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待遇人群死亡率交叉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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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2002-2005年调查数据对我国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待遇的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交叉现象进行了研究。运用离散时间的死亡风险分析,文章的发现支持“选择性死亡”的理论,即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群,60岁时死亡率一直高于享受医保人群,使得无医保人群中强健的个体幸存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选择机制的作用逐渐表现为“死亡率逆转”,即无医保人群的平均死亡率在大约96岁以后开始低于享受医保人群。研究显示,我国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的生存优势一直存在至96岁高龄,医疗保险对于老年入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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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新定义了流动人口概念,并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实际规模及分布。广义流动人口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入者和"半年以下"经济型短期流入者。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现有人口数据,我们发现经济型短期流入规模达1676.5万,占重要流入省市总人口比重的2%以上。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在1.5亿左右,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大约6844万。省际流动的流入地及流出地都比较集中:近3/4来自中南及西南9个欠发达省份,3/4流向经济发达区域广东(34.2%),长三角(28.5%)和环
文章以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集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关系为分析视角,根据个体行为模式理论分析框架,以我国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34项公共政策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从个体行为层次的结构,即认知或态度维度、情感维度、行为意向维度,来分析相关公共政策在个体层面上的体现、功能与效果,发现目前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公共政策基本涵盖个体行为层次的不同维度、初步形成个体行为改变引导机制,但存在影响程度不均衡、动力不足和途径单一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探索符合个体生育行为改变机理、促进出生性别比正常化的公共政策“帕累托改进”的
本文基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农村独生子女调查数据,利用效用最大化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独生子女生育选择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不仅考察了个体因素、经济与社会政策因素对生育选择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生育选择的预测概率、离散变化以及Odds Ratios等多角度对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影响大小等进行了定量测度分析。并从中推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发生变化时,可能导致的生育意愿、计划与行为的改变,探讨独生子女生育选择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政策意义。
当今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人口迅速转变带来的各种人口后果陆续显现,未来人口形势的变化也比以往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和讨论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均衡型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应《人口研究》编辑部之邀,笔者在此对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及其要义做一个初步的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背景 人口、资源、环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因素。“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人口居首,因为人口发展自身的状态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行为方式决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因此,必须将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构筑一个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有保障的幸福社会离不开对人口政策的深刻反思、人口规律的牢固把握和人口发展的优化促进。政府高层和学界都认识到,复杂有加的人口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三型”社会是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重要提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翟振武教授和杨凡博士对人口均衡给出了较为规范的概念。他们用很大的篇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的历程说明:人口问题的实质就是人口发展不均衡,而人口政策的目标就是纠正不均衡,引导人口走向新的均衡。因此,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思路不仅必要,而且在实践中刻不容缓。
在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不久,一本由路遇、翟振武主编,有25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的120万字巨作的《新中国人口六十年》(下称本书)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如期出版了。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特别由于我亲历和参与过我国人口60年的沧桑,对本书以能先睹为快!
本文根据彭佩云同志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于2009年11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口性别发展”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形成。强调了人口与性别问题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产生根源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后果的滞后性,希望加强各学科的密切合作,发扬学术民主,深化人口与性别问题的研究。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文分析了人口方案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气候变化不是简单的环境或技术问题,而是重要的发展问题,应该将人口、健康等重要因素纳入框架,以综合的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将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高目标。文章提出了借鉴中国人口方案的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统筹解决气候问题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