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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以其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该刊所载内容广泛而新颖，对封建闭塞的中国来说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独特价值，成为“西学东渐”的先例。它不仅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地理知识、西方科技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认知空间，也启迪了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的作用。
关键词 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先声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46—0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m MonthlvMagazine)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August Gti tzlaff，又译为郭实猎，1803—1851年)于清道光癸巳年六月十六日(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月刊，也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该刊曾在1834年、1835年两度中断，1836年全年停刊，1838年终刊。迄今见到的共39期，其中6期卷号不同却内容相同，实际是33期。该刊内容丰富而庞杂，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
一、开启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西、荷、英等国殖民主义者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骚扰。在此期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欧洲精英自居，以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为己任，悄然潜入了中国大陆。1827年，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到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传教，后来又到暹罗(泰国)、爪哇等地传教，但“闭关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传教地中国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他决心开启这个富饶而博大的东方帝国大门。因此，郭士立在未进入中国内地前，就在南洋华侨中开展活动，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甚至不惜在暹罗认当地郭姓华侨为父，取得中国亲属的身份，为到中国内地传教做充分准备。
为了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国情，1831年6月，郭士立从暹罗出发，乘帆船沿中国海航行，于12月到达澳门，次年2月和10月，郭士立又两次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北上进行考察活动，1833年4月返回澳门。郭士立先后三次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考察活动，使他深切地感到中国处在闭关自守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科学落后，民智闭塞，从政府官吏到民间百姓，普遍愚昧无知、夜郎自大，排外心理十分浓厚，这是外国人打开中国大门的严重障碍。因此，必须扫除中国人的落后观念和狭隘心理。郭士立表示：“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当时，外国传教士已在南洋各地创办了一些中文刊物，如：1815年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me)、1823年瓦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1796～1857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A N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lections)、1828年塞缪尔·纪德(SamuelKidd，1799～1843)又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The Universal Gazette)。这些中文刊物的创办对郭士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决心要在中国境内创办一份中文期刊，以此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并坚信“中国的大门必将撞开”。
为了把在中国创办中文期刊的愿望变为现实，郭士立煞费苦心，一方面采用免费给人治病的手法以笼络和取悦于中国人；一方面采取贿赂手段取得当地官员的同意。郭士立曾透露说：“我们也知道外国人与本地权威当局关系的意义，编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这种努力最终获得成功。”在郭士立的不断努力下，1833年8月1日终于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并担任该刊主编，署名“爱汉者”。郭士立成为在中国境内创办中文期刊的第一人，《东西洋考》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开创了直接在中国境内创办中文期刊的先例，其打开中国大门之“敲门砖”的作用不可低估。
《东西洋考》作为外国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期刊，“初版六百份问世以后，马上销售一空，于是再版又加印了三百份”。该刊以“期刊”的形式作为信息载体，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首先在广州登陆，使广州获得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先机，直接决定了广州在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与领潮流之先的重要地位。《东西洋考》不仅“在广东一带影响较大”，该刊“还被寄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传人到中国内地，直接供中国人阅读，使“儒农工商各有所取”。可见，《东西洋考》通过中国唯一的面向世界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将许多重要的新鲜信息传递到中国各地，对开启关闭的中国大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西学东渐”的先例
