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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前段时间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期间，3岁的小王子乔治听说爸爸去中国了，竟然去翻瓷器柜，因为，在英文里，CHINA（中国），亦有瓷器之意。其实最早西方对中国的称呼是seres或者cine，都与“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有关。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時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路易十四时期第一批色彩鲜明的印花中国棉布被大量运往法国，于是法国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为“印花布”。18世纪里，中国丝绸及其欧洲仿制品和中国棉布制品在欧洲被广泛用作帷幕和罩单。瓷器也是这样。17世纪中期只有少数大宫廷才有比较大量的瓷器陈列，18世纪开始成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饮茶在内的热饮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对茶具的需求随之迫切，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进口，进而又刺激欧洲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瓷器，直至走上创新之路。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之时，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工厂生产的碧玉瓷。这家公司成立于1759年，所制瓷器，号称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国王室和上流社会的喜爱。这次3岁的小王子乔治在家中瓷器柜里去找CHINA（瓷器），不知道他见到的是古老的中国瓷器呢，还是王室日常所用的韦奇伍德瓷器？当年乾隆皇帝对于韦奇伍德瓷器十分不屑，如今该公司在中国已经开了30多家销售店，营业额不断增长，其精美的骨瓷一直是收藏界的宠儿。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時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路易十四时期第一批色彩鲜明的印花中国棉布被大量运往法国，于是法国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为“印花布”。18世纪里，中国丝绸及其欧洲仿制品和中国棉布制品在欧洲被广泛用作帷幕和罩单。瓷器也是这样。17世纪中期只有少数大宫廷才有比较大量的瓷器陈列，18世纪开始成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饮茶在内的热饮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对茶具的需求随之迫切，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进口，进而又刺激欧洲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瓷器，直至走上创新之路。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之时，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工厂生产的碧玉瓷。这家公司成立于1759年，所制瓷器，号称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国王室和上流社会的喜爱。这次3岁的小王子乔治在家中瓷器柜里去找CHINA（瓷器），不知道他见到的是古老的中国瓷器呢，还是王室日常所用的韦奇伍德瓷器？当年乾隆皇帝对于韦奇伍德瓷器十分不屑，如今该公司在中国已经开了30多家销售店，营业额不断增长，其精美的骨瓷一直是收藏界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