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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忠林教授提出的“常识常理常情”理论是对法的价值观念，法律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适用方法的抽象整合，它对理论研究、司法活动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能够使法律实务保持公平公正，提高办案效率，以及对于公正合理地处理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常识常理常情 价值 公正
常识常理常情：通常称为三常，指特定社会中的人性、人心最本源的形态，社会需要的最低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共识。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社会的普通民众长期认同，并且至今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的经验、基本的道理以及为该社会民众普遍认同与遵守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在探讨常识常理常情之前，我们需求探讨一下什么是法，法的概念到底怎样定义才算是正确？因为好的法才能为人民谋福利，而判断法律的好坏是以三常为鉴定标准吗？
1 什么是法
法是什么？正如Dickonson所言：法律大厦的材料具有如此多种能力，可以根据正义的不同形式进行重组，很多不公都源自概念的专制。如何界定好法律概念，即法到底是为谁服务，是老百姓还是当权者？这个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根据法律条文以及所站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关于法到底是什么，历史上各国的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
古罗马法学家界定法总是把它同善、正义、公平等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乌尔比安认为法来自正义，法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赛尔苏斯说“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阿奎那认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为和不作某些行为的标准和尺度，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理性的命令或体现，因为人们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国家方面都要服从我们内心那颗永恒的素质，它就是理性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奥斯丁认为法律是政治上的居上者对居下者的命令。政治上的居上者指的应该是主权者。他强调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法应该具有哪些价值。这些概念都具有片面性，都强调了法的作用是作为人的行为标准和尺度，能指引人们做出某种行为还是不作出某种行为。没有意识到法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其目的。
在我国，通说关于法的概念：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人民的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我觉得，我国在关于法的概念的通说还有一定的欠缺性，它着重强调法具有的某种形式，即由有关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而没有很直观的，很明确的表达出法的目的，法的意义。这样做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法律要遏制的是国家，而不是犯罪人。况且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法律的具体条文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难以理解的。这样，客观上就把法摆在了人们的对立面，与人民的的常识常理常情区分开了，是不利于人们理解法律。因为，“三常”是我们制定和理解法律的基础。
2 “三常”的推理依据
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这里的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法区别于其他行为规范的最基本特征。作为行为规范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性：内容是要明确的；在执行过程中要求是确定的，要有机构来保证它的结果；具有普识性，要求行为规范的遵守者、遵循人都应该了解行为规范的内容。如果按照法作为行为规范具有的这几个基本特征，强制性、明确性、确定性和普识性，按照我们现有的法治理论，是不能保证它实施的，是不可能把法作为行为规范来实现的。
为什么不能保证实施呢？陈忠林教授提出了四大“神话”：①立法者无错论；②立法有原意；③可以把握立法原意；④老百姓懂法。如果我们以四大“神话”为假设依据的话，例如立法者是正确的；立法原意是存在的；立法原意是可以把握；老百姓是懂法的。我们很快会发现这四个假设都不可能成为事实。首先从历史上看，立法是不可能保证是正确的；其次，从立法原意是存在的分析，立法原意的存在至少在现代社会，要找到一个确定的能解释具体规范的内容的立法原意不可能找到；再次，假设司法者能够准确理解立法原意，实际上司法者理解立法原意和法是可以准确理解的一样是不能把握的；最后，从假设民众懂法，那民众都应当先学法再行动，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传统法学理论是以四大“神话”作为基石，在这一点上讲是反科学的。按照传统法治理论逻辑推论的结果，必然是谁掌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他们的理解就是法律。真正把法律变成现实的就是立法者、司法者的意志，现实生活中谁的权大、谁的官大、谁的理解就是法律。