1833年8月，郭士立在英文报纸《中国丛报》(TheChinese Repository)上公布了创办中文期刊的计划书，明确地表达了创办《东西洋考》的宗旨：“虽然我们与中国人交往已久，但他们仍然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地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心理，使华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及思想。……我们将以良善之途径向华人表明我们不是‘蛮夷’，希望通过提供事实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可见，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就是要以异质的外来文化摇撼与激荡中国人自我封闭、昧于世情的落后意识，从而清除妄自尊大的心理和排外的观念，并使中国人知道自己尚有许多不足，应敞开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向西方学习。所以，《东西洋考》所载内容繁多，涉猎广泛，从人文到天文，从历史到地理，从社会政治制度到科学技术，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资料无不涉及，对封建闭塞的中国来说确实都是十分新鲜的知识。
《东西洋考》先后介绍了土耳其、荷兰、安南(越南)、暹罗、麦西(埃及)、印度、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国、美国、希腊、瑞典等国的历史，并以典型的比较史学方法将同时期中、西方发生的历史事件简要列出，使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其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了解西方的历史十分悠久，有源可溯，并不逊于中国。该刊所载人物传记，如《霸王》《拿破戾翁》和《论》《华盛顿言行最略》等文， 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拿破仑和华盛顿的生平和业绩，这是最早用中文向中国人介绍的两位著名的外国政治人物。
《东西洋考》几乎每期都载有介绍地理知识的文章。“海洋穷极幽远，自日出之国，以至穷极岛”，无不详加介绍，有时还附有地图。地理文章中还兼容历史、风俗、物产等内容，使读者“可明知岛屿之远近，外国之形势，风俗之怪奇、沙礁之险，埠头之繁，好湾泊所等事”。
《东西洋考》用较多篇幅刊登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天体探索成果和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介绍了日食、月食、星座、节气等天文知识，对许多天文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如《论日食》一文指出：“日月之食，乃一定而不易之事，且非因天上有何狗、何兽先食而复吐之，此愚者之错见耳，学者不可信也。”接着讲述了日食之道理，并附之以图。《东西洋考》对单体蒸汽机、载人气球、潜水装置、铁路舟车等先进科学技术也无不加以介绍，对许多机械的工作原理作了阐述。如《火蒸车》一文描述：“驾火蒸车，一个时间，走九十里路，如鸟之飞。不用马，不恃牛，任意飞跑。”这是迄今见到的关于火车的最早的中文介绍。
《东西洋考》对英、美、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如英国议会、美国国会、法国民主等，言之尤详。诸如英吉利国政公会权势甚盛、未经公会辩论，国王不得征税和立法，“公会总摄之务，为英国自主之理”；美利坚合邦不立国王而选举四年一任的总统，另设国政会，“其民摄总政，且操权焉”；法兰西国“大开言路”、“民自操权”、拿破仑“设造新律例”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在中文文献里出现的。
上述知识的介绍和传播，对中国来说都是十分生疏的、传统知识之外的、“旷代所未闻”的新鲜东西，有利于廓清中国人对西方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促进了长期处于封闭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重新认识，知道了中国之外还有英吉利、佛兰西、美利坚、意大利等诸国，秦皇汉武之外还有拿破仑、华盛顿，儒学之外还有西学，改变了“天朝上国”、“夷人”、“番国”等陈旧观念；知道了九州之外还有五洲四海，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不再认为英国与俄国接壤，不再把“欧罗巴”视为一个国家、把葡萄牙看作南洋的一个岛国；知道了“‘天狗’食月”、火轮船“疑其轮转系用牛拉”等是一些愚昧谬说，了解到蒸汽机驱动的巨大威力，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天文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认知空间；知道了封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西方国家的“国会”、“总统”等民主制度，是“中国知西政之始”。由此，人们的眼界打开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增加了。可见，《东西洋考》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独特价值，成为“西学东渐”的先例。
三、启迪了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东西洋考》所载中外新事物、新发明、新创造、新知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中国人的信息增多，视野开阔，精神活跃起来，特别是使一些中国先进人士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他们主动而不断地去“探闻各国之事”，从而改变了对外界的印象，认识了时代，坚定了探求自强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东西洋考》对英、美、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介绍，使一些中国先进分子的思维被启迪，引起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羡慕和赞赏，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的失望和不满。魏源(1794～1857年)编辑《海国图志》就是将《东西洋考》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海国图志》引用《东西洋考》凡13期，文章达24篇，涉及文字达28处，引录比例超过《海国图志》总引录的十分之一。魏源在介绍美国政治制度时写道：“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魏源用“公”和“周”来形容美国总统制与选举制，表明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推崇，也暗示了他对中国以世袭制与钦定制为基础的“古今官家之局”的不满。徐继畲(1795—1873年)在《瀛寰志略》中记述的英国国政公会即取材于《东西洋考》中的《英吉利国政公会》一文的有关内容，并直接采用了“爵房”、“乡绅房”这些指称英国议会的词语。他还以与《东西洋考》相同的的优美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称颂华盛顿“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骏骏乎三代之遗志。……可不谓人杰矣哉!”梁廷柟(1796～1861年)所著《海国四说》也参考过《东西洋考》，其中“四说”之一的《合省国说》尤其关注美国的民主制度，肯定美国“合众为国”，“凡国事既与民共议”，“视听自民”，“夫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以迄于今也”。上述近乎相同的言论，说明他们不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大唱赞歌，同时也寄寓了希望中国能从其中得到有益启示的良苦用心。
