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它抒发了诗人1956年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激动与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
　　 1956年3月，32岁的贺敬之赴延安参加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延安。当飞机进入了无边的黄土高原，望见窗外奔腾的滔滔延河时，贺敬之的心紧张得缩成了一团。近乡情更怯，他曾在延安生活了整整6年，是延安黄澄澄的小米把他养大。
　　 1938年，14岁的贺敬之离开硝烟炮火中的家乡台儿庄，踏上追寻革命与真理的道路，他追寻已内迁的学校，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保卫大武汉”失败后，学校又迁往四川。学生们跟随学校一路走，一路寻找着救国之道，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与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贺敬之与另外三位同学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最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七贤庄，后来贺敬之在一首诗中写道：“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贤庄。”
　　 1940年，贺敬之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贺敬之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1年入党。1945年，21岁的贺敬之参与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此外，贺敬之还创作了《南泥湾》等至今传唱的歌曲的歌词，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可以说，在延安受到的革命与文学的教育奠定了贺敬之一生的底色，也让他对延安产生了如同再生父母般的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的指挥下进攻延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贺敬之随同组织从此离开了延安。
　　 10年之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在到来，贺敬之重回其革命与文学生涯的起点延安。从五里铺到南关的河滩上，热闹的锣鼓唢呐声响了起来，头扎雪白的羊肚子手巾、腰系紫红色腰带的男女老少，扭起了陕北大秧歌。贺敬之欣喜地发现，延安已旧貌换新颜：杜甫川上，架起了宽大的钢筋水泥大桥;南关大街两侧是一排排的百貨店、新华书店、饭馆、人民医院……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冲击着贺敬之的心灵，最终凝结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回延安》。
　　 关于《回延安》的发表，还有一则小插曲。郭强当时是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被安排与贺敬之住在一个宿舍。几天后，两个人比较熟悉些了，郭强便向他索稿，贺敬之欣然应诺。
　　 大会闭幕后，郭强回到西安。但谁能料到，他的播出计划竟然没有获得主编的批准。西安《工人文艺》编辑杨小一同志看了《回延安》诗稿，大加赞赏，连声称好，他说：“让我们《工人文艺》发表！”隔了几天，他悻悻然地对郭强说：“我们的头头，也是有眼无珠，我和你一样，做不了主，送《延河》吧！余念是诗人，他们识货！”余念即诗人玉杲，当时是《延河》的副主编，经郭强打电话联系，他让立即把稿子送去，接着编辑部来电话表示：“好！他们不发我们发！”
　　 就这样，《回延安》在被一家电台和一份刊物拒绝后，终于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
　　 （选自《文摘报》2019年6月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