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路翎致意
　　
　　已经是三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一群在上海读书的中学生，怀着对“山那边啊好地方”的向往，对旧世界黑暗生活的诅咒与愤慨，以近乎幼稚的狂热，卷进到当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浪潮里去。我们罢课，抗议白色恐怖；我们呐喊，反对蒋家独裁统治；我们到愚园路女子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去看活报剧《袁世凯》，到圣约翰大学去听诗朗诵和民歌演唱，到上海交大参加“五四”营火晚会，到外滩去示威游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激动！一种朦胧的新世纪的曙光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水龙、马队、黑名单、“飞行堡垒”的呼哮奔驰……，都挡不住我们青春急促的步伐。我们向着开拓未来的明朗生活迅跑。
　　就在这看来遥远但却依然清晰的抗争、奋斗、成长的生活轨迹里，那曾经赋予我们以激情、冲力，最后导致我们终于走向革命的知识的投影，至今也还没有被时间的橡皮擦去印痕。当时的上海，一部分青年沉溺于“百乐门”的舞曲，流连在徐、无名氏的小说情节，热衷于《晶报》、《罗宾汉》等黄色小报，但同时，却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进出于巴尔扎克、德莱塞和托尔斯泰的书页之间，以《文萃》、《时与文》、《观察》和香港《华商报》等报刊为课外读物，经常传阅着、议论着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小说，惠特曼的诗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们生吞活剥地向自己贫乏但却洁白的脑袋里，填塞进丰富、异样甚至相互背反的多种知识养料。探索与思考，抗争与希望，狂热与冷静，痛苦与欢乐，愤世嫉俗与救时匡弊，对既存现实的全盘否定与对未来社会的一概肯定……，无数对立的、矛盾的情绪、印象、信念和观点，奇怪地统一交织和潜存在我们的意识深处。
　　对知识的贪婪和渴望，使我们饥不择食地兼收并蓄，因而使我们这批中学生的观念和思想多变易塑而光怪陆离；对生活的询问和对世事的迷惘，又要求我们尽快地获得一个信念的支撑点；而冷酷的现实和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之间存在的交错与距离，则更迫使我们必须及早从自我抗争和意识奔突中找到一条可靠的出路。就在这种我们迷茫、烦恼而有所冀求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两本书：一部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就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都是多卷本的厚部头小说。我们几乎是怀着圣徒般的虔诚，一下子拜倒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光祖这两个光辉形象的脚下。
　　不怕幼稚的脸红，也毋须顾忌“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的讥讽讪笑，我得承认，在当时我们这群年轻的中学生中间，虽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却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冷静的理性，来推论和判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我们只是朦胧的意识到现有的秩序是不合理的存在，必须给以推倒；但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舞台上，自己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生活的激流中，却感到难以捉摸和心神不定。突然，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光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找到自己在向未来突进中所必须遵循的为人的道德规范和对时代的责任感。“应当做这样的人。哪怕象他们一样经历了人生的悲剧。——这才是真正的、大写的人啊！”这几乎是我们同学间一致的读后感。的确，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光祖，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抚慰着我们躁动而充满活力的灵魂。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道主义光辉和大勇主义精神，照耀着人生，激励我们前进；而蒋光祖，则以其更加具体、亲切而毫不矫情的音容笑貌，唤醒我们的自觉，使我们引为知己。他那坎坷的道路、痛苦的自我异化过程、对于庸俗市侩主义的鄙弃和不屈于邪恶势力迫害的正直与坚毅，在那个时候，具有特别的昭示作用，使我们敢于否定自己而求取新的精神的解脱。从此，这两部书就一直成为我们同学间不可或离的伴侣。我们用滚烫的年轻的心，去接近和理解书中的主人公，同他们一起经历痛苦，经历奋斗，经历折磨，经历流浪，经历创造和再生。在因激动而显得颤栗的双手捧读这两部书时，我们找到了心灵的相同的振动数，找到了我们期望找到的力量。就象雏鹰用嫩口啄破蛋壳、海燕穿过密密的浓重的云层，在这两部书的直接熏染与启迪下，我们十几个同学先后分别投身到不同的解放区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从书本上知道和认识了路翎，并进而读了他写的《饥饿的郭素娥》等多篇小说。几十年来，我一直以拳拳之心怀念和牵挂着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
　　之后不久，我随着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四年，我又以欣喜之情，看到了路翎写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这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描写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的作品，在我所在的部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我是在一位师长的推荐下读到路翎的这篇小说的。那位师长曾经直接参与和指挥了朝鲜金城秋季阻击战和一九五三年轿岩山夏季反击战。他热心于战术、战例的研究，喜欢哲学，也关心文艺。当他读了《洼地上的“战役”》的第二天，就以异样兴奋的神情，郑重地告诉我：“我不懂文艺，但我觉得《洼地上的“战役”》是我读过的小说中的一篇杰作，你应当找来看一看。”我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现了它。我被路翎那特有的善于开掘普通人的心灵美的笔法所吸引，一口气读完了它。