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柟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还程度不同的参照《东西洋考》记述了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有的还绘有多幅世界大洋大洲及一些国家的地图，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与传统舆地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地理学。他们的著作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工具书和教科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清末追求新知的读书人争相阅读。
《东西洋考》对天文知识的宣传和科学技术的介绍，使一些中国先进人士最先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警醒过来，认识到西方“长技”的优势。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用了12卷的篇幅，专门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的原理、制法及用法。称道火车“无马无驴，如翼自飞”，“一马之力，牵六马之重”；火轮船“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可谓“天下之至神”；“火轮机，凡布帛不假人力而自成织，巧夺天工矣”。梁廷柟在《海国四说》里不仅详细介绍了轮船、火车及蒸汽机原理，还描述了“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火轮船“火激轮走，其快如风日夜可行千里”；“织亦水轮转动，自能成匹。制易而工省”。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也对火轮机、轮船、火车作了一番细致的考察，盛赞“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最后发出了“可谓精能之至矣”的惊叹。他们赞羡地介绍这些新技术之后，大声疾呼“师夷长技”，“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还提出了“师夷”的具体办法，“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并充满信心地说：“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些认知和主张为中国后来采用西方先进机器设备从事近代化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魏源曾深有体会地说：东来“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自非咨诸远人，则天文度数之远近，国土古今之盛衰，形势风俗之殊异，毕世其能想象乎?”可见，魏源等人已经把视野放到了全世界，已经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视角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勇于探求新知”的先进人物，其著作也成为当时中国人研究西方国家的力作，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优秀代表作。
综上所述，《东西洋考》因其特殊的出版时间与背景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因其所载内容广泛而新颖，在启迪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方面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可以说，《东西洋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的作用。
关键词 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先声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46—0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m MonthlvMagazine)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August Gti tzlaff，又译为郭实猎，1803—1851年)于清道光癸巳年六月十六日(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月刊，也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该刊曾在1834年、1835年两度中断，1836年全年停刊，1838年终刊。迄今见到的共39期，其中6期卷号不同却内容相同，实际是33期。该刊内容丰富而庞杂，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
一、开启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西、荷、英等国殖民主义者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骚扰。在此期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欧洲精英自居，以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为己任，悄然潜入了中国大陆。1827年，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到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传教，后来又到暹罗(泰国)、爪哇等地传教，但“闭关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传教地中国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他决心开启这个富饶而博大的东方帝国大门。因此，郭士立在未进入中国内地前，就在南洋华侨中开展活动，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甚至不惜在暹罗认当地郭姓华侨为父，取得中国亲属的身份，为到中国内地传教做充分准备。
