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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0-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王者镜鉴与加洛林王权建构关系研究”（编号：20YJC770046）。
[作者简介] 钟姗姗（1988-），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晓华（1963-），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
①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
[内容摘要]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是中世纪盛期著名的情侣，他们的爱情悲剧通过书信的流传成为西欧人的共识记忆。依据书信的写作时间与性质，可将他们的书信分为早期的私人书信、自传形式的《劫余录》、进入修道院之后的私人书信与指导书信。由于书信中存在着爱情、暴力等内容，为浪漫的文学演绎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作为文学演绎化的书信文本流传甚广，以至于学术界很长时间都将其视为文学作品看待。19世纪中期以后学者们对书信版本的校订、编辑、考据逐渐增多，书信作为史料的价值不断提升，成为研究12世纪社会生活、思想发展以及教会改革运动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 阿伯拉尔;爱洛伊丝;书信;法兰西;12世纪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70-10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是12世纪法兰西著名情侣，他们留有大量书信，为后世研究他们的思想以及12世纪西欧社会提供了独特的私人史料。他们的爱情悲剧被改编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其灵感来源于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书信集。约1079年，阿伯拉尔出生于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骑士家庭。由于对知识充满渴求，阿伯拉尔放弃了长子继承权。他先师从唯名论的著名学者贡比涅的罗瑟琳（Roscelin of Compiègne），后又到巴黎师从唯实论的著名学者香蒲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他被称为“辩证法的斗士”①，热衷于与人辩论。作为经院哲学唯名论的代表人物，阿伯拉尔的唯名论哲学观点便是在与自己老师的哲学争辩中形成和完善的。阿伯拉尔迫使威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此外，阿伯拉尔在默伦（Melun）、科尔贝（Corbeil）、蒙圣热内维耶夫（Mout-Sanit-Geneviève）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其后又成为巴黎主教座堂学校的教师。他被后世誉为巴黎大学的先驱。约1116年，阿伯拉尔成为爱洛伊丝的老师，他们借教学之名掩盖恋爱之实。教学之外，二人又凭借鸿雁传书进行情感与智力的交流。后世将这些书信整理为《两位恋人的书信集》（Epistolae Duorum Amantium），简称EDA。这段恋情导致阿伯拉尔被阉割，其后这对情侣双双进入修道院。约1132年，爱洛伊丝意外获得阿伯拉尔写的《阿伯拉尔致友人的一封劝慰信》（Abaelardi ad Amicum Suum Consolatoria 〈Epistual〉），再次开始与阿伯拉尔进行长时间的通信，直至1142年阿伯拉尔去世。这一时期的通信便是非常著名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以文学形式流传久远。早在13世纪，让·德·梅恩（Jean de Meung）将书信译成法语，并将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故事写入《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中，流传于世。莱斯利·C.布鲁克（Leslie C. Brook）评价：“让·德·梅恩女士对阿伯拉尔—爱洛伊丝书信的翻译经常有误，难免会给人一种对翻译的歪曲看法。”Leslie C. Brook， “Reiterated Quotations and Statements in Jean de Meun’s Translation of the Abelard-Heloise Correspondence，”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Vol.105， No.1-2， 1989， p.89.它虽然不是一份比较完善的版本，但为书信的广泛流传起到重要作用。相对于以文学形式传播的书信集，国外学术界对真实书信的收集、整理、翻译、校订、再版起步较晚，但成果颇丰。首先，针对手稿的比较、校订和翻译，出现了一批学者，如19世纪中期的库赞（Cousin）、米涅（Migne），20世纪中期的马克尔（Muckle）、麦克劳林（McLaughlin）、雅克·蒙弗林（Jacques Monfrin），20世纪后期的贝蒂·拉迪斯（Betty Radice）、大卫·卢斯孔博（David Luscombe）、梅夫斯（Mews）等人。他们整理的书信分为三类：一是阿伯拉尔的《给友人的一封劝慰信》，二是爱洛伊丝在圣灵修道院与阿伯拉尔的通信，即为人熟知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三是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早期恋爱时期的书信，即EDA。其次，学者们对书信的研究逐渐深入，集中在书信的真伪问题、John F. Benton and Fiorella Prosperetti Ercoli， “The Style of the ‘Historia Calamitatum’： A Preliminary Test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orrespondence Attributed to Abelard and Heloise，” Viator， Vol.6 （January 1975）， pp.59-86; John Marenbon， “Authenticity Revisited，” Bonnie Wheeler， ed.