　　《洼地上的“战役”》敏锐地抓住了处于战争漩涡中心的革命战士心底深处的感情波澜，以优美动人的艺术笔触，塑造了金圣姬、王应洪和志愿军侦察班长王顺三个十分可亲可爱的人物形象，细腻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他们丰富却又单纯的精神世界和朝鲜的战地生活。小说用一个志愿军侦察班在紧张练兵和浴血奋战中，与朝鲜人民休戚与共、相互关怀的国际主义背景作衬托，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情线索贯串全篇。通过这一爱情故事发生、发展及其解决过程的描写，着力刻划了三个主要人物高尚的操守、真切的感情和无私的现实表现。小说似乎是以“爱情与纪律的冲突”为题材来展开主题的，但作品实际所描写和所达到的效果，却远远高出于这一题材本身。小说为我们矗立起了血肉丰满、灵魂纯净的活生生的三个人。在炮火中成熟起来，坚信“战争总归是要过去的”，憧憬着在战后建立起“和平的、劳动的生活”，把纯洁的爱情大胆地奉献给年轻的中国志愿军战士的十九岁朝鲜姑娘金圣姬；怀着“惊慌的甜蜜的感情”而又自觉地服从战争的需要，绕开了爱情，怀揣着金圣姬偷偷塞在他换洗衣裳里的一方手帕，连同对于母亲、亲人、毛主席和伟大祖国的思念之情，勇敢地牺牲了生命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以及最早发现并同情、理解、关怀着金圣姬与王应洪之间的爱情，又为这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爱情采取恰当措施与方法，充满革命人情味的侦察班长王顺，都使我们感到亲近、可信、崇高而赢得了我们理所当然的尊敬。
　　作品严格地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毫不回避现实中完全可能出现和存在的矛盾、冲突，使描写的人物在尖锐的思想、感情交锋与纠葛中经受考验，从而在生活聚光的焦点中闪耀出照人的光彩。不是爱情妨碍了纪律，也不是纪律破坏了爱情，而是具有更加深广的爱和崇高的理想准则的人，超越于狭隘的亲人爱与对纪律的理解之上，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珍藏萌生在心底的爱情，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服从军队纪律和战争胜利的需要，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无私、无瑕的纯化境界中，使普通战士和活泼少女在斗争激流中达到了崇高人格的自我完成，为战地爱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小说的起点是高的，基调是健康的，色彩是明朗的，境界是开阔的，而对部队生活的反映也是真实的，对于革命战士内心世界的开掘是深邃而细致的。它对于读者，包括当时身为志愿军指战员的我们来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现在也还记得，当时有不少战士在读了这篇小说之后，向我表示，要以王应洪为榜样，为了祖国，为了国际主义的需要，也为了金圣姬的一片深情，将毫不犹疑地推迟或绕过自己的爱情生活，去贡献自己的青春，直至牺牲生命。战士们把王应洪看作是自己的前驱和知音，以金圣姬纯洁的爱情净化自己而引为精神上甘苦与共的伴侣，对那体贴入微、具体周到地照顾到战士情趣、极少教条主义气息的班长王顺，则怀着感激和敬佩之情，给以爱戴和拥护。这就是当时普通战士们对《洼地上的“战役”》这一作品及其作者路翎的真实看法、一般评价和亲切感情。
　　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意料。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以批判《洼地上的“战役”》为开端，在全国性报刊上，对路翎及其所有作品来了一个全面否定。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始，路翎又以“骨干分子”的罪名而屡遭挞伐。此后，路翎被彻底“打”了下去，从中国文坛上沉没了，消失了，自然也就根本读不到他的任何新作品。老实讲，即令在当时，我和我周围的一些同志们(包括那位师长)，对报刊上那些武断、粗暴的评介文章和臆测之词及其对路翎的不恰当的、过分的指责和谩骂，也是不以为然而心存保留的。其实，路翎的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笔录，是客观存在，它并不是几篇应时的批判文章所能“打倒”的；它也不因为没有人再在公开报刊上提到而失去其固有的价值与光彩。可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表示自己真实的意见，即使想为路翎说一两句公道话也办不到。我们只能在心底对这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默默地表示同情和关怀。我们为路翎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由衷的遗憾和难言的愤慨，同时也为这位才华独具、可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更多贡献的作家被迫搁笔而深感惋惜。“弄文罹文网”，——要不是这二十多年来的不正常状况，路翎该为人民写出多少弥足珍贵的小说、散文和其他著作呵！路翎的沉寂，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也是人才被扼杀的一个典型事例。
　　时至今日，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正在清理、平反和昭雪。当年受到胡风事件牵连的不少同志又重新以他们的作品和文章，出现在报刊上，这是值得庆幸和欣喜的。但是，我们却听不到路翎的一点消息，也看不到对于路翎作品的应有的、历史的、公允的重新评价。(也许是我知也不多，孤陋寡闻吧！)我们读到了舒芜、鲁藜、冀等人的论文和诗歌，至于路翎，我还只是在吴祖光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欧陆风情》一文中，才得知国外有人提到并正在研究他的作品。
　　我不是一个评论家，也并不企图全面评价、分析路翎的全部作品，我只是基于一个普通读者对于一位作家的朴素感情和真切关心，如实地回溯了路翎曾经给予我、我的战友和我的同时代人所带来的良好的、积极的影响，从而希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恢复路翎及其作品应有的地位和真实的历史面貌。我和路翎素昧平生，至今也还不了解他的过去和他今天的处境，想来不致涉嫌而被目为“殉情”。但无论如何，我以为过去那种以文废人和以人废文的不正常现象，该是到了彻底结束和完全抛弃的时候了！给路翎和类似路翎那样的同志以及他们的作品以应有的、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个现实课题，也是实事求是的起码要求！
　　我怀念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我向路翎同志致意！
　　
　　一九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