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亲征” 行使国家检察权
　　从会议的主席台到法庭的公诉席距离有多远？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到“一线亲征、临阵杀敌”是不是只需要一个转身？若不是身置其中，恐怕谁也无法体会。
　　2015年，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上海市检察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符合条件入额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必须在司法一线直接办案。检察长、副检察长每年都应作为承办人办理一定数量案件，既承办重大复杂疑难、新类型案件，也要通过承办普通案件发现共性问题。
　　《意见》犹如角弓鸣响，呼唤着将军亲征。各检察院快速贯彻落实《意见》，各自出台了实施细则，对检察长办案的形式、途径、要求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检察院入额院领导重心下沉，全程全面全部参与办案，检察长们纷纷披挂上阵，亲赴一线办案。这些曾是名校法律专业高材生，或是在反贪、反渎岗位担任多年领导的检察长，今日长剑出鞘，再显锋芒。
　　“检察长办案就是要啃硬骨头。”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邹郁有着20年一线办案经验，他认为，检察长直接办案，对一些疑难案件、积案的攻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检察长们奔走在办案一线， 亲自参与审讯犯人、调查取证、出庭行使国家公诉权力……仅2016年，全市检察长直接办理案件1500余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案到底 践行“司法亲历性”原则
　　“检察长办案不是转型，更不是华丽转身，而是角色的回归。”检察长们如是说。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重点，检察权既有司法属性，又有行政属性和监督属性，检察长直接办案是该院推进司法改革中实现检察官角色回归、落实司法责任、培养高素质检察官的重要途径，是对司法亲历性原则遵循。
　　在我国西周时期，确立了“五听”制度，要求判官亲自坐堂问案，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辞和神色，综合判断其陈述的真假，进而对案情作出准确认定。现代的司法亲历，绝不仅仅局限于“听”。宝山区院检察长贺卫认为，检察长办案，并非仅限于法庭上或是审讯室内。在他看来，找准检察院办案的弱项，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带头办案，才能引领检察工作突破创新。因此，除了审讯、取证、出庭，检察长们更注重材料的审查，证据复核，撰写洋洋万字的案件审查报告、整理出庭意见、并撰写起诉书……直到出庭公诉。坚持每个流程的规范有序，将检察长办案的亲历性这一核心要求完整体现。
　　但是，案件审结并非意味着案件见“底”，检察长们把办案延伸到完善犯罪预防机制等社会治理创新领域。长宁区院副检察长在办完某职务犯罪案件后，深入该系统开展党风廉政专题授课，牵头梳理领域性、行业性的管理漏洞和廉政风险，通过在该系统项目招投标系统中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机制，积极落实对策建议，促进堵漏建制，从源头上遏制该领域贿赂犯罪，使办案的社会效果最大化。
　　一目了然 提高司法公信力
　　检察长直接办案成了一种常态，其效应显著带动了上海检察机关积极的工作状态。检察長通过亲自办案，增加了对案件的线索判断、把控的准确性。并能发现办案流程中一些存在的问题并组织干警形成合力一起攻克。比如市检察机关推行远程视频讯问工作后，一线检察官觉得新技术比较麻烦，办案仍然习惯花时间前往看守所。宝山区院检察长贺卫发现后，专门挑选能适用远程视频提审的案件进行直接办案，一并解决了技术上的瓶颈、将所有技术保障到位；同时通过从头到尾的亲自办案，他抓住了宝山区检察院在远程视频提审办案中存在的缺陷、漏洞，并及时完善。
　　同时，检察长注重对首例、新类型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总结和提炼，将办案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制度层面的理性思考，并通过举办论坛等形式与青年检察官分享办案心得，促进更新司法理念、提升青年检察官的职业能力，有力地指导了办案实践。
　　此外，各地检察院通过检察长出庭直播、出席检察开放日、参加新闻发布会和法制节目录制等形式，积极扩大检察长办案的社会效应，树立检察机关信息通明、阳光办案、公正公开的社会形象，有效地提升了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