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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这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供给侧改革将让无数企业折戟沉沙，也将让无数企业扬帆竞发。那怎么做才能在“互联网+”供给侧改革中击鼓而进呢？
最近一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判断。今年4月19号，习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小组会议上讲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他也提到，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习总书记还指出了路径——传统的实体经济要跟互联网深度融合，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
总书记的报告也提到怎么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总说，互联网是草根经济，是以人民为核心的一种经济形态。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社会发展中思想的变化。
再次崛起中的东方哲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真正欠缺的是思想性。我们需要更好的思想贡献。从哲学角度看，中国在新经济领域，一定会迎来新的辉煌。原因在于东方哲学跟网络经济非常契合。
西方哲学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术——这是西方哲学体系的根源。万物皆术，研究的是自然规律、万物的状态，用分解的思路去不断地认知世界。跟毕达哥拉斯同时代的东方哲学家孔子提出以人为核心——以人的德行为载体形成了一套哲学体系。之后日本、韩国从孔子的哲学里又衍生出新的思想，但根源是孔子的思想。
东方哲学不用分解的思想去做事情。东西方哲学的差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异。西医把人体分解成器官，器官分解成细胞，细胞进一步分解，哪里出问题治哪里。中医从来不会哪里出问题切哪里，破坏人体的系统性。我们曾经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来清华大学演讲，樊院士是消化内科领域全球顶尖的专家。他说：我越研究医学，越发现在医学领域艺术重于技术，越做越没有信心，人体真的有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规律吗？未必。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世界本原越来越接近于东方哲学的整体思维，而不只有西方哲学的分解思维。互联网思维强调的就是系统性，强调的是人自身的无穷创造。东方哲学强调的是系统性，以人为核心，恰恰跟互联网思维完全一致。我们的东方哲学，能够在网络经济时代发展起来，变成我们真正的财富。
具体要怎么做呢？
互联网+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方向——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从需求侧到结构侧的变革历程。
具体地讲，战术上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不是供给侧简单叠加互联网的过程，而是一个天平，需要“互联网+供给”，同时需要“互联网+需求”。“互联网+需求”是自主性的，而“互联网+供给”是被动性的。
“互联网+需求”的变化主要是消费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自身在流动性地往前发展，企业家不去实践，学者不去研究，民众自己也会往前走。现在民众的需求就在发生着改变。大家观察一下现在的需求，不论是员工还是客户，需求跟五年前一样吗？跟三年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互联网+需求”的变化是促进转型非常重要的动力。
“互联网+需求”的变化，也是市场机制的改变。所谓市场机制的变化，主要是营销渠道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做户外用品的探路者原来完全靠门店，靠经销商；但现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他们能在网上查到每一个渠道的价格。如果企业还用原来占领市场的方式，未来一定会被淘汰。
那么，实体店铺真的没希望了吗？不！实体店铺有实体店铺的优势，但存在方式一定要变化。清华有家很小的枣糕店，每天店门口都排队成长龙。我一开始以为枣糕店找了很多托儿。后来我叫来一帮学生，问他们：“你们真吃吗？”他们说：“老师，真吃，我平常连十分钟都舍不得浪费，但是为了吃这个枣糕，我可以排一个小时队。”互联网时代的街边店照样有生意，但是存在的方式和连接的范围不一样。
