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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深度发力，稳住经济基本面、培育新的增长点。
1862年，洋务运动风起云涌。在李鸿章的授命下，上海松江城外的一座庙里筹建起了一家兵工厂，名为上海洋炮局。
1937年底，兵工厂几经更迭后西迁重庆，改名第二十一兵工厂，为二战中的中国军队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1948年，刚满20岁的向明鑫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考进兵工厂当车工，由此和兵工厂结下了世纪之缘。这家兵工厂，正是今天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透过长安的发展变迁，不难看到重庆工业企业的发展历程。近年来，长安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正是重庆制造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例证。
从“零”起步
从1948年进厂，到1960年调至原重庆市委工业部二处，再到1977年调回长安任领导职务，向明鑫见证了长安发展的诸多重要时刻。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46型吉普车在长安的诞生。
1951年，第二十一兵工厂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国营四五六厂。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四五六厂生产军品的任务骤减。要让全厂职工有饭吃，“军转民”成了必然选择。
向明鑫回忆，当时国家允许在不打乱生产线的情况下，拿一部分生产军品的设备来生产民品。1956年，四五六厂决定生产当时部队里用的美式吉普车。
造车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1957年，四五六厂更名为长安机器制造厂。厂里将从国外买来的样车拆解进行深入研究，逐个零件测绘图纸，仅准备工作就花了半年多时间。“绝大部分零部件就只能靠工人一点点手工敲，大家夜以继日地干，完全是超负荷在工作。”造车的艰难景象给向明鑫留下了深刻印象。
次年初夏，第一辆样车生产完成，虽说能开得走，但仍有两个技术难题摆在大家面前——方向偶尔会失灵、刹车刹不死。通过向同行取经、向清华大学的教授请教、改进铸造工艺，问题得以陆续解决。当年底，长安厂就生产了30多辆“长江牌”46型吉普车。
由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长安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1959年，20辆“长江牌”46型吉普车从朝天门码头装船运往北京，出现在国庆阅兵方阵中。
“找米下锅”
1977年，长安连续三年亏损。已任原重庆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生产处处长的向明鑫在这一年受命调回长安，担任党委副书记，接过了这块“烫手山芋”。
如何解决长安这个万人大厂的吃饭问题？向明鑫用四个字概括了当年的景象——“找米下锅”。
“米”并非没有，按照上级部门指示，长安的第二次“军转民”以生产自行车和缝纫机为主。但在向明鑫看来，生产这两样东西并非长久之计。于是，长安厂组织了3个调研组，分赴北京、天津、广州开展市场调研。
赴广州的调研组由当时长安民品研究所所长王敏智带队。在广州街头，铃木微型车一下打开了王敏智的思路，他当即写下了建议发展微型车的报告。
王敏智将报告带回重庆后，发展微型车的想法得到了向明鑫的高度认可，向明鑫召集厂内副总工程师以上的人员开了党委扩大会议，长安第一次创新创业的大幕自此拉开。
“长安有造车经验，而且微型车噪音小、节约能源、城市农村都能用，在当时来看前景非常广阔。”向明鑫说，当时也有一部分人吹冷风，说微型车是危险车、玩具车，“越是有人质疑，我们越是要造出来给他们看”。
1980年春节一过，长安着手微型车研发，向明鑫顶住多方压力，动员全厂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造微型车延续了当年造吉普的老路——从国外买样车回来拆成零件，逐个零件手工测绘研发。
凭着最原始的尺量手敲的模式，半年后，长安自制的第一台发动机组装完成，并一次性点火成功。1981年，长安厂装出来3台微型车样车。
上级部门指示长安生产自行车和缝纫机，微型车的生产实际上并未获得批准。“我们当时把样车分别开去了重庆市委、西南兵工局和北京的兵器工业部。车子停在兵器工业部门口时，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大家都在赞叹这是哪里来的这么漂亮的車，我们用实际成果让领导们点了头。”向明鑫说。
转型崛起
对样车的拆解测绘可以实现仿制，但当时长安的技术人员清楚，真正的造车技术是无法靠仿制解决的。
1984年，长安和日本铃木公司正式签订技术贸易合作协定书，进行微型汽车和发动机项目的合作。当年底，第一批“长安牌”微型厢式货车和微型载重汽车下线，长安由此正式走上了微型车制造的道路。
得益于当年国内对客货运输的大量需求，长安的微型车一经推出便迅速得到市场认可。仅两年时间，到1986年底，长安就实现了年产突破万辆，“长安牌”微型车在当年甚至成了重庆特产之一。
长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向明鑫的大儿子向兴安有着深刻的记忆。
1997年是向兴安进入长安工作的第26个年头。这一年，长安在国内的微型车市场占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向兴安被调到长安汽车集团汽车制造厂的涂装车间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分管生产，他接到了一个重大生产任务——微型车月生产量从8000台突破到1.2万台，满足市场需求。