，Listening to Heloise The Voice of a Twelfth-Century Wom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19-33.12世纪自我意识的觉醒（以阿伯拉尔为视角）、Sarah Spence， Texts and the Self in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chael T. Clanchy， “Documenting the Self： Abelard and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ol.76， No. 193 （August 2003）， pp.293-309; Eileen C. Sweeney， “Abelard’s Historia Calamitatum and Letters： Self as Search and Struggle，” Poetics Today， Vol. 28， No.2 （June 2007）， pp.303-336.12世纪的女权主义（以爱洛伊丝为视角）、Andrea Nye， “A Woman’s Thought or a Man’s Discipline？ Th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Hypatia， Vol.7， No.3 （August 1992）， pp.1-22; Bonnie Wheeler，ed.， Listening to Heloise the Voice of a Twelfth-Century Woman.书信中赞美诗的解读、Kees Schepers， “Abelard’s Exegesis of the Song of Songs in His Second Letter to Heloise，” The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Vol.27， 2017， pp.107-131; Jan M. Ziolkowski， “Virgil， Abelard and Heloise， and the End of Neumes，”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Vol.56， 2012， pp.447-466.愛之理论的探讨Constant J. Mews， “Discussing Love： The Epistolae Duorum Amantium and Abelard’s Sic et Non，” The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Vol. 19 （January 2009）， pp.130-147; Barbara Newman， Making Lov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Letters of Two Lovers in Contex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6; Michael Calabrese， “Ovid and the Female Voice in the ‘De Amore’ and the ‘Letters’of Abelard and Heloise，” Modern Philology， Vol. 95， No.1 （August 1997）， pp.1-26; Constant J. Mews， “Abelard， Heloise， and Discussion of Love in the Twelfth-Century Schools，” Babette S. Hellemans， ed.， Rethinking Abelar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4， pp.11-36.等多元角度。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书信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翻译层面，集中在《阿伯拉尔致友人的一封劝慰信》和《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两部译著，中文的几个译本分别是：阿伯拉尔：《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梁实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施皮茨来编：《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李承言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蒙克利夫：《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岳丽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阿伯拉尔：《劫余录》，孙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阿伯拉尔：《绝情书：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其中梁实秋、葛海滨翻译的是演绎版书信，其余是真实书信。鲜有对书信进行考据与多元视角的深入研究。笔者将从通信者身份变化来分析书信性质的变化、以及根据书信的流变分析其动态价值变化。 19世纪中期以来，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的史学价值愈发为学者们所重视。其史学价值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书信一部分是古典式的私人书信，充满了私人情感的表达，对于学者们了解当时人情感的诉求、情感的挣扎与情感的转向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如EDA中男教师与女学生对“爱”的不同看法，《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中对婚姻的看法。如果将其置于12世纪社会背景之下，我们会看到通信的双方具有个体意识，表达出因为我想要、我喜欢，所以我才这样做，而不是因蒙受上帝的恩典才这样做。这体现了一种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中世纪。
其次，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是12世纪文艺复兴知识分子的代表，从书信中可以解读12世纪文艺复兴。如书信中引用了西塞罗、塞内加、卢坎、奥维德等人的话语。这既体现了古典式书信的特点，也从12世纪西欧人的视角解构了古典学，并用古典学诠释12世纪的生活。书信中也表达了阿伯拉尔对理性与信仰的看法。他们的信件跨越了情感的极端——奉献、失望、悲愤、自信、雄心、不耐、自责和顺从，所有这些情感都被统驭到尖锐的批判的智性之下。