街边店的模式创新，其实有巨大的机会。当你看到一堆街边店倒闭的时候，你认为是市场出现了问题，其实不对，街边店有生存的空间，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街边店产生了新的需求，街边店的供给就要发生变化。
这就是“互联网+供给”——它是商业模式的变化，也是生产模式的变化。
我听沈阳机床董事长介绍，他们把i5当作机床领域的iPhone来做，把机床变得像手机一样，可以在上面开发APP，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操作，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租赁范围。沈阳机床做的是真正的“互联网+”机床，能记录下加工每一个倒角所消耗的功耗、加工的时间等等这些数据。机床变成了大数据的采集，从而让沈阳机床厂变成了服务方面有突破的企业。
互联网思维：多边市场效应
因此，供给侧的变化，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其次是生产模式的改变。
在商业模式方面，在移动互联时代，客户不再是单一的客户，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产品，企业能连接更多的人、产品、服务。原来是卖东西给客户，让他们享受产品，享受服务；现在是想办法把更多利益相关者连接进来。比如说，原来银行跟探路者之间只有借贷关系，现在探路者能不能自己变银行，参与到借贷过程中？这样就在可控范围内连接了金融业务。
我们要想办法把各种要素连接在一起，一旦连接在一起，我们所经营的就不再是原来的那条单边，而可以从更多边中获取价值，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多边市场效应——从各条边上盈利，而不只是从企业跟客户的直接联系中盈利。这是供给的商业模式变化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形象地说，原来只是供给一个炒勺，现在要把炒勺跟客户连在一起，能够测油温，记时间，变成智能炒勺，跟手机等连在一起。一旦连接了以后，这把炒勺的供给就改变了，供给的不单是一把炒菜的勺，还是做菜数据的获取工具，附加价值就得到很大提升。 “互联网+”供给侧的变革，就是怎么样创造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营方式，把技术做精，叠加信息，把潜在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互联网+时代，企业供给什么？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在供给上，到底是要提供房子、大米这样的产品还是服务？现在，制造业要向服务转型。我们要使用三个技术领域的概念来提供服务。
第一，大数据。将来的企业一定都是大数据企业。卖房子要卖出数据，卖机床要卖出数据。卖不出去房子和机床，说明商业模式落后了。
第二，物联网。万物互联，所有的东西都联在一起。将来的企业一定要提供各种各样物联的可能性。早介入，就早占据先机。我跟探路者董事长盛发强提到，探路者要做智能穿戴、智能服装，在这个领域做先行者，这实际上就是物联网。
第三，云计算。中国的云计算发展很快。很多人不明白就敢投钱，大量资金涌入云计算领域，建了N个云计算中心，却没什么业务在云端跑。但云计算确实是方向，因为将来很多业务都需要有平台，而平台就在云端，用云才是更节约资本的发展模式。
从技术角度看，将来企业的供给就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这样一些方向。
以用户为核心
用户是核心——我们是围绕用户的需求来决定我们的供给是什么。所以用户一定在中心位置。围绕用户需求，我们去发展我们外围的电商、企业应用，制造行业的基础信息化等等。
移动、深度参与、智能
在这些技术背景下，也可以说我们需要供给的是移动性、参与性、智能性三个方面的产品。对照这三个方面，我们就知道现在的公司改革应该改什么。
首先，移动性远远没有发挥作用。在移动带宽足够、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办法让每一个移动的人、移动的设备交织在一起，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移动性是在移动状态之下的价值创造方式，而不只是信息传播渠道。北京公交是移动的，现在有3万多辆公交车，一天的客运量在1千万人次以上。看到北京公交的数据，我跟他们董事长说：你们是互联网企业。他觉得可笑，他说我们是靠补贴的，北京市政府每年补贴150亿，我们做什么互联网？
用新商业模式，用移动性改变公交原来的运营模式，就能够创造出新价值。创造价值绝对不是在车身上加广告，车里放显示屏这样简单。我们仔细分析了北京公交，发现北京市公交线路遍布大街小巷——公交完成的不只是一个人从A到B位移的事情，更是解决从A到B的过程，公交车过王府井过西单，是一个贯穿这些地方商业的过程。这是我的思路：不需要公交Wifi覆盖这1千万人，而是覆盖沿街所有商铺Wifi，每一个店铺的Wifi都跟公交连在一起。这样每个车上的乘客，不论经过哪一个门店，这个门店的信息都可以直接推送到手机上，让乘客玩着游戏就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怎么玩游戏？我们知道Iback技术，每一个沿街商户都可以连接进来，在手机上实现实景游戏——沿街商户蹦出怪物，打死怪物，跳出商铺的优惠券！这样就把沿街的商铺全部都盘活了。除了打怪物挣优惠券，乘客也可以直接购物，例如我知道今天早上十点路过庆丰包子铺，就提前订12个包子。加入平台的店铺，就算只收1%的佣金，还需要国家补贴吗？
