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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
在“稳增长”的要求下，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中，很多的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投资需要巨大的资金，但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支持所能解决的资金配套是有限的，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债务压力，因此在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上，为动员民间资本进入这些投资领域，国务院出台了“新36条”，各部委也出台了实施细则，为民间资本投资松绑，但民间资本参与这些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投资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什么问题？下面选取了贵州习水小水电的投资状况，作为一个解剖样本。
贵州省习水县前政府官员周维，下海后经营着当地一家民营水电企业，如同习水县水电行业众多企业一样，周维的公司面临亏损，在他看来，“上网电价偏低”是问题症结所在。4年前，习水县民营水电企业联合成立了自己的行业协会，推举具有从政经验的周维作为会长，踏上漫漫“电价维权”路。
早在2002年，为解决“西电东送”中的电力供应问题，习水县已先于“非公经济36条”出台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小水电行业的地方性政策，敏感于政策风向的人士纷纷进入。然而近两年的调研发现，习水县多个水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佳，有的已年年亏损，摩拳擦掌的投资者们，困惑于当年自己抓住的是机遇还是烦恼。
多年来，“电力改革”呼声不断，而“电价改革”作为核心问题也常被提及。继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力建设后，今年6月，电监会又出台了配套政策，表示“推动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如此，15年电力改革跌宕起伏，困扰众多民营水电企业的电价问题能否突围？
电企亏损
本世纪初的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贵州省是向广东省输送电力的主力省份。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此时也已拉开帷幕，民间资本进入电力行业不再是禁忌，受需求刺激，贵州省逐步放开了民间资本投资水电行业的限制。2002年，贵州省习水县以县政府名义发布文件号召发展中小水电，用3至5年时间将该县建成为黔北能源大县，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万千瓦以上。
查阅当年文件，习水县政府不仅许诺给予民间投资者在招商引资方面各项优惠政策，还放宽了投资者的身份限制，“允许、支持和帮助县内外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副处以下干部、职工参与投资”。曾在习水县经贸局（原商业局）担任副局长的周维，未接受上级对其更上层楼的任命，下海专心经营他的水电企业—总投资额2700万元的习水县亚光有限公司。
长久以来，电力受到国家垄断，突然开放的市场吸引了众多中小投资者的目光。据行业人士回忆，在当年的习水，为进入水电行业，投资者不惜投入全部家当，不惜举债。在他们看来，小水电相较于其他行业在生产成本控制、产品销路控制、质量控制方面具有更天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投資者们闻到了政策风向，“国家政策扶持（民间）水电。”
根据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统计，习水县境内目前共有国有、民营、股份制水电站约90家，已建成投产的有约80家，近几年来新建的和技术改造的60多家。粗略统计，习水的水电站总投资金额超过10亿元，新装机组170多台，总装机容量达5万～6万千瓦以上，年发电量约2亿/kwh。这些电站依山傍水，装机容量普遍在几百千瓦。
作为习水县规模较大的民营水电企业，亚光有限公司拥有7座发电站。相对当年大干一场的豪情，亚光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降低企业的亏损。2011年，亚光有限公司总收入245万元，成本512万元，亏损267万元。
“我们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大部分电站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倒闭边缘。”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秘书长王祥华对记者说。
据悉，水电企业的收入受当年发电总量和电价影响，发电总量又与水流量、设备效率、劳动投入相关。在亚光有限公司，2010年，其约1/3的电力出售给了习水县电力局，执行电价标准是0.2304元/度，接入南方电网，1/3出售给各乡镇供电所，价格与前者相当，只有约1/3出售给与电站直接签署供电协议的单位，售价达到0.6038元/度。上网电价和签约直供电价左右水电企业收入，多年来，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上网电价偏低”，奔走“维权”。