第三，世俗之爱向神秘爱欲论的转化。以奥维德为代表的古典学探讨更多的是世俗之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禁欲主义在西欧盛行，世俗之爱逐渐向神秘爱欲论转化。阿伯拉尔在回复爱洛伊丝的信中写道：“如今我是你的仆人，过去你曾把我当成你的主人，现在你和我之间的纽带是精神上的爱，不是敬畏的爱，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你个人。”Abelard & Heloise， The Letter Collection of Peter Abelard and Heloise， p.216.《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中引证了这一点，EDA又对其进行了补充。
最后，书信是了解12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女性修道院的机构与运作的重要史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2世纪宗教生活逐渐世俗化。为了避免世俗化，一些修道院纷纷进行改革。阿伯拉尔因试图改革圣吉尔达修道院而遭到了暗杀。托钵修会也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洛伊丝将她独特的精神困境转变为对圣本笃设想的修道院生活的一些最基本假设的理论探索。爱洛伊丝总结自己的亲身经历，敢于对本笃教会的会规提出批评。她认为本笃修会会规并不适用于女性修会，需要改革修道院的生活与原则，重新解读本笃修会的规则与传统。书信中圣灵修道院的会规，体现了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伦理思想的实践。爱洛伊丝在书信中详细描述了她动荡的精神生活与她作为女修道院院长与看似静态的外部宗教规则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她的第三封信中，爱洛伊丝不再仅仅将她的困境视为由一组特殊和不公正的情况造成的个人困境，而是转向所有基督徒的高度同情的观点，无论男女，僧侣和俗人，都呼吁精神上的爱，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规范外部行为的规定规则。她成功地说服阿伯拉尔为圣灵修道院提供新的会规，并为圣灵修道院写赞美诗与布道词进行灵性的指导。事实证明，这场改革爱洛伊丝是成功的，在她的管理下，圣灵修道院增加了6所附属修道院。综上所述，爱洛伊丝顺应了这场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和制度改革，特别是在灵性领域。
结 语
12世纪是法兰西社会的转型时期，巴黎作为西欧文化中心的地位亦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书信对了解12世纪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这源于书信性质的复杂性，亦源于他们身份的转化。书信不仅是简单的私人书信，还具有独特自传性质，这种自传性质不是奥古斯丁《忏悔录》式的自传，而是自我心灵的深度剖析。此外，书信还具有教会书信的性质，有利于了解12世纪教会改革与女性修道院的建立。
从书信流变看，一是内容的不断补充完善。随着更多手稿的发现，对书信的学术关注的增多，EDA也被归属于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并完善着学术界对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历史认知，如詹姆斯·博格（James Burge）于2003年出版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新传》James Burge， Heloise and Abelard： A New Biography， San Francisco & New York： Hasper San Francisco， 2003.就将EDA的内容融入其中，为后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关于12世纪的史料。二是在书信流传中，出现了演绎版书信与真实书信，学者们在研究书信的时候，往往忽略演绎版，其实演绎版与真实书信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書信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1616版拉丁文本书信的刊出，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加之流传已久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悲剧爱情故事，出现了众多的演绎本及演绎译本。演绎本翻译与出版形式也为学术研究书信提供借鉴。如休斯翻译的演绎本为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撰写了一部生活、苦难小史，后世学术书信借鉴了这一点。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演绎版书信热度明显下降，真实书信热度不断提升，并极具活力。三是关于书信真实性问题，争论逐渐增多，而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对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对于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的认知，学术界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由将其视为浪漫的文学转变为将其视为严谨的史料。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信函往来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情爱交流，尤其是二人进入修道院之后的信函，内容集中于信仰方面。阿伯拉尔将个人之间的情爱转化为宗教意义的爱，以此来说明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12—13世纪的学者们诠释西欧社会人的个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甚至影响了后世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阿伯拉尔和爱洛伊丝的书信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李 强）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王者镜鉴与加洛林王权建构关系研究”（编号：20YJC770046）。