所以，实体店铺不是没机会，关键需要新的平台，新的发展方式。移动性的价值就存在于新创造出来的机会中。移动性是信息使用的过程，一定要注意社会协同。
第二方面是参与。例如餐饮，更多人能够成为餐饮参与者，成为分享经济的直接实践者。中国会不会出现Airbnb或者优步这样的企业？在这些领域里有广泛参与的可能性。
第三方面是智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供给模式。今年应该是AI、VR年，工业机器人很热，家用机器人尚未那么热，但也很快要进入家庭。今年较多学习机器人上市，孩子的一些问题可以由机器人来回答，这些学习类机器人会逐渐成为家庭的一员。清洁类机器人、金融类机器人、健康类机器人，也会在家里逐渐增多。所以，除了工业机器人以外，很多产品都需要智能化，包括电饭锅、煤气灶。单纯增加成本的智能化是没有意义的，需要创造价值，需要智能化之后带来额外的收益。当然，软智能里最重要的就是大数据。
企业供给的产品和服务必须做这三方面的调整。
供给端改革
具体的事情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改变市场机制，另外一方面是改变创新机制。从供给端，企业要把这一外一内的事情解决好。
外部市场机制方面，自媒体营销成为新时尚。所谓自媒体营销是一种新的市场渠道。我不否定公有媒体，公有媒体有其优势，解决的是广度问题，自媒体解决的是黏度问题，公有媒体和自媒体未来会达成一种平衡。未来社会一定还存在大量的传统媒体，但是传统媒体的运营方式一定会改变。
媒体变了，市场就变了，企业就会有很多创新的市场运营方式。比如说保险，工业时代体系下的市场拓展模式是有很多代理，中国人寿这样的保险公司有100万代理。现在，用互联网方式可以怎么做？每个客户都可以是代理，只要设立合理的机制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互联网保险正在兴起。实体商品也一样，必须是原来的渠道、门店才是销售终端吗？不能每一个客户都变成销售终端吗？探路者设计的互联网机制，会让每一个会员都变成销售员。
第二，需要改变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的方式变了，要让每一个人参与创新，这就需要给大家均等的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
我们现有的组织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大多数企业采用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曾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组织方式是要与时俱进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在互联网领域，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模式已经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它给每一个人都加了个框，只能干这事。实际上你能干的事比框框限定的事多多了，你只是没机会。结果每个人都觉得郁郁不得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实际上当我们这么感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呢？现在的组织模式变化，就是要让人生如意十之八九，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有生之年做感兴趣的事情，贡献最大的力量。这样的社会才是效率最高的社会。
社会的总价值就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创造。如果让每一个人都提升其价值创造的20%，整个社会价值的创造都将更加巨大。组织管理模式上的变化，中国有14亿人，如果组织管理模式上有所变化，中国能不更强大吗？我把这叫做智慧人口红利。我们已经到了分享智慧人口红利的年代，不再享受劳动力人口红利。
规模经济效益
从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经济理论发生了改变。原来的经济理论以生产型的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现在则是基于以传输信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效应理论，后者就是要使供给的产品具备网络效应，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要把每一个企业从单纯的销售和制造型企业，变成运营型企业。所谓运营型企业，运营的是一个网络，每一个企业都能变成运营型企业，不论是卖火烧还是卖枣糕。
长尾理论：集合经济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这样一条曲线：越接近头部的供给，越是大规模热门经济的供给，是利益驱动的供给模式，传统的企业基本是按照这种供给方式去生产和组织的；越往尾部，越是集合经济的天下，强调的是草根文化，是业余者的领地，是一种兴趣驱动的分享经济。这就是长尾理论。