3 “三常”的科学性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观念，其首先正义价值是刑法的根基，就应当包含公平、正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价值观念，才能在实践过程中发挥合情合理合法的判断功能。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所称：“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而常识常理常情就是人们对事物判断善与恶、对与错的判断标准，并表明法律只有建立在人民的共同意志的基础上，以人民的常识进行判断罪与非罪。因为老百姓他们是不懂什么法律条文的，他们都是按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生存，用一句俗语可以总结“公道自在人心”。因此，法律最终就是要引导“明明德”的问题，让大家理解不言而喻的东西，变为大家的行动，这才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问题。让大家认可的东西，变成大家都遵守的行动，变成社会所认可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其次，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观念，其首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刑法的功能，服务于刑法的目的。刑法的两大价值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两个目的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保护好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样才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运用“三常”理论就能很好的正确并公正的处理案件，使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处罚犯罪分子，客观上保障了其他公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4 “三常”在司法中的作用
司法方面，又应该如何操作呢？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急剧转变的社会中，每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案件都是社会变迁压力得以释放的重要渠道。既然这些案件都潛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我们的司法者应该怎么办呢？好的司法者最为重要的是第一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跟常人一样的是非观，跟普通人一样的是非观、价值观以及感情，要有一个人最起码的良心。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最起码的是非观、价值观、情感倾向等。这个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甚至是不懂法的法官，判下来案件也不会错到哪里去，最多就是法律条文适用的不适当，容易引起争议。这个本来人人都有的，但是因为裁判者自身原因，没有按照常识常理常情，依照错误的法律理论，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虽然切合了法律理论，但是与老百姓的意志所违背。因此，作为一个司法者，首先是一个有正常的是非判断能力的人，你所有的法律知识是用来为你的正常的是非判断服务的，也就是说你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为你的是非判断是与人民一样的。王胜俊讲“三个至上”，法学界一片反对的声音。其实是法学界没有完全弄懂王胜俊的话，只是狭义的理解了。王胜俊讲“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宪法法律、社会形势、人民感觉都是应该尊重的，是最正确地诠释了法律。
“常理、常识、常情”理论是对国家意志、人民意志进行了适度分离，并将人民意志上升到了高于国家意志的高度，将历代神圣颠倒过来，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内容和限度都以民众的“常理、常识和常情”为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并以之为依归。因此，贯彻“常理、常识、常情”的法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法，才是人民真正信任的法。
参考文献：
[1]刑法散得集（Ⅱ）[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原理》三卷[M].北京：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袁希（1982-），女，重庆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常识常理常情 价值 公正
常识常理常情：通常称为三常，指特定社会中的人性、人心最本源的形态，社会需要的最低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共识。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社会的普通民众长期认同，并且至今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的经验、基本的道理以及为该社会民众普遍认同与遵守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在探讨常识常理常情之前，我们需求探讨一下什么是法，法的概念到底怎样定义才算是正确？因为好的法才能为人民谋福利，而判断法律的好坏是以三常为鉴定标准吗？
1 什么是法
法是什么？正如Dickonson所言：法律大厦的材料具有如此多种能力，可以根据正义的不同形式进行重组，很多不公都源自概念的专制。如何界定好法律概念，即法到底是为谁服务，是老百姓还是当权者？这个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根据法律条文以及所站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关于法到底是什么，历史上各国的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
古罗马法学家界定法总是把它同善、正义、公平等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乌尔比安认为法来自正义，法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赛尔苏斯说“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阿奎那认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为和不作某些行为的标准和尺度，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理性的命令或体现，因为人们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国家方面都要服从我们内心那颗永恒的素质，它就是理性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奥斯丁认为法律是政治上的居上者对居下者的命令。政治上的居上者指的应该是主权者。他强调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法应该具有哪些价值。这些概念都具有片面性，都强调了法的作用是作为人的行为标准和尺度，能指引人们做出某种行为还是不作出某种行为。没有意识到法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其目的。
在我国，通说关于法的概念：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人民的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我觉得，我国在关于法的概念的通说还有一定的欠缺性，它着重强调法具有的某种形式，即由有关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而没有很直观的，很明确的表达出法的目的，法的意义。这样做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法律要遏制的是国家，而不是犯罪人。况且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法律的具体条文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难以理解的。这样，客观上就把法摆在了人们的对立面，与人民的的常识常理常情区分开了，是不利于人们理解法律。因为，“三常”是我们制定和理解法律的基础。
