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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研究经历八十余载，逐渐进入成熟期，已形成勾连内外的谱系，传记亦形成一定规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学者平石淑子所著的《萧红传》，是其三十年来着力于萧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著作以“人”的探微为主线，串联萧红整个创作生涯，冠以“有意识”，并认为作品是作者精神轨迹的再现。在研究方法上，平石淑子通过对比前人研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恰似小说中以“复调”的形式形成思想碰撞。本文从此书的概括与创新意义两方面进行评析，并在最后进行萧红研究的再思考。
关键词：萧红研究 平石淑子 萧红评传 影响的焦虑
萧红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战争炮火映照的民众生与死，也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笔下。生死存亡不仅是民族层面的议题，更是萧红人生经历、文学创作的母题。由此产生从家庭出走、应对战争的流亡、启蒙式书写，在男性话语宰制下观照女性生存现状等一系列行为，萧红的一生与社会进行着“共情”交流。即使她从东京返回上海后经历与萧军决裂，饱受各方困扰，未与同仁们一道前往延安接受革命的“塑造”，但这些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行为，不应弱化萧红在文学史中的独特性。
日本研究者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一书，便着力于客观评价萧红，打破一直以来学界存在的“萧红寂寞”说。即以茅盾胡风为代表，对《呼兰河传》的主题提出批尖锐批评，“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骆宾基也在《萧红小传》的自序中说：“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了，原因就是由于落在了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这是从她的作品里感觉得到的。”
此外，大众对萧红的认识基于一个共识——女性身份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语境下的不幸，进而将其与萧红的人生、情感经历联系起来，作为鞭挞封建家长制的一个侧面。平石淑子通过整理关于萧红的前期研究资料，在序章中将“萧红评价的变迁”呈现给读者。
《萧红传》在线性时间中梳理、勾勒出萧红的人生轨迹，涉及对每个阶段代表性作品的探讨，以及它们的关联。作者试图以探微“人”为主线串联萧红的整个写作生涯，正是萧红个性、敏锐观察力和自省精神的体现。作者在打破学界的话语共性基础上，尽量客观地做出评价，而对比研究的方法，是综合前人研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史的翔实求证融合文的细读，拓宽了萧红研究的视阈。
一、萧红研究分期：站在前人肩膀上攀登
萧红研究经历过几次迭代，评价的变迁与时代语境挂钩。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文版序章，根据中国内地相关历史、政治背景，萧红评价历史被分为确立期（1935—1942）、追忆期及从文学史角度评价的开始期（1942—1976）、实证及第一展开期（1976—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展开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约八十五年的淘涤，读者可以较直观地发现，萧红研究从内部着重于文本的美学探索到外部，对萧红进行共时性考察，再到内外研究综合的模式，与文学史的确立、改写产生了共振。
在实证及第一展开期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梳理和萧红传记收获颇丰。基于实证研究，学界逐渐修正了前期被人们夸大的萧红悲剧，文学史中对萧红的叙述也发生了若干变化，比如唐弢的“东北作家群”说法。而美国学者葛浩文和中国女性研究者萧凤出版了两部萧红传，依据作品构建其人生，可谓先例。平石淑子罗列出截至2000年9月出版的萧红评传，特意标记了由女性作家的评传，指出女性作家的发言使得女性立场又一次具有普遍性。
伴随“东北作家群”“东北沦陷文学”“东北流亡文学”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平石淑子在罗列萧红研究进化线的过程中，竭力挖掘被忽略的研究成果。比如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不但对《呼兰河传》做出肯定，面且试图正面评价以前无人提及的萧红香港时期的作品，同时专门列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一节，足见对该作家们的偏好。
在已经出版的萧红评论、传记中，各类观点、理论和细节呈现、文本细读无不推动萧红研究持续深化，而作传者的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研究方法等都会影响他们对作家及作品的判断。因此，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因此，要创“新”，任重道远。通过《萧红传》，平石淑子不仅力求揭开学界对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马伯乐》转变的迷思，用“作家一系列有意识的创作活动”来统摄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也有意打破女性主义视野下的萧红创作“无意识”“寂寞”等概念的藩篱。
二、《萧红传》 之“新”：基于“人”的见解、发现
《萧红传》最鲜明之处在于平石淑子以“人”的探微来概括萧红作品的思想意蕴，对萧红作品“人”这一隐秘而重要主题的提炼，形成了由个性到共性的抽象凝结。但在当时，萧红对人性的发掘被普遍高漲的民族话语所掩盖，以至被忽略。之后，日益兴盛的女性意识又一次引导人们关注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同一性，忽略没有性格差异、种族差异的“人”本身，因而它成为应该被重视却未竟的主题。
2016年，研究者王钦在论文《“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中指出，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的解读一直被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路向主导，其共同预设的前提是将小说中的人物固定在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同一性上。他通过引入德里达、阿甘本等当代思想家关于“动物性”问题的思考，并以此为思考角度重新考察《生死场》中得到突出表现、却未得到充分阐释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人”成了被阐释的概念。
如果将王钦这种政治学哲学层面的探索作为《生死场》中“人”本质探讨的必经之路，那么平石淑子则是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对萧红的整个创作给予了“人”的考察。无独有偶，两人都关注到《生死场》中的动物性比喻，文本层面的“生产”。对于颇有意味的比喻，平石淑子梳理出相关表达，论述萧红创作《生死场》的用意——人类只有在被痛苦和悲伤折磨时，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王阿嫂的死》 亦是如此，“作者通过将拟物化的人物描写穿插在拟人化的自然描写中，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大自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通过这些看似无意的描写，强调了人类的生命行为不过是自然界行为的一部分”。