头部和尾部的供给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好两者之间的融合，既不能用头部的思想经营尾部；同样，也不能用尾部的思想经营头部。好多互联网企业把自己头部的经验往尾部搬，结果可想而知，反之也无法成功。
最大的机会来自于中间位置，怎么做中间位置上的供给？将来这条曲线会越来越扁平化，即头部在下降，尾部在上升。扁平化的结果是，用传统模式供给的企业将会越来越艰难，这是头部下降的必然结果。但是尾部在抬升，尾部抬升就是新供给模式的机会——“互联网+供给侧”变革需要我们重视利基市场，需要我们在利基产品也就是个性化产品上做供给改造。
“互联网+”供给侧变革
2013年1月9号《经济学人》提出了分享经济。我们看到分享经济在增强个性化，让个性化的供给变成可能。以前很难做到，因为成本太高，而现在则完全可以做到。分享经济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去中介化，把大量中间环节去掉，让利基产品直达消费者。消费者获得利基产品的成本正在逐步下降，一方面生产成本在下降，另外一方面消费者寻找利基产品的成本在下降。利基市场能够跟大市场抗衡的时候，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变化。
互联网+传统产业=重资产的轻资产化经营
总结一下，“互联网+”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单纯的搬家，把线下的供给搬到线上；而更像是乘数甚至指数效应，一旦把互联网的内涵注入到老的供给模式中，可能会产生幂指数效应，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总结为一个等式：互联网+传统产业=重资产的轻资产化经营。重资产有重资产的优势，但是其价值创造方式过时了，需要叠加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叠加文化的内容，这样重资产才有可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商业模式上，所谓供给变化是一个向服务、文化转型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产品内涵的改变——产品的内涵从物质内涵变化到现在的文化内涵。任何一件产品都需要有文化的内涵。内部管理上，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层级管理模式。外部环境方面，我们需要洞察外部市场动力点。
这是对供给侧变革的分析，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问题和特点。希望大家共同在中国新经济发展时代中，找到新的机会。
朱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党委副书记
最近一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判断。今年4月19号，习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小组会议上讲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他也提到，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习总书记还指出了路径——传统的实体经济要跟互联网深度融合，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
总书记的报告也提到怎么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总说，互联网是草根经济，是以人民为核心的一种经济形态。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社会发展中思想的变化。
再次崛起中的东方哲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真正欠缺的是思想性。我们需要更好的思想贡献。从哲学角度看，中国在新经济领域，一定会迎来新的辉煌。原因在于东方哲学跟网络经济非常契合。
西方哲学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术——这是西方哲学体系的根源。万物皆术，研究的是自然规律、万物的状态，用分解的思路去不断地认知世界。跟毕达哥拉斯同时代的东方哲学家孔子提出以人为核心——以人的德行为载体形成了一套哲学体系。之后日本、韩国从孔子的哲学里又衍生出新的思想，但根源是孔子的思想。
东方哲学不用分解的思想去做事情。东西方哲学的差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异。西医把人体分解成器官，器官分解成细胞，细胞进一步分解，哪里出问题治哪里。中医从来不会哪里出问题切哪里，破坏人体的系统性。我们曾经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来清华大学演讲，樊院士是消化内科领域全球顶尖的专家。他说：我越研究医学，越发现在医学领域艺术重于技术，越做越没有信心，人体真的有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规律吗？未必。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世界本原越来越接近于东方哲学的整体思维，而不只有西方哲学的分解思维。互联网思维强调的就是系统性，强调的是人自身的无穷创造。东方哲学强调的是系统性，以人为核心，恰恰跟互联网思维完全一致。我们的东方哲学，能够在网络经济时代发展起来，变成我们真正的财富。