[作者简介] 钟姗姗（1988-），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晓华（1963-），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
①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
[内容摘要]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是中世纪盛期著名的情侣，他们的爱情悲剧通过书信的流传成为西欧人的共识记忆。依据书信的写作时间与性质，可将他们的书信分为早期的私人书信、自传形式的《劫余录》、进入修道院之后的私人书信与指导书信。由于书信中存在着爱情、暴力等内容，为浪漫的文学演绎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作为文学演绎化的书信文本流传甚广，以至于学术界很长时间都将其视为文学作品看待。19世纪中期以后学者们对书信版本的校订、编辑、考据逐渐增多，书信作为史料的价值不断提升，成为研究12世纪社会生活、思想发展以及教会改革运动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 阿伯拉尔;爱洛伊丝;书信;法兰西;12世纪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70-10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是12世纪法兰西著名情侣，他们留有大量书信，为后世研究他们的思想以及12世纪西欧社会提供了独特的私人史料。他们的爱情悲剧被改编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其灵感来源于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书信集。约1079年，阿伯拉尔出生于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骑士家庭。由于对知识充满渴求，阿伯拉尔放弃了长子继承权。他先师从唯名论的著名学者贡比涅的罗瑟琳（Roscelin of Compiègne），后又到巴黎师从唯实论的著名学者香蒲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他被称为“辩证法的斗士”①，热衷于与人辩论。作为经院哲学唯名论的代表人物，阿伯拉尔的唯名论哲学观点便是在与自己老师的哲学争辩中形成和完善的。阿伯拉尔迫使威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此外，阿伯拉尔在默伦（Melun）、科尔贝（Corbeil）、蒙圣热内维耶夫（Mout-Sanit-Geneviève）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其后又成为巴黎主教座堂学校的教师。他被后世誉为巴黎大学的先驱。约1116年，阿伯拉尔成为爱洛伊丝的老师，他们借教学之名掩盖恋爱之实。教学之外，二人又凭借鸿雁传书进行情感与智力的交流。后世将这些书信整理为《两位恋人的书信集》（Epistolae Duorum Amantium），简称EDA。这段恋情导致阿伯拉尔被阉割，其后这对情侣双双进入修道院。约1132年，爱洛伊丝意外获得阿伯拉尔写的《阿伯拉尔致友人的一封劝慰信》（Abaelardi ad Amicum Suum Consolatoria 〈Epistual〉），再次开始与阿伯拉尔进行长时间的通信，直至1142年阿伯拉尔去世。这一时期的通信便是非常著名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以文学形式流传久远。早在13世纪，让·德·梅恩（Jean de Meung）将书信译成法语，并将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故事写入《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中，流传于世。莱斯利·C.布鲁克（Leslie C. Brook）评价：“让·德·梅恩女士对阿伯拉尔—爱洛伊丝书信的翻译经常有误，难免会给人一种对翻译的歪曲看法。”Leslie C. Brook， “Reiterated Quotations and Statements in Jean de Meun’s Translation of the Abelard-Heloise Correspondence，”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Vol.105， No.1-2， 1989， p.89.它虽然不是一份比较完善的版本，但为书信的广泛流传起到重要作用。相对于以文学形式传播的书信集，国外学术界对真实书信的收集、整理、翻译、校订、再版起步较晚，但成果颇丰。首先，针对手稿的比较、校订和翻译，出现了一批学者，如19世纪中期的库赞（Cousin）、米涅（Migne），20世纪中期的马克尔（Muckle）、麦克劳林（McLaughlin）、雅克·蒙弗林（Jacques Monfrin），20世纪后期的贝蒂·拉迪斯（Betty Radice）、大卫·卢斯孔博（David Luscombe）、梅夫斯（Mews）等人。他们整理的书信分为三类：一是阿伯拉尔的《给友人的一封劝慰信》，二是爱洛伊丝在圣灵修道院与阿伯拉尔的通信，即为人熟知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三是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早期恋爱时期的书信，即EDA。其次，学者们对书信的研究逐渐深入，集中在书信的真伪问题、John F. Benton and Fiorella Prosperetti Ercoli， “The Style of the ‘Historia Calamitatum’： A Preliminary Test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orrespondence Attributed to Abelard and Heloise，” Viator， Vol.6 （January 1975）， pp.59-86; John Marenbon， “Authenticity Revisited，” Bonnie Wheeler， ed.