为了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国情，1831年6月，郭士立从暹罗出发，乘帆船沿中国海航行，于12月到达澳门，次年2月和10月，郭士立又两次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北上进行考察活动，1833年4月返回澳门。郭士立先后三次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考察活动，使他深切地感到中国处在闭关自守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科学落后，民智闭塞，从政府官吏到民间百姓，普遍愚昧无知、夜郎自大，排外心理十分浓厚，这是外国人打开中国大门的严重障碍。因此，必须扫除中国人的落后观念和狭隘心理。郭士立表示：“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当时，外国传教士已在南洋各地创办了一些中文刊物，如：1815年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me)、1823年瓦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1796～1857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A N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lections)、1828年塞缪尔·纪德(SamuelKidd，1799～1843)又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The Universal Gazette)。这些中文刊物的创办对郭士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决心要在中国境内创办一份中文期刊，以此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并坚信“中国的大门必将撞开”。
为了把在中国创办中文期刊的愿望变为现实，郭士立煞费苦心，一方面采用免费给人治病的手法以笼络和取悦于中国人；一方面采取贿赂手段取得当地官员的同意。郭士立曾透露说：“我们也知道外国人与本地权威当局关系的意义，编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这种努力最终获得成功。”在郭士立的不断努力下，1833年8月1日终于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并担任该刊主编，署名“爱汉者”。郭士立成为在中国境内创办中文期刊的第一人，《东西洋考》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开创了直接在中国境内创办中文期刊的先例，其打开中国大门之“敲门砖”的作用不可低估。
《东西洋考》作为外国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期刊，“初版六百份问世以后，马上销售一空，于是再版又加印了三百份”。该刊以“期刊”的形式作为信息载体，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首先在广州登陆，使广州获得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先机，直接决定了广州在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与领潮流之先的重要地位。《东西洋考》不仅“在广东一带影响较大”，该刊“还被寄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传人到中国内地，直接供中国人阅读，使“儒农工商各有所取”。可见，《东西洋考》通过中国唯一的面向世界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将许多重要的新鲜信息传递到中国各地，对开启关闭的中国大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西学东渐”的先例
1833年8月，郭士立在英文报纸《中国丛报》(TheChinese Repository)上公布了创办中文期刊的计划书，明确地表达了创办《东西洋考》的宗旨：“虽然我们与中国人交往已久，但他们仍然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地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心理，使华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及思想。……我们将以良善之途径向华人表明我们不是‘蛮夷’，希望通过提供事实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可见，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就是要以异质的外来文化摇撼与激荡中国人自我封闭、昧于世情的落后意识，从而清除妄自尊大的心理和排外的观念，并使中国人知道自己尚有许多不足，应敞开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向西方学习。所以，《东西洋考》所载内容繁多，涉猎广泛，从人文到天文，从历史到地理，从社会政治制度到科学技术，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资料无不涉及，对封建闭塞的中国来说确实都是十分新鲜的知识。
《东西洋考》先后介绍了土耳其、荷兰、安南(越南)、暹罗、麦西(埃及)、印度、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国、美国、希腊、瑞典等国的历史，并以典型的比较史学方法将同时期中、西方发生的历史事件简要列出，使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其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了解西方的历史十分悠久，有源可溯，并不逊于中国。该刊所载人物传记，如《霸王》《拿破戾翁》和《论》《华盛顿言行最略》等文， 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拿破仑和华盛顿的生平和业绩，这是最早用中文向中国人介绍的两位著名的外国政治人物。
《东西洋考》几乎每期都载有介绍地理知识的文章。“海洋穷极幽远，自日出之国，以至穷极岛”，无不详加介绍，有时还附有地图。地理文章中还兼容历史、风俗、物产等内容，使读者“可明知岛屿之远近，外国之形势，风俗之怪奇、沙礁之险，埠头之繁，好湾泊所等事”。
《东西洋考》用较多篇幅刊登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天体探索成果和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介绍了日食、月食、星座、节气等天文知识，对许多天文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如《论日食》一文指出：“日月之食，乃一定而不易之事，且非因天上有何狗、何兽先食而复吐之，此愚者之错见耳，学者不可信也。”接着讲述了日食之道理，并附之以图。《东西洋考》对单体蒸汽机、载人气球、潜水装置、铁路舟车等先进科学技术也无不加以介绍，对许多机械的工作原理作了阐述。如《火蒸车》一文描述：“驾火蒸车，一个时间，走九十里路，如鸟之飞。不用马，不恃牛，任意飞跑。”这是迄今见到的关于火车的最早的中文介绍。
《东西洋考》对英、美、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如英国议会、美国国会、法国民主等，言之尤详。诸如英吉利国政公会权势甚盛、未经公会辩论，国王不得征税和立法，“公会总摄之务，为英国自主之理”；美利坚合邦不立国王而选举四年一任的总统，另设国政会，“其民摄总政，且操权焉”；法兰西国“大开言路”、“民自操权”、拿破仑“设造新律例”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在中文文献里出现的。