关键词：萧红研究 平石淑子 萧红评传 影响的焦虑
萧红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战争炮火映照的民众生与死，也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笔下。生死存亡不仅是民族层面的议题，更是萧红人生经历、文学创作的母题。由此产生从家庭出走、应对战争的流亡、启蒙式书写，在男性话语宰制下观照女性生存现状等一系列行为，萧红的一生与社会进行着“共情”交流。即使她从东京返回上海后经历与萧军决裂，饱受各方困扰，未与同仁们一道前往延安接受革命的“塑造”，但这些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行为，不应弱化萧红在文学史中的独特性。
日本研究者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一书，便着力于客观评价萧红，打破一直以来学界存在的“萧红寂寞”说。即以茅盾胡风为代表，对《呼兰河传》的主题提出批尖锐批评，“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骆宾基也在《萧红小传》的自序中说：“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了，原因就是由于落在了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这是从她的作品里感觉得到的。”
此外，大众对萧红的认识基于一个共识——女性身份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语境下的不幸，进而将其与萧红的人生、情感经历联系起来，作为鞭挞封建家长制的一个侧面。平石淑子通过整理关于萧红的前期研究资料，在序章中将“萧红评价的变迁”呈现给读者。
《萧红传》在线性时间中梳理、勾勒出萧红的人生轨迹，涉及对每个阶段代表性作品的探讨，以及它们的关联。作者试图以探微“人”为主线串联萧红的整个写作生涯，正是萧红个性、敏锐观察力和自省精神的体现。作者在打破学界的话语共性基础上，尽量客观地做出评价，而对比研究的方法，是综合前人研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史的翔实求证融合文的细读，拓宽了萧红研究的视阈。
一、萧红研究分期：站在前人肩膀上攀登
萧红研究经历过几次迭代，评价的变迁与时代语境挂钩。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文版序章，根据中国内地相关历史、政治背景，萧红评价历史被分为确立期（1935—1942）、追忆期及从文学史角度评价的开始期（1942—1976）、实证及第一展开期（1976—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展开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约八十五年的淘涤，读者可以较直观地发现，萧红研究从内部着重于文本的美学探索到外部，对萧红进行共时性考察，再到内外研究综合的模式，与文学史的确立、改写产生了共振。
在实证及第一展开期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梳理和萧红传记收获颇丰。基于实证研究，学界逐渐修正了前期被人们夸大的萧红悲剧，文学史中对萧红的叙述也发生了若干变化，比如唐弢的“东北作家群”说法。而美国学者葛浩文和中国女性研究者萧凤出版了两部萧红传，依据作品构建其人生，可谓先例。平石淑子罗列出截至2000年9月出版的萧红评传，特意标记了由女性作家的评传，指出女性作家的发言使得女性立场又一次具有普遍性。
伴随“东北作家群”“东北沦陷文学”“东北流亡文学”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平石淑子在罗列萧红研究进化线的过程中，竭力挖掘被忽略的研究成果。比如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不但对《呼兰河传》做出肯定，面且试图正面评价以前无人提及的萧红香港时期的作品，同时专门列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一节，足见对该作家们的偏好。
在已经出版的萧红评论、传记中，各类观点、理论和细节呈现、文本细读无不推动萧红研究持续深化，而作传者的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研究方法等都会影响他们对作家及作品的判断。因此，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因此，要创“新”，任重道远。通过《萧红传》，平石淑子不仅力求揭开学界对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马伯乐》转变的迷思，用“作家一系列有意识的创作活动”来统摄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也有意打破女性主义视野下的萧红创作“无意识”“寂寞”等概念的藩篱。
二、《萧红传》 之“新”：基于“人”的见解、发现
《萧红传》最鲜明之处在于平石淑子以“人”的探微来概括萧红作品的思想意蕴，对萧红作品“人”这一隐秘而重要主题的提炼，形成了由个性到共性的抽象凝结。但在当时，萧红对人性的发掘被普遍高漲的民族话语所掩盖，以至被忽略。之后，日益兴盛的女性意识又一次引导人们关注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同一性，忽略没有性格差异、种族差异的“人”本身，因而它成为应该被重视却未竟的主题。
2016年，研究者王钦在论文《“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中指出，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的解读一直被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路向主导，其共同预设的前提是将小说中的人物固定在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同一性上。他通过引入德里达、阿甘本等当代思想家关于“动物性”问题的思考，并以此为思考角度重新考察《生死场》中得到突出表现、却未得到充分阐释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人”成了被阐释的概念。
如果将王钦这种政治学哲学层面的探索作为《生死场》中“人”本质探讨的必经之路，那么平石淑子则是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对萧红的整个创作给予了“人”的考察。无独有偶，两人都关注到《生死场》中的动物性比喻，文本层面的“生产”。对于颇有意味的比喻，平石淑子梳理出相关表达，论述萧红创作《生死场》的用意——人类只有在被痛苦和悲伤折磨时，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王阿嫂的死》 亦是如此，“作者通过将拟物化的人物描写穿插在拟人化的自然描写中，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大自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通过这些看似无意的描写，强调了人类的生命行为不过是自然界行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