碍于生产设备的落后，提高生产量并不是一件易事，向兴安组织召开各种动员会，举办劳动竞赛，跟工人们一起干、一起克服困难，生产线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最终在月末实现了生产目标。“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生产线上热火朝天的场面依旧印象深刻，让我们这一代长安人感到无比自豪。”向兴安说。
与日本铃木合作生产的微型车让长安得以崛起，但长安人也在合作中深刻认识到，合资只能带来效益，没有核心技术作为支撑，中国车企永远无法掌控自己的前进方向。
“智能智造”
2006年夏天，长安正式宣告进军轿车领域。这一年，也是长安智能化生产的起步之年，长安人把这一年称为长安的第二次创新创业之年。
这一年，也是向兴安的儿子向征工作的第7个年头，在质量管理岗位上，向征见证了长安提档升级的“加速度”。
“我刚工作的那一年是1999年，那年父亲所在的涂装车间新上了自动喷涂机器，工人们从辛苦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涂装品质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向征说，“以前质量管理靠目测、手感，现在各个环节都有专业仪表，评测越来越数据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过后，长安汽车发起了“第三次创新创业计划”，围绕打造世界一流汽车的目标，踏上了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的道路。
智能化的发展也给向征带来了明显的感受。“现在长安的重心又在向新能源领域倾斜。今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长安展示的氢能汽车就是最好的体现。”向征说，更让他骄傲的是，长安车的千台合格率如今已高于合资品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让今天的长安人信心更足。
汽车产业是重庆产业的重要支柱，长安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正是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统计显示，去年重庆战略性新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1%、13.7%，智能产业销售收入增长19.2%，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1.4%。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路上，重庆企业的步伐越来越快。高质量发展的山城，当下有为，未来可期。
——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深度发力，稳住经济基本面、培育新的增长点。
1862年，洋务运动风起云涌。在李鸿章的授命下，上海松江城外的一座庙里筹建起了一家兵工厂，名为上海洋炮局。
1937年底，兵工厂几经更迭后西迁重庆，改名第二十一兵工厂，为二战中的中国军队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1948年，刚满20岁的向明鑫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考进兵工厂当车工，由此和兵工厂结下了世纪之缘。这家兵工厂，正是今天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透过长安的发展变迁，不难看到重庆工业企业的发展历程。近年来，长安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正是重庆制造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例证。
从“零”起步
从1948年进厂，到1960年调至原重庆市委工业部二处，再到1977年调回长安任领导职务，向明鑫见证了长安发展的诸多重要时刻。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46型吉普车在长安的诞生。
1951年，第二十一兵工厂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国营四五六厂。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四五六厂生产军品的任务骤减。要让全厂职工有饭吃，“军转民”成了必然选择。
向明鑫回忆，当时国家允许在不打乱生产线的情况下，拿一部分生产军品的设备来生产民品。1956年，四五六厂决定生产当时部队里用的美式吉普车。
造车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1957年，四五六厂更名为长安机器制造厂。厂里将从国外买来的样车拆解进行深入研究，逐个零件测绘图纸，仅准备工作就花了半年多时间。“绝大部分零部件就只能靠工人一点点手工敲，大家夜以继日地干，完全是超负荷在工作。”造车的艰难景象给向明鑫留下了深刻印象。
次年初夏，第一辆样车生产完成，虽说能开得走，但仍有两个技术难题摆在大家面前——方向偶尔会失灵、刹车刹不死。通过向同行取经、向清华大学的教授请教、改进铸造工艺，问题得以陆续解决。当年底，长安厂就生产了30多辆“长江牌”46型吉普车。
由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长安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1959年，20辆“长江牌”46型吉普车从朝天门码头装船运往北京，出现在国庆阅兵方阵中。
“找米下锅”