，Listening to Heloise The Voice of a Twelfth-Century Wom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19-33.12世纪自我意识的觉醒（以阿伯拉尔为视角）、Sarah Spence， Texts and the Self in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chael T. Clanchy， “Documenting the Self： Abelard and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ol.76， No. 193 （August 2003）， pp.293-309; Eileen C. Sweeney， “Abelard’s Historia Calamitatum and Letters： Self as Search and Struggle，” Poetics Today， Vol. 28， No.2 （June 2007）， pp.303-336.12世纪的女权主义（以爱洛伊丝为视角）、Andrea Nye， “A Woman’s Thought or a Man’s Discipline？ Th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Hypatia， Vol.7， No.3 （August 1992）， pp.1-22; Bonnie Wheeler，ed.， Listening to Heloise the Voice of a Twelfth-Century Woman.书信中赞美诗的解读、Kees Schepers， “Abelard’s Exegesis of the Song of Songs in His Second Letter to Heloise，” The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Vol.27， 2017， pp.107-131; Jan M. Ziolkowski， “Virgil， Abelard and Heloise， and the End of Neumes，”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Vol.56， 2012， pp.447-466.愛之理论的探讨Constant J. Mews， “Discussing Love： The Epistolae Duorum Amantium and Abelard’s Sic et Non，” The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Vol. 19 （January 2009）， pp.130-147; Barbara Newman， Making Lov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Letters of Two Lovers in Contex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6; Michael Calabrese， “Ovid and the Female Voice in the ‘De Amore’ and the ‘Letters’of Abelard and Heloise，” Modern Philology， Vol. 95， No.1 （August 1997）， pp.1-26; Constant J. Mews， “Abelard， Heloise， and Discussion of Love in the Twelfth-Century Schools，” Babette S. Hellemans， ed.， Rethinking Abelar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4， pp.11-36.等多元角度。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书信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翻译层面，集中在《阿伯拉尔致友人的一封劝慰信》和《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两部译著，中文的几个译本分别是：阿伯拉尔：《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梁实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施皮茨来编：《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李承言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蒙克利夫：《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岳丽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阿伯拉尔：《劫余录》，孙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阿伯拉尔：《绝情书：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其中梁实秋、葛海滨翻译的是演绎版书信，其余是真实书信。鲜有对书信进行考据与多元视角的深入研究。笔者将从通信者身份变化来分析书信性质的变化、以及根据书信的流变分析其动态价值变化。 19世纪中期以来，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的史学价值愈发为学者们所重视。其史学价值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书信一部分是古典式的私人书信，充满了私人情感的表达，对于学者们了解当时人情感的诉求、情感的挣扎与情感的转向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如EDA中男教师与女学生对“爱”的不同看法，《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中对婚姻的看法。如果将其置于12世纪社会背景之下，我们会看到通信的双方具有个体意识，表达出因为我想要、我喜欢，所以我才这样做，而不是因蒙受上帝的恩典才这样做。这体现了一种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中世纪。
其次，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是12世纪文艺复兴知识分子的代表，从书信中可以解读12世纪文艺复兴。如书信中引用了西塞罗、塞内加、卢坎、奥维德等人的话语。这既体现了古典式书信的特点，也从12世纪西欧人的视角解构了古典学，并用古典学诠释12世纪的生活。书信中也表达了阿伯拉尔对理性与信仰的看法。他们的信件跨越了情感的极端——奉献、失望、悲愤、自信、雄心、不耐、自责和顺从，所有这些情感都被统驭到尖锐的批判的智性之下。