除去在机器折旧、工人工资上需要付出的成本，累计超过1600多万元民间、银行债务困扰着亚光有限公司，其每年产生的利息就已占该公司销售收入的两成。债务问题同样困扰着同行业其他企业，记者注意到一个小水电企业，其债务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7%以上，该公司电费收入的七成被用于偿还利息。债务和亏损，让当年以为已寻找到机会的投资者心灰意冷。
为了降低成本，不少民营电企采取了压低员工工资、削减福利的原始办法。“我们原本有6个人，基本工资450元，后来走了两个人，老板把这两个人的工资摊到我们身上，涨到了650元。但这两个人的工作量也全都加到了我们身上。”一个微型电站的工人对记者说，“（在该电站）劳动合同没有、加班工资没有、福利保险没有、防护装置没有。”工资过低、福利缺失带来不良后果，发电工人以消极怠工应对，与大型水电企业相比，中小水电企业更依赖于人工操作，这一切让其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据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统计，当地民营电企发电工人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在700～800元左右，大部分电站没有给工人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国有发电企业的工人工资平均达2500元左右，缴纳了三金、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
财务基准收益率反映项目所占资金的盈利率，目前电力行业财务基准效益定为12%，小水电项目为10%。习水县水利水电企业管理站工程师陈德明认为，按照目前上网电价0.2304元/千瓦时计算，习水县水电行业“财务内部收益率”难以达到10%的“财务基准效益”，这意味着亏损。
“在建的电站半停半建或停建，建成投产的处于即将倒闭状态，水能资源白白地浪费掉，投资者生存的路在何方？”该协会一份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的文件这样写到。“烫手山芋”—王祥华用4个字形容习水民营水电企业现状。 重启电改
按照电力生产经营环节分类，电价分为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对于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而言，上网电价是前者向后者的销售价格，前者的收入构成后者的成本。在目前的上网电价定价机制中，民营水电企业不具有话语权，“涨1厘、2厘都不是我们能说了算。”水电行业人士说。
多年来，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多次代表会员单位向各级物价部门反映，争取上调上网电价。2011年，拿着国家发改委有关调价通知，周维等人找到贵州省物价局“要回”了3厘调整电价，“有人说这3厘钱让财政损失了几亿元，当时我就说，这并不是财政的损失，而是水电企业应得的部分。”周维说。
电网一端连接发电企业，一端连接终端用户，呈现垄断坐庄格局。电监会《电力监管年度报告（2011）》显示，2011年，南方电网公司购电和销售电价差值约为0.19元/千瓦时，当年实现售电收入3794.15亿元，电力业务利润63.93亿元，利润率为1.68%。
习水县部分民营电企曾在内部讨论与南方电网解网，拒绝供电。他们也有顾虑，一方面，解网影响习水县电力供应不稳的“罪责”他们承担不起；另外，解网必然需要重新架线，这意味着陷入困境的民营电企需要再次投入巨资。
贵州省民营水电行业商会相关负责人就民企亏损原因对记者表示，亏损主要归结于国家对价格的控制和电网公司垄断，不仅水力发电，火电企业也因为电网公司垄断而蒙受亏损。
多年来，“电力改革”呼声不断，不过行业内外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至今未取得突破。“省里不少工业企业常年拖欠电网的电费，水电要求上网电价上调，电网就要求收回被拖欠的电费。”一名熟悉电力行业内情的人士对记者举例说。
早在2003年，国务院通过第一个《电价改革方案》，对于煤电企业而言，煤炭价格随市场波动，而电价则相对固定，煤价上涨带来的亏损问题难以回避。此后几年，以煤电联动为目标的改革方案逐步实施。不过对于水电、核电而言，其上网电价形成机制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继《电价改革方案》之后，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深化电价改革”，2009年，发改委和电监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电价改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到2012年，电监会在配套“新36条”出台的细则《加强电力監管支持民间资本投资电力的实施意见》中也再次表示推动电价改革，推动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改革难题
“政府电力局和电力公司两块牌子，是行政单位还是企业？”实施政企分开改革15年以来，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多年来，有关电力改革的政策文件连篇累牍，而在执行层面则几近停滞。
以“同网同价”为例，2006年4月18日，国家八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执行水、火电同网同价，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县的水电企业至今未享受到这项政策。不同省份，水电上网电价也呈现多样化态势，习水县与重庆市江津区、綦江区，四川省合江县、古蔺县、叙永县毗邻。江津、合江水电上网电价为0.28元/千瓦时、0.29元/千瓦时，习水县目前执行的是0.2474元/千瓦时上网电价。