1977年，长安连续三年亏损。已任原重庆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生产处处长的向明鑫在这一年受命调回长安，担任党委副书记，接过了这块“烫手山芋”。
如何解决长安这个万人大厂的吃饭问题？向明鑫用四个字概括了当年的景象——“找米下锅”。
“米”并非没有，按照上级部门指示，长安的第二次“军转民”以生产自行车和缝纫机为主。但在向明鑫看来，生产这两样东西并非长久之计。于是，长安厂组织了3个调研组，分赴北京、天津、广州开展市场调研。
赴广州的调研组由当时长安民品研究所所长王敏智带队。在广州街头，铃木微型车一下打开了王敏智的思路，他当即写下了建议发展微型车的报告。
王敏智将报告带回重庆后，发展微型车的想法得到了向明鑫的高度认可，向明鑫召集厂内副总工程师以上的人员开了党委扩大会议，长安第一次创新创业的大幕自此拉开。
“长安有造车经验，而且微型车噪音小、节约能源、城市农村都能用，在当时来看前景非常广阔。”向明鑫说，当时也有一部分人吹冷风，说微型车是危险车、玩具车，“越是有人质疑，我们越是要造出来给他们看”。
1980年春节一过，长安着手微型车研发，向明鑫顶住多方压力，动员全厂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造微型车延续了当年造吉普的老路——从国外买样车回来拆成零件，逐个零件手工测绘研发。
凭着最原始的尺量手敲的模式，半年后，长安自制的第一台发动机组装完成，并一次性点火成功。1981年，长安厂装出来3台微型车样车。
上级部门指示长安生产自行车和缝纫机，微型车的生产实际上并未获得批准。“我们当时把样车分别开去了重庆市委、西南兵工局和北京的兵器工业部。车子停在兵器工业部门口时，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大家都在赞叹这是哪里来的这么漂亮的車，我们用实际成果让领导们点了头。”向明鑫说。
转型崛起
对样车的拆解测绘可以实现仿制，但当时长安的技术人员清楚，真正的造车技术是无法靠仿制解决的。
1984年，长安和日本铃木公司正式签订技术贸易合作协定书，进行微型汽车和发动机项目的合作。当年底，第一批“长安牌”微型厢式货车和微型载重汽车下线，长安由此正式走上了微型车制造的道路。
得益于当年国内对客货运输的大量需求，长安的微型车一经推出便迅速得到市场认可。仅两年时间，到1986年底，长安就实现了年产突破万辆，“长安牌”微型车在当年甚至成了重庆特产之一。
长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向明鑫的大儿子向兴安有着深刻的记忆。
1997年是向兴安进入长安工作的第26个年头。这一年，长安在国内的微型车市场占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向兴安被调到长安汽车集团汽车制造厂的涂装车间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分管生产，他接到了一个重大生产任务——微型车月生产量从8000台突破到1.2万台，满足市场需求。
碍于生产设备的落后，提高生产量并不是一件易事，向兴安组织召开各种动员会，举办劳动竞赛，跟工人们一起干、一起克服困难，生产线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最终在月末实现了生产目标。“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生产线上热火朝天的场面依旧印象深刻，让我们这一代长安人感到无比自豪。”向兴安说。
与日本铃木合作生产的微型车让长安得以崛起，但长安人也在合作中深刻认识到，合资只能带来效益，没有核心技术作为支撑，中国车企永远无法掌控自己的前进方向。
“智能智造”
2006年夏天，长安正式宣告进军轿车领域。这一年，也是长安智能化生产的起步之年，长安人把这一年称为长安的第二次创新创业之年。
这一年，也是向兴安的儿子向征工作的第7个年头，在质量管理岗位上，向征见证了长安提档升级的“加速度”。
“我刚工作的那一年是1999年，那年父亲所在的涂装车间新上了自动喷涂机器，工人们从辛苦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涂装品质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向征说，“以前质量管理靠目测、手感，现在各个环节都有专业仪表，评测越来越数据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过后，长安汽车发起了“第三次创新创业计划”，围绕打造世界一流汽车的目标，踏上了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的道路。
智能化的发展也给向征带来了明显的感受。“现在长安的重心又在向新能源领域倾斜。今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长安展示的氢能汽车就是最好的体现。”向征说，更让他骄傲的是，长安车的千台合格率如今已高于合资品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让今天的长安人信心更足。
汽车产业是重庆产业的重要支柱，长安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正是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统计显示，去年重庆战略性新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1%、13.7%，智能产业销售收入增长19.2%，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1.4%。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路上，重庆企业的步伐越来越快。高质量发展的山城，当下有为，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