具体要怎么做呢？
互联网+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方向——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从需求侧到结构侧的变革历程。
具体地讲，战术上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不是供给侧简单叠加互联网的过程，而是一个天平，需要“互联网+供给”，同时需要“互联网+需求”。“互联网+需求”是自主性的，而“互联网+供给”是被动性的。
“互联网+需求”的变化主要是消费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自身在流动性地往前发展，企业家不去实践，学者不去研究，民众自己也会往前走。现在民众的需求就在发生着改变。大家观察一下现在的需求，不论是员工还是客户，需求跟五年前一样吗？跟三年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互联网+需求”的变化是促进转型非常重要的动力。
“互联网+需求”的变化，也是市场机制的改变。所谓市场机制的变化，主要是营销渠道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做户外用品的探路者原来完全靠门店，靠经销商；但现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他们能在网上查到每一个渠道的价格。如果企业还用原来占领市场的方式，未来一定会被淘汰。
那么，实体店铺真的没希望了吗？不！实体店铺有实体店铺的优势，但存在方式一定要变化。清华有家很小的枣糕店，每天店门口都排队成长龙。我一开始以为枣糕店找了很多托儿。后来我叫来一帮学生，问他们：“你们真吃吗？”他们说：“老师，真吃，我平常连十分钟都舍不得浪费，但是为了吃这个枣糕，我可以排一个小时队。”互联网时代的街边店照样有生意，但是存在的方式和连接的范围不一样。
街边店的模式创新，其实有巨大的机会。当你看到一堆街边店倒闭的时候，你认为是市场出现了问题，其实不对，街边店有生存的空间，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街边店产生了新的需求，街边店的供给就要发生变化。
这就是“互联网+供给”——它是商业模式的变化，也是生产模式的变化。
我听沈阳机床董事长介绍，他们把i5当作机床领域的iPhone来做，把机床变得像手机一样，可以在上面开发APP，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操作，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租赁范围。沈阳机床做的是真正的“互联网+”机床，能记录下加工每一个倒角所消耗的功耗、加工的时间等等这些数据。机床变成了大数据的采集，从而让沈阳机床厂变成了服务方面有突破的企业。
互联网思维：多边市场效应
因此，供给侧的变化，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其次是生产模式的改变。
在商业模式方面，在移动互联时代，客户不再是单一的客户，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产品，企业能连接更多的人、产品、服务。原来是卖东西给客户，让他们享受产品，享受服务；现在是想办法把更多利益相关者连接进来。比如说，原来银行跟探路者之间只有借贷关系，现在探路者能不能自己变银行，参与到借贷过程中？这样就在可控范围内连接了金融业务。
我们要想办法把各种要素连接在一起，一旦连接在一起，我们所经营的就不再是原来的那条单边，而可以从更多边中获取价值，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多边市场效应——从各条边上盈利，而不只是从企业跟客户的直接联系中盈利。这是供给的商业模式变化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形象地说，原来只是供给一个炒勺，现在要把炒勺跟客户连在一起，能够测油温，记时间，变成智能炒勺，跟手机等连在一起。一旦连接了以后，这把炒勺的供给就改变了，供给的不单是一把炒菜的勺，还是做菜数据的获取工具，附加价值就得到很大提升。 “互联网+”供给侧的变革，就是怎么样创造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营方式，把技术做精，叠加信息，把潜在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互联网+时代，企业供给什么？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在供给上，到底是要提供房子、大米这样的产品还是服务？现在，制造业要向服务转型。我们要使用三个技术领域的概念来提供服务。
第一，大数据。将来的企业一定都是大数据企业。卖房子要卖出数据，卖机床要卖出数据。卖不出去房子和机床，说明商业模式落后了。
