山尊分手，与李德结婚。
1940年元旦，延安工余剧人协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演出曹禺的名剧《日出》。毛泽东要求这次演出要集中延安最好的演员，李丽莲饰主角陈白露。她身材高挑，表演有素，成功塑造了交际花陈白露这个人物，博得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及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从此，李丽莲成了延安的戏剧明星。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丽莲与毛泽东、洛甫、吴玉章、周扬、丁玲等97人一起当选为文协执委。5月，毛泽东与凯丰(中宣部代部长)联名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李丽莲持请柬出席了这次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收获很大。座谈会合影中第四排左一即是李丽莲。
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但再没有登台演戏。不久，她就离开文艺战线，在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国际联络部任部长。后来，李丽莲与一个中学教师组成新家庭，仍住在北京人艺的宿舍里，1965年病逝。
(责编 郄 智)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统治，李德也在会上受到批判而被解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职务。那天，他被安排在靠会议室门口的座位上，不停地吸烟，不耐烦地听着对他的批评。他在会上还作了申辩发言，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认为，过去军事领导的错误，主要南“三人团”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会后写成的《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完全压制的办法。”这次会议还决定取消“三人团”，后来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通称新“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坦途，开创了新局面。
下台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李德心中不服。他常常抱怨说：“我本来是作为你们的军事顾问，提提意见而已，是你们中国同志自己把事情搞坏了。”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说的，终生喊冤叫屈。
但是，李德下台后没有反对中央的言行，而是怀着一肚子委屈，默默随队长征。他有胃病，牙齿也不好，11码特大号鞋也不易解决，这些他都忍受了。后来，他明确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中央对李德也没有弃之不顾，或是歧视、打击，而是“同志式”相待。他的安全有保障，生活受优待，还可列席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担任一定职务和工作。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团结、教育”的干部政策，与以往王明、博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截然不同。
遵义会议后，红军结束休整，继续长征。李德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留在中央纵队，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周恩来表示同意。
李德之所以选择红一军团，是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林彪对他比较尊敬。他曾到一军团讲过阵地战的课，但打惯了运动战的红军战士对李德所讲的阵地战不感兴趣，都说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而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非常激烈的时候，林彪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过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称赞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很受李德赏识。另外，在遵义会议上，林彪虽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但不是很坚决，李德认为林彪对他这个顾问还是有感情的，与彭德怀等人对他的态度不同。但李德打错了算盘。当李德赶到红一军团总部，向林彪热情地伸出手时，林彪却一脸冷漠。李德回忆说：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不予过问。李德无意再在一军团待下去，不久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使李德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有所转变。尤其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幕“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1935年9月10日凌晨，红军大学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人策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党中央北上。为了蛊惑人心，他甚至胡说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要把他们带到苏联去。这些扰乱视听的话语，使整装待发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有几个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着叫嚷不走了，要跟李特南下。李特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说：“北上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推翻!”没说几句话，两个人就动起手来。李德身高体壮，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下来，随即二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为“流氓”，并说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正当他们纠缠争斗时，毛泽东闻讯而来，走到李德和李特跟前，大声地说：“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不认自家人了?红一方面军也好，红四方面军也好，都姓红嘛!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呢?大家省点力气去打敌人吧!”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缓和下来。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愿意南下的可以南下，愿意北上的可以北上，一切请便，绝不强迫。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但我相信，南下的同志，迟早会回来的。”为了挽救更多的同志，毛泽东劝四方面军的六七十名干部留下，说南下是绝路，北上是正确的。谁知，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李特突然大声说：“你毛泽东率中央竟然逃跑，离开红军大部队，你们从江西一直逃跑，现在还想逃跑，你犯了大罪!”李特指手画脚，越说越激动，李德怕他一时冲动铤而走险，于是从后面一把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李德的双臂如同铁钳一般，他怎么也挣脱不了。毛泽东见状说：“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才松了手。彭德怀当时也随毛泽东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了正确的方面”。后来，李德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搞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有21人出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李德作为中央军委系统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言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北上主张。在这次会上，李德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负责研究中央机构精简和部队的整编问题。李德自然高兴。
最后四年在陕北
李德随中央红军走完长征路，开始了在中国陕北最后四年的生活。此时，他的生活是丰富的，既有政治活动，又有爱情收获(后面专题叙述)；既在课堂教学，又参加重要会议。而且，他还热情关注党的军事行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尽管是错误的)。他依然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住一孔宽敞的窑洞，有勤务员为他服务。在保安的“红大”时，他还与人玩扑克牌、打网球、自制烤肠，能吃到大米和鸡蛋。’陕北的生活给李德留下了良好的回忆。