在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看来，“同网同价”执行滞后并不在于基层政府部门，“由于国务院尚未出台水火电上网同网同价的有关政策，加上电价方面政策制定权和调整权主要在国家发改委，各省、市、县无权自行制定电价有关政策。”
2012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发（2012）2号文件，决定在贵州率先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探索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方式方法。现在，其可操作的文件规定尚未出台。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的一份汇报文件显示，该部门表示已多次书面建议省经信委向国家发改委反映，尽快将贵州省率先列为电价改革的试点省份，并在遵义市率先开展全省电价改革试点。
贵州省民营水电行业商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商会相关负责人5月在贵阳南江召开会议，贵州省工商联主席郑楚平及贵阳电监办相关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商会相关负责人也再次疾呼电价改革。
7月，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向贵州省省委、省政府递交了信访件《关于要求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实行水火电同网同价、降低水资源费、允许发电企业向用电户交易的报告》，呼吁加快实施改革。据悉这次信访受到了贵州省政府的重视，并指令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作为牵头单位办理，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也表示认可“习水县水电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样也是制约我市电力行业整体发展且急需解决的共性问题”，并“建议市委、市政府向上反映”。
“每项涉及各方面利益调整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上网电价改革会触动输电利益，阻力很大……上网电价要双方座谈商量，专家评审，才能得出既符合实际又客观公正的结果，稳定发电企业和输电企业的利益。”贵州省民营水电行业商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电价机制不理顺，电网垄断局面不改变，电力这个原本看上去获益稳固的行业，对于民营资本来说，只能是看上去很美，这也是新旧“非公36条”颁布之后民间资本在垄断领域面临的典型性问题。
在“稳增长”的要求下，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中，很多的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投资需要巨大的资金，但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支持所能解决的资金配套是有限的，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债务压力，因此在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上，为动员民间资本进入这些投资领域，国务院出台了“新36条”，各部委也出台了实施细则，为民间资本投资松绑，但民间资本参与这些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投资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什么问题？下面选取了贵州习水小水电的投资状况，作为一个解剖样本。
贵州省习水县前政府官员周维，下海后经营着当地一家民营水电企业，如同习水县水电行业众多企业一样，周维的公司面临亏损，在他看来，“上网电价偏低”是问题症结所在。4年前，习水县民营水电企业联合成立了自己的行业协会，推举具有从政经验的周维作为会长，踏上漫漫“电价维权”路。
早在2002年，为解决“西电东送”中的电力供应问题，习水县已先于“非公经济36条”出台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小水电行业的地方性政策，敏感于政策风向的人士纷纷进入。然而近两年的调研发现，习水县多个水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佳，有的已年年亏损，摩拳擦掌的投资者们，困惑于当年自己抓住的是机遇还是烦恼。
多年来，“电力改革”呼声不断，而“电价改革”作为核心问题也常被提及。继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力建设后，今年6月，电监会又出台了配套政策，表示“推动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如此，15年电力改革跌宕起伏，困扰众多民营水电企业的电价问题能否突围？
电企亏损
本世纪初的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贵州省是向广东省输送电力的主力省份。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此时也已拉开帷幕，民间资本进入电力行业不再是禁忌，受需求刺激，贵州省逐步放开了民间资本投资水电行业的限制。2002年，贵州省习水县以县政府名义发布文件号召发展中小水电，用3至5年时间将该县建成为黔北能源大县，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万千瓦以上。