第三，世俗之爱向神秘爱欲论的转化。以奥维德为代表的古典学探讨更多的是世俗之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禁欲主义在西欧盛行，世俗之爱逐渐向神秘爱欲论转化。阿伯拉尔在回复爱洛伊丝的信中写道：“如今我是你的仆人，过去你曾把我当成你的主人，现在你和我之间的纽带是精神上的爱，不是敬畏的爱，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你个人。”Abelard & Heloise， The Letter Collection of Peter Abelard and Heloise， p.216.《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集》中引证了这一点，EDA又对其进行了补充。
最后，书信是了解12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女性修道院的机构与运作的重要史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2世纪宗教生活逐渐世俗化。为了避免世俗化，一些修道院纷纷进行改革。阿伯拉尔因试图改革圣吉尔达修道院而遭到了暗杀。托钵修会也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洛伊丝将她独特的精神困境转变为对圣本笃设想的修道院生活的一些最基本假设的理论探索。爱洛伊丝总结自己的亲身经历，敢于对本笃教会的会规提出批评。她认为本笃修会会规并不适用于女性修会，需要改革修道院的生活与原则，重新解读本笃修会的规则与传统。书信中圣灵修道院的会规，体现了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伦理思想的实践。爱洛伊丝在书信中详细描述了她动荡的精神生活与她作为女修道院院长与看似静态的外部宗教规则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她的第三封信中，爱洛伊丝不再仅仅将她的困境视为由一组特殊和不公正的情况造成的个人困境，而是转向所有基督徒的高度同情的观点，无论男女，僧侣和俗人，都呼吁精神上的爱，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规范外部行为的规定规则。她成功地说服阿伯拉尔为圣灵修道院提供新的会规，并为圣灵修道院写赞美诗与布道词进行灵性的指导。事实证明，这场改革爱洛伊丝是成功的，在她的管理下，圣灵修道院增加了6所附属修道院。综上所述，爱洛伊丝顺应了这场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和制度改革，特别是在灵性领域。
结 语
12世纪是法兰西社会的转型时期，巴黎作为西欧文化中心的地位亦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书信对了解12世纪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这源于书信性质的复杂性，亦源于他们身份的转化。书信不仅是简单的私人书信，还具有独特自传性质，这种自传性质不是奥古斯丁《忏悔录》式的自传，而是自我心灵的深度剖析。此外，书信还具有教会书信的性质，有利于了解12世纪教会改革与女性修道院的建立。
从书信流变看，一是内容的不断补充完善。随着更多手稿的发现，对书信的学术关注的增多，EDA也被归属于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并完善着学术界对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历史认知，如詹姆斯·博格（James Burge）于2003年出版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新传》James Burge， Heloise and Abelard： A New Biography， San Francisco & New York： Hasper San Francisco， 2003.就将EDA的内容融入其中，为后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关于12世纪的史料。二是在书信流传中，出现了演绎版书信与真实书信，学者们在研究书信的时候，往往忽略演绎版，其实演绎版与真实书信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書信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1616版拉丁文本书信的刊出，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加之流传已久的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悲剧爱情故事，出现了众多的演绎本及演绎译本。演绎本翻译与出版形式也为学术研究书信提供借鉴。如休斯翻译的演绎本为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撰写了一部生活、苦难小史，后世学术书信借鉴了这一点。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演绎版书信热度明显下降，真实书信热度不断提升，并极具活力。三是关于书信真实性问题，争论逐渐增多，而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对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对于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的认知，学术界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由将其视为浪漫的文学转变为将其视为严谨的史料。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信函往来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情爱交流，尤其是二人进入修道院之后的信函，内容集中于信仰方面。阿伯拉尔将个人之间的情爱转化为宗教意义的爱，以此来说明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12—13世纪的学者们诠释西欧社会人的个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甚至影响了后世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阿伯拉尔和爱洛伊丝的书信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