第二，物联网。万物互联，所有的东西都联在一起。将来的企业一定要提供各种各样物联的可能性。早介入，就早占据先机。我跟探路者董事长盛发强提到，探路者要做智能穿戴、智能服装，在这个领域做先行者，这实际上就是物联网。
第三，云计算。中国的云计算发展很快。很多人不明白就敢投钱，大量资金涌入云计算领域，建了N个云计算中心，却没什么业务在云端跑。但云计算确实是方向，因为将来很多业务都需要有平台，而平台就在云端，用云才是更节约资本的发展模式。
从技术角度看，将来企业的供给就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这样一些方向。
以用户为核心
用户是核心——我们是围绕用户的需求来决定我们的供给是什么。所以用户一定在中心位置。围绕用户需求，我们去发展我们外围的电商、企业应用，制造行业的基础信息化等等。
移动、深度参与、智能
在这些技术背景下，也可以说我们需要供给的是移动性、参与性、智能性三个方面的产品。对照这三个方面，我们就知道现在的公司改革应该改什么。
首先，移动性远远没有发挥作用。在移动带宽足够、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办法让每一个移动的人、移动的设备交织在一起，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移动性是在移动状态之下的价值创造方式，而不只是信息传播渠道。北京公交是移动的，现在有3万多辆公交车，一天的客运量在1千万人次以上。看到北京公交的数据，我跟他们董事长说：你们是互联网企业。他觉得可笑，他说我们是靠补贴的，北京市政府每年补贴150亿，我们做什么互联网？
用新商业模式，用移动性改变公交原来的运营模式，就能够创造出新价值。创造价值绝对不是在车身上加广告，车里放显示屏这样简单。我们仔细分析了北京公交，发现北京市公交线路遍布大街小巷——公交完成的不只是一个人从A到B位移的事情，更是解决从A到B的过程，公交车过王府井过西单，是一个贯穿这些地方商业的过程。这是我的思路：不需要公交Wifi覆盖这1千万人，而是覆盖沿街所有商铺Wifi，每一个店铺的Wifi都跟公交连在一起。这样每个车上的乘客，不论经过哪一个门店，这个门店的信息都可以直接推送到手机上，让乘客玩着游戏就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怎么玩游戏？我们知道Iback技术，每一个沿街商户都可以连接进来，在手机上实现实景游戏——沿街商户蹦出怪物，打死怪物，跳出商铺的优惠券！这样就把沿街的商铺全部都盘活了。除了打怪物挣优惠券，乘客也可以直接购物，例如我知道今天早上十点路过庆丰包子铺，就提前订12个包子。加入平台的店铺，就算只收1%的佣金，还需要国家补贴吗？
所以，实体店铺不是没机会，关键需要新的平台，新的发展方式。移动性的价值就存在于新创造出来的机会中。移动性是信息使用的过程，一定要注意社会协同。
第二方面是参与。例如餐饮，更多人能够成为餐饮参与者，成为分享经济的直接实践者。中国会不会出现Airbnb或者优步这样的企业？在这些领域里有广泛参与的可能性。
第三方面是智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供给模式。今年应该是AI、VR年，工业机器人很热，家用机器人尚未那么热，但也很快要进入家庭。今年较多学习机器人上市，孩子的一些问题可以由机器人来回答，这些学习类机器人会逐渐成为家庭的一员。清洁类机器人、金融类机器人、健康类机器人，也会在家里逐渐增多。所以，除了工业机器人以外，很多产品都需要智能化，包括电饭锅、煤气灶。单纯增加成本的智能化是没有意义的，需要创造价值，需要智能化之后带来额外的收益。当然，软智能里最重要的就是大数据。
企业供给的产品和服务必须做这三方面的调整。
供给端改革
具体的事情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改变市场机制，另外一方面是改变创新机制。从供给端，企业要把这一外一内的事情解决好。
外部市场机制方面，自媒体营销成为新时尚。所谓自媒体营销是一种新的市场渠道。我不否定公有媒体，公有媒体有其优势，解决的是广度问题，自媒体解决的是黏度问题，公有媒体和自媒体未来会达成一种平衡。未来社会一定还存在大量的传统媒体，但是传统媒体的运营方式一定会改变。
媒体变了，市场就变了，企业就会有很多创新的市场运营方式。比如说保险，工业时代体系下的市场拓展模式是有很多代理，中国人寿这样的保险公司有100万代理。现在，用互联网方式可以怎么做？每个客户都可以是代理，只要设立合理的机制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互联网保险正在兴起。实体商品也一样，必须是原来的渠道、门店才是销售终端吗？不能每一个客户都变成销售终端吗？探路者设计的互联网机制，会让每一个会员都变成销售员。
第二，需要改变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的方式变了，要让每一个人参与创新，这就需要给大家均等的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