查阅当年文件，习水县政府不仅许诺给予民间投资者在招商引资方面各项优惠政策，还放宽了投资者的身份限制，“允许、支持和帮助县内外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副处以下干部、职工参与投资”。曾在习水县经贸局（原商业局）担任副局长的周维，未接受上级对其更上层楼的任命，下海专心经营他的水电企业—总投资额2700万元的习水县亚光有限公司。
长久以来，电力受到国家垄断，突然开放的市场吸引了众多中小投资者的目光。据行业人士回忆，在当年的习水，为进入水电行业，投资者不惜投入全部家当，不惜举债。在他们看来，小水电相较于其他行业在生产成本控制、产品销路控制、质量控制方面具有更天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投資者们闻到了政策风向，“国家政策扶持（民间）水电。”
根据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统计，习水县境内目前共有国有、民营、股份制水电站约90家，已建成投产的有约80家，近几年来新建的和技术改造的60多家。粗略统计，习水的水电站总投资金额超过10亿元，新装机组170多台，总装机容量达5万～6万千瓦以上，年发电量约2亿/kwh。这些电站依山傍水，装机容量普遍在几百千瓦。
作为习水县规模较大的民营水电企业，亚光有限公司拥有7座发电站。相对当年大干一场的豪情，亚光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降低企业的亏损。2011年，亚光有限公司总收入245万元，成本512万元，亏损267万元。
“我们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大部分电站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倒闭边缘。”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秘书长王祥华对记者说。
据悉，水电企业的收入受当年发电总量和电价影响，发电总量又与水流量、设备效率、劳动投入相关。在亚光有限公司，2010年，其约1/3的电力出售给了习水县电力局，执行电价标准是0.2304元/度，接入南方电网，1/3出售给各乡镇供电所，价格与前者相当，只有约1/3出售给与电站直接签署供电协议的单位，售价达到0.6038元/度。上网电价和签约直供电价左右水电企业收入，多年来，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上网电价偏低”，奔走“维权”。
除去在机器折旧、工人工资上需要付出的成本，累计超过1600多万元民间、银行债务困扰着亚光有限公司，其每年产生的利息就已占该公司销售收入的两成。债务问题同样困扰着同行业其他企业，记者注意到一个小水电企业，其债务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7%以上，该公司电费收入的七成被用于偿还利息。债务和亏损，让当年以为已寻找到机会的投资者心灰意冷。
为了降低成本，不少民营电企采取了压低员工工资、削减福利的原始办法。“我们原本有6个人，基本工资450元，后来走了两个人，老板把这两个人的工资摊到我们身上，涨到了650元。但这两个人的工作量也全都加到了我们身上。”一个微型电站的工人对记者说，“（在该电站）劳动合同没有、加班工资没有、福利保险没有、防护装置没有。”工资过低、福利缺失带来不良后果，发电工人以消极怠工应对，与大型水电企业相比，中小水电企业更依赖于人工操作，这一切让其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据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统计，当地民营电企发电工人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在700～800元左右，大部分电站没有给工人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国有发电企业的工人工资平均达2500元左右，缴纳了三金、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
财务基准收益率反映项目所占资金的盈利率，目前电力行业财务基准效益定为12%，小水电项目为10%。习水县水利水电企业管理站工程师陈德明认为，按照目前上网电价0.2304元/千瓦时计算，习水县水电行业“财务内部收益率”难以达到10%的“财务基准效益”，这意味着亏损。
“在建的电站半停半建或停建，建成投产的处于即将倒闭状态，水能资源白白地浪费掉，投资者生存的路在何方？”该协会一份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的文件这样写到。“烫手山芋”—王祥华用4个字形容习水民营水电企业现状。 重启电改
按照电力生产经营环节分类，电价分为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对于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而言，上网电价是前者向后者的销售价格，前者的收入构成后者的成本。在目前的上网电价定价机制中，民营水电企业不具有话语权，“涨1厘、2厘都不是我们能说了算。”水电行业人士说。
多年来，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多次代表会员单位向各级物价部门反映，争取上调上网电价。2011年，拿着国家发改委有关调价通知，周维等人找到贵州省物价局“要回”了3厘调整电价，“有人说这3厘钱让财政损失了几亿元，当时我就说，这并不是财政的损失，而是水电企业应得的部分。”周维说。