2 “三常”的推理依据
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这里的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法区别于其他行为规范的最基本特征。作为行为规范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性：内容是要明确的；在执行过程中要求是确定的，要有机构来保证它的结果；具有普识性，要求行为规范的遵守者、遵循人都应该了解行为规范的内容。如果按照法作为行为规范具有的这几个基本特征，强制性、明确性、确定性和普识性，按照我们现有的法治理论，是不能保证它实施的，是不可能把法作为行为规范来实现的。
为什么不能保证实施呢？陈忠林教授提出了四大“神话”：①立法者无错论；②立法有原意；③可以把握立法原意；④老百姓懂法。如果我们以四大“神话”为假设依据的话，例如立法者是正确的；立法原意是存在的；立法原意是可以把握；老百姓是懂法的。我们很快会发现这四个假设都不可能成为事实。首先从历史上看，立法是不可能保证是正确的；其次，从立法原意是存在的分析，立法原意的存在至少在现代社会，要找到一个确定的能解释具体规范的内容的立法原意不可能找到；再次，假设司法者能够准确理解立法原意，实际上司法者理解立法原意和法是可以准确理解的一样是不能把握的；最后，从假设民众懂法，那民众都应当先学法再行动，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传统法学理论是以四大“神话”作为基石，在这一点上讲是反科学的。按照传统法治理论逻辑推论的结果，必然是谁掌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他们的理解就是法律。真正把法律变成现实的就是立法者、司法者的意志，现实生活中谁的权大、谁的官大、谁的理解就是法律。
3 “三常”的科学性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观念，其首先正义价值是刑法的根基，就应当包含公平、正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价值观念，才能在实践过程中发挥合情合理合法的判断功能。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所称：“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而常识常理常情就是人们对事物判断善与恶、对与错的判断标准，并表明法律只有建立在人民的共同意志的基础上，以人民的常识进行判断罪与非罪。因为老百姓他们是不懂什么法律条文的，他们都是按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生存，用一句俗语可以总结“公道自在人心”。因此，法律最终就是要引导“明明德”的问题，让大家理解不言而喻的东西，变为大家的行动，这才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问题。让大家认可的东西，变成大家都遵守的行动，变成社会所认可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其次，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观念，其首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刑法的功能，服务于刑法的目的。刑法的两大价值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两个目的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保护好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样才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运用“三常”理论就能很好的正确并公正的处理案件，使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处罚犯罪分子，客观上保障了其他公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4 “三常”在司法中的作用
司法方面，又应该如何操作呢？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急剧转变的社会中，每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案件都是社会变迁压力得以释放的重要渠道。既然这些案件都潛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我们的司法者应该怎么办呢？好的司法者最为重要的是第一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跟常人一样的是非观，跟普通人一样的是非观、价值观以及感情，要有一个人最起码的良心。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最起码的是非观、价值观、情感倾向等。这个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甚至是不懂法的法官，判下来案件也不会错到哪里去，最多就是法律条文适用的不适当，容易引起争议。这个本来人人都有的，但是因为裁判者自身原因，没有按照常识常理常情，依照错误的法律理论，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虽然切合了法律理论，但是与老百姓的意志所违背。因此，作为一个司法者，首先是一个有正常的是非判断能力的人，你所有的法律知识是用来为你的正常的是非判断服务的，也就是说你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为你的是非判断是与人民一样的。王胜俊讲“三个至上”，法学界一片反对的声音。其实是法学界没有完全弄懂王胜俊的话，只是狭义的理解了。王胜俊讲“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宪法法律、社会形势、人民感觉都是应该尊重的，是最正确地诠释了法律。
“常理、常识、常情”理论是对国家意志、人民意志进行了适度分离，并将人民意志上升到了高于国家意志的高度，将历代神圣颠倒过来，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内容和限度都以民众的“常理、常识和常情”为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并以之为依归。因此，贯彻“常理、常识、常情”的法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法，才是人民真正信任的法。
参考文献：
[1]刑法散得集（Ⅱ）[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原理》三卷[M].北京：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袁希（1982-），女，重庆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