李德参加的重要会议，开始仅限于军事性质的，后来扩大到政治性质的会议。与会时的排名均在“还有……”“以及……”之列，并非正式参会人员。尽管如此，能与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一起议政，这已经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
1935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李德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作。11月18日，中央在瓦窑堡讨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李德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敌我情况和游击战争部署问题》的报告。这是他自遵义会议以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并表明他已接受游击战理论。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对李德的报告作 了肯定和补充。最后，会议作出《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的决定》。
1936年1月17日，李德出席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发展，以推动华北及全国抗日斗争。经过准备，2月20日夜，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队渡河东征。到5月初红军完成东征任务返回陕北。李德对这次东征极不理解，极不赞成。他出于善良的动机，在中央决定东征后，于1月27日向中央提出书面反对意见，题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他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反对瓦窑堡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李德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同”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毛泽东看了李德的意见书，当即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提笔在意见书首页顶端写上：《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让政治局委员传阅，并要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3月间，毛泽东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发言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李德的《意见书》这个小插曲，促使毛泽东决心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并最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大概是李德所没有想到的。
毛泽东明白，李德反对红军东征的动机是善良的，而且是通过正常程序交给中央的。所以他东征回来，不仅没有恼恨和疏远李德，相反却以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在1936年5月20日，与李德和张闻天、周恩来等1l位中央高级领导人一起，联名致电张国焘，热烈欢迎他北上陕北。这是李德中国之行的七年中惟一的一次与毛泽东“联名发电”，欣喜之情，莫可名状。
1937年1月7日，党中央进驻延安。20日，李德随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大”)也来到延安。3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简称“延安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张国焘的错误问题，会议最后作出第二个《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李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张国焘问题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这是李德在中国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为委员，朱德为主任。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李德在中国的最后任职。
1938年上半年，李德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转为中共党员，以便看文件，参加会议，过组织生活；二是批准他与李丽莲结婚。后来，他的这两条要求都得到中央批准，李德的组织关系从抗大转到留守兵团司令部。
1939年秋天，周恩来因坠马而右臂骨折，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共产国际指示让李德同机回苏联。李德听说后，要求带妻子李丽莲随机同行，但因李丽莲没有进入苏联的签证而未能同行。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长达七年的中国之行。
两次婚姻皆离散
李德在中国工作的七年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党组织帮他找的，一次是自己追成的。但其结局都是女方离开他，最后他只身回到苏联。
第一次婚姻是在江西苏区。李德觉得生活孤寂难挨，就向博古提出找一个中国妻子的要求。但此事很不容易解决，他身材高大，高鼻蓝眼，身份特殊，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党组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身体粗壮的瑞金农村妇女萧月华(祖籍广东)，左劝右说，总算促成了这桩婚事。外形虽然还算般配，但双方的文化习惯差距太大。加上语言不通，李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拍桌子，他们结婚不久就争吵不断。尽管如此，萧月华囿于“嫁鸡随鸡”的观念，还是跟着李德长征到陕北。在保安，她与李德还请斯诺到家里吃自制的烤香肠。他们的日子过得倒也平静，还生有一子。但后来萧月华实在忍受不了李德的专制和粗暴，1938年春，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法院办了离婚手续，李德又变成单身汉。
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延安。他主动进攻，追到了漂亮的有夫之妇、演员李丽莲。关于李丽莲，可见的材料极少，且不准确。我在研究延安文艺20多年的过程中，查阅10多种书、报、刊及回忆录，才理出关于她的一些情况。事实表明，她是延安文艺界很活跃、很有成就、很有名气的人物。李丽莲是歌唱家、影剧演员，早年参加革命，在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1931年进入上海的“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曾在影片《上海小姐韩绣雯》中扮演角色。1937年，她扮演了《社会之花》中的张曼及《梦里乾坤》中的赵女士等角色。
1938年初，李丽莲与丈夫欧阳山尊(戏剧家，曾任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人民艺术学院副院长)一起，随上海戏剧界抗敌演剧队第一队辗转到延安，在刚诞生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担任助教和演员。6月18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和建党17周年，鲁艺特成立晚会筹备组，请李丽莲参与工作；7月初，李丽莲还受聘在毛泽东捐助支持成立的民众剧团兼任音乐教员；7月上旬鲁艺演出延安第一个歌剧《农村曲》，李丽莲参加编剧，并扮演主角王金氏，这是她到延安后从事戏剧活动的开端，获得一致好评。当时，延安干部的男女比例是10:1，一有女同志到延安，自然吸引人们的目光。大约是在此时，李德注意并喜欢上了李丽莲。这时，她的丈夫欧阳山尊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正在晋陕战区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李丽莲最终与欧阳山尊分手，与李德结婚。
1940年元旦，延安工余剧人协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演出曹禺的名剧《日出》。毛泽东要求这次演出要集中延安最好的演员，李丽莲饰主角陈白露。她身材高挑，表演有素，成功塑造了交际花陈白露这个人物，博得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及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从此，李丽莲成了延安的戏剧明星。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丽莲与毛泽东、洛甫、吴玉章、周扬、丁玲等97人一起当选为文协执委。5月，毛泽东与凯丰(中宣部代部长)联名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李丽莲持请柬出席了这次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收获很大。座谈会合影中第四排左一即是李丽莲。
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但再没有登台演戏。不久，她就离开文艺战线，在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国际联络部任部长。后来，李丽莲与一个中学教师组成新家庭，仍住在北京人艺的宿舍里，1965年病逝。
(责编 郄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