我们现有的组织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大多数企业采用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曾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组织方式是要与时俱进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在互联网领域，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模式已经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它给每一个人都加了个框，只能干这事。实际上你能干的事比框框限定的事多多了，你只是没机会。结果每个人都觉得郁郁不得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实际上当我们这么感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呢？现在的组织模式变化，就是要让人生如意十之八九，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有生之年做感兴趣的事情，贡献最大的力量。这样的社会才是效率最高的社会。
社会的总价值就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创造。如果让每一个人都提升其价值创造的20%，整个社会价值的创造都将更加巨大。组织管理模式上的变化，中国有14亿人，如果组织管理模式上有所变化，中国能不更强大吗？我把这叫做智慧人口红利。我们已经到了分享智慧人口红利的年代，不再享受劳动力人口红利。
规模经济效益
从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经济理论发生了改变。原来的经济理论以生产型的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现在则是基于以传输信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效应理论，后者就是要使供给的产品具备网络效应，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要把每一个企业从单纯的销售和制造型企业，变成运营型企业。所谓运营型企业，运营的是一个网络，每一个企业都能变成运营型企业，不论是卖火烧还是卖枣糕。
长尾理论：集合经济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这样一条曲线：越接近头部的供给，越是大规模热门经济的供给，是利益驱动的供给模式，传统的企业基本是按照这种供给方式去生产和组织的；越往尾部，越是集合经济的天下，强调的是草根文化，是业余者的领地，是一种兴趣驱动的分享经济。这就是长尾理论。
头部和尾部的供给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好两者之间的融合，既不能用头部的思想经营尾部；同样，也不能用尾部的思想经营头部。好多互联网企业把自己头部的经验往尾部搬，结果可想而知，反之也无法成功。
最大的机会来自于中间位置，怎么做中间位置上的供给？将来这条曲线会越来越扁平化，即头部在下降，尾部在上升。扁平化的结果是，用传统模式供给的企业将会越来越艰难，这是头部下降的必然结果。但是尾部在抬升，尾部抬升就是新供给模式的机会——“互联网+供给侧”变革需要我们重视利基市场，需要我们在利基产品也就是个性化产品上做供给改造。
“互联网+”供给侧变革
2013年1月9号《经济学人》提出了分享经济。我们看到分享经济在增强个性化，让个性化的供给变成可能。以前很难做到，因为成本太高，而现在则完全可以做到。分享经济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去中介化，把大量中间环节去掉，让利基产品直达消费者。消费者获得利基产品的成本正在逐步下降，一方面生产成本在下降，另外一方面消费者寻找利基产品的成本在下降。利基市场能够跟大市场抗衡的时候，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变化。
互联网+传统产业=重资产的轻资产化经营
总结一下，“互联网+”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单纯的搬家，把线下的供给搬到线上；而更像是乘数甚至指数效应，一旦把互联网的内涵注入到老的供给模式中，可能会产生幂指数效应，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总结为一个等式：互联网+传统产业=重资产的轻资产化经营。重资产有重资产的优势，但是其价值创造方式过时了，需要叠加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叠加文化的内容，这样重资产才有可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商业模式上，所谓供给变化是一个向服务、文化转型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产品内涵的改变——产品的内涵从物质内涵变化到现在的文化内涵。任何一件产品都需要有文化的内涵。内部管理上，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层级管理模式。外部环境方面，我们需要洞察外部市场动力点。
这是对供给侧变革的分析，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问题和特点。希望大家共同在中国新经济发展时代中，找到新的机会。
朱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