上述知识的介绍和传播，对中国来说都是十分生疏的、传统知识之外的、“旷代所未闻”的新鲜东西，有利于廓清中国人对西方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促进了长期处于封闭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重新认识，知道了中国之外还有英吉利、佛兰西、美利坚、意大利等诸国，秦皇汉武之外还有拿破仑、华盛顿，儒学之外还有西学，改变了“天朝上国”、“夷人”、“番国”等陈旧观念；知道了九州之外还有五洲四海，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不再认为英国与俄国接壤，不再把“欧罗巴”视为一个国家、把葡萄牙看作南洋的一个岛国；知道了“‘天狗’食月”、火轮船“疑其轮转系用牛拉”等是一些愚昧谬说，了解到蒸汽机驱动的巨大威力，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天文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认知空间；知道了封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西方国家的“国会”、“总统”等民主制度，是“中国知西政之始”。由此，人们的眼界打开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增加了。可见，《东西洋考》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独特价值，成为“西学东渐”的先例。
三、启迪了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东西洋考》所载中外新事物、新发明、新创造、新知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中国人的信息增多，视野开阔，精神活跃起来，特别是使一些中国先进人士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他们主动而不断地去“探闻各国之事”，从而改变了对外界的印象，认识了时代，坚定了探求自强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东西洋考》对英、美、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介绍，使一些中国先进分子的思维被启迪，引起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羡慕和赞赏，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的失望和不满。魏源(1794～1857年)编辑《海国图志》就是将《东西洋考》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海国图志》引用《东西洋考》凡13期，文章达24篇，涉及文字达28处，引录比例超过《海国图志》总引录的十分之一。魏源在介绍美国政治制度时写道：“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魏源用“公”和“周”来形容美国总统制与选举制，表明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推崇，也暗示了他对中国以世袭制与钦定制为基础的“古今官家之局”的不满。徐继畲(1795—1873年)在《瀛寰志略》中记述的英国国政公会即取材于《东西洋考》中的《英吉利国政公会》一文的有关内容，并直接采用了“爵房”、“乡绅房”这些指称英国议会的词语。他还以与《东西洋考》相同的的优美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称颂华盛顿“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骏骏乎三代之遗志。……可不谓人杰矣哉!”梁廷柟(1796～1861年)所著《海国四说》也参考过《东西洋考》，其中“四说”之一的《合省国说》尤其关注美国的民主制度，肯定美国“合众为国”，“凡国事既与民共议”，“视听自民”，“夫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以迄于今也”。上述近乎相同的言论，说明他们不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大唱赞歌，同时也寄寓了希望中国能从其中得到有益启示的良苦用心。
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柟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还程度不同的参照《东西洋考》记述了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有的还绘有多幅世界大洋大洲及一些国家的地图，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与传统舆地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地理学。他们的著作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工具书和教科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清末追求新知的读书人争相阅读。
《东西洋考》对天文知识的宣传和科学技术的介绍，使一些中国先进人士最先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警醒过来，认识到西方“长技”的优势。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用了12卷的篇幅，专门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的原理、制法及用法。称道火车“无马无驴，如翼自飞”，“一马之力，牵六马之重”；火轮船“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可谓“天下之至神”；“火轮机，凡布帛不假人力而自成织，巧夺天工矣”。梁廷柟在《海国四说》里不仅详细介绍了轮船、火车及蒸汽机原理，还描述了“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火轮船“火激轮走，其快如风日夜可行千里”；“织亦水轮转动，自能成匹。制易而工省”。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也对火轮机、轮船、火车作了一番细致的考察，盛赞“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最后发出了“可谓精能之至矣”的惊叹。他们赞羡地介绍这些新技术之后，大声疾呼“师夷长技”，“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还提出了“师夷”的具体办法，“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并充满信心地说：“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些认知和主张为中国后来采用西方先进机器设备从事近代化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魏源曾深有体会地说：东来“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自非咨诸远人，则天文度数之远近，国土古今之盛衰，形势风俗之殊异，毕世其能想象乎?”可见，魏源等人已经把视野放到了全世界，已经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视角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勇于探求新知”的先进人物，其著作也成为当时中国人研究西方国家的力作，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优秀代表作。
综上所述，《东西洋考》因其特殊的出版时间与背景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因其所载内容广泛而新颖，在启迪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方面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可以说，《东西洋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