电网一端连接发电企业，一端连接终端用户，呈现垄断坐庄格局。电监会《电力监管年度报告（2011）》显示，2011年，南方电网公司购电和销售电价差值约为0.19元/千瓦时，当年实现售电收入3794.15亿元，电力业务利润63.93亿元，利润率为1.68%。
习水县部分民营电企曾在内部讨论与南方电网解网，拒绝供电。他们也有顾虑，一方面，解网影响习水县电力供应不稳的“罪责”他们承担不起；另外，解网必然需要重新架线，这意味着陷入困境的民营电企需要再次投入巨资。
贵州省民营水电行业商会相关负责人就民企亏损原因对记者表示，亏损主要归结于国家对价格的控制和电网公司垄断，不仅水力发电，火电企业也因为电网公司垄断而蒙受亏损。
多年来，“电力改革”呼声不断，不过行业内外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至今未取得突破。“省里不少工业企业常年拖欠电网的电费，水电要求上网电价上调，电网就要求收回被拖欠的电费。”一名熟悉电力行业内情的人士对记者举例说。
早在2003年，国务院通过第一个《电价改革方案》，对于煤电企业而言，煤炭价格随市场波动，而电价则相对固定，煤价上涨带来的亏损问题难以回避。此后几年，以煤电联动为目标的改革方案逐步实施。不过对于水电、核电而言，其上网电价形成机制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继《电价改革方案》之后，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深化电价改革”，2009年，发改委和电监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电价改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到2012年，电监会在配套“新36条”出台的细则《加强电力監管支持民间资本投资电力的实施意见》中也再次表示推动电价改革，推动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改革难题
“政府电力局和电力公司两块牌子，是行政单位还是企业？”实施政企分开改革15年以来，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多年来，有关电力改革的政策文件连篇累牍，而在执行层面则几近停滞。
以“同网同价”为例，2006年4月18日，国家八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执行水、火电同网同价，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县的水电企业至今未享受到这项政策。不同省份，水电上网电价也呈现多样化态势，习水县与重庆市江津区、綦江区，四川省合江县、古蔺县、叙永县毗邻。江津、合江水电上网电价为0.28元/千瓦时、0.29元/千瓦时，习水县目前执行的是0.2474元/千瓦时上网电价。
在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看来，“同网同价”执行滞后并不在于基层政府部门，“由于国务院尚未出台水火电上网同网同价的有关政策，加上电价方面政策制定权和调整权主要在国家发改委，各省、市、县无权自行制定电价有关政策。”
2012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发（2012）2号文件，决定在贵州率先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探索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方式方法。现在，其可操作的文件规定尚未出台。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的一份汇报文件显示，该部门表示已多次书面建议省经信委向国家发改委反映，尽快将贵州省率先列为电价改革的试点省份，并在遵义市率先开展全省电价改革试点。
贵州省民营水电行业商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商会相关负责人5月在贵阳南江召开会议，贵州省工商联主席郑楚平及贵阳电监办相关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商会相关负责人也再次疾呼电价改革。
7月，习水县水力发电企业协会向贵州省省委、省政府递交了信访件《关于要求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实行水火电同网同价、降低水资源费、允许发电企业向用电户交易的报告》，呼吁加快实施改革。据悉这次信访受到了贵州省政府的重视，并指令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作为牵头单位办理，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委也表示认可“习水县水电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样也是制约我市电力行业整体发展且急需解决的共性问题”，并“建议市委、市政府向上反映”。
“每项涉及各方面利益调整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上网电价改革会触动输电利益，阻力很大……上网电价要双方座谈商量，专家评审，才能得出既符合实际又客观公正的结果，稳定发电企业和输电企业的利益。”贵州省民营水电行业商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电价机制不理顺，电网垄断局面不改变，电力这个原本看上去获益稳固的行业，对于民营资本来说，只能是看上去很美，这也是新旧“非公36条”颁布之后民间资本在垄断领域面临的典型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