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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文读书时是学霸，却在求职惠普时因为成绩太好被拒绝。曾与师兄李开复以独树一帜的方法做语音识别研究，却不被主流认同。
如今已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洪小文，专注AI （人工智能）研究30年，他说，“你一定要对你做的东西喜欢，你可以从里面领略它的美。”
因为优秀被拒绝
洪小文的办公室在微软大厦 2 号楼的14 层，拥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通透开阔。向外眺望，北京大学的“一塔湖图”尽收眼底，更远处是圆明园，向西，仔细一点儿还能捕捉到颐和园佛香阁的影子……位置是洪小文自己挑选的，他的办公桌就面对着这片得天独厚的风景，一抬眼就可将皇家园林、大学和小半个中关村一览无余，“非常爽”。他背后，则是整面墙的“黑板”，上面密密的满是代码、数字的痕迹……采访中，遇到一个记者不太明白的英文词，洪小文起身，迅速找到“黑板”上还有点儿空的地方写下来，这种随时解决问题的习惯让记者感受到了微软的工作氛围。
身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洪小文，给人以温和儒雅的印象，这和很多中国科技、互联网公司的高管身上散发的草莽气和霸气非常不同。不同于“熊孩子”周鸿祎和农村走出来的刘强东，洪小文的经历与他的师兄李开复更相似，一直是个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作为一个台湾人，他中學就读的是台北最富声望的建国中学，成绩十分优异——他承认如果以考试成绩来定义学霸的话，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学霸，对于考试总是得心应手。
被问及年少时的理想，他朴实得很，“那时可不敢称有理想。”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读书是改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通道，非常现实，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很有限。当然他也有过理想的职业，由于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看病，就想将来做一名医生。谁知初中的一堂生物课上要解刨青蛙，连碰一碰青蛙都哆嗦的他，立马打消了做医生的念头。几年后的高考，他像很多成绩顶尖的孩子一样，报考了台湾排名第一的学府里理工科最热门的专业——台湾大学电机系。
洪小文告诉记者，在 上个世纪80 年代的台湾，成绩好的孩子可选择的路似乎只有一条——就是出国留学，读博士，进研究所。在大学依旧心无旁骛读书的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另外的可能。他的成绩在 180 多人的电机系里，依然排在前三名。“不是有什么理想，你不要以为我想清楚了，甚至半开玩笑地讲，不读书我就失业啦。”毕业时，他耽搁了一年才申请出国，这一年做什么呢？他去惠普求职，没成想，对方看了他的成绩单，却说，“你成绩这么好，将来肯定是要出国读书的，留不下来。”因为优秀反而被拒绝了，这让洪小文哭笑不得。
这个东西很fascinating
记得第一次坐飞机时，他感到十分新奇。他的目的地是美国的一个东北部城市匹兹堡，之前他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在那里，却坐落着足以改变世界的所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重镇——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那里拥有最顶尖的硬件设备，1980年代就能使用互联网了。洪小文的导师是语音识别领域的泰斗，图灵奖的获得者罗杰·瑞迪教授，而他的同门师兄就是李开复。
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洪小文觉得，人工智能很神奇，也很难，需要很多智慧，这是吸引他的原因，“觉得这个东西很fascinating（迷人）”。
那时，学界的主流是以专家系统为基础的语音识别系统，而李开复和洪小文则抛弃了这个方向，另辟蹊径地进行基于大数据和统计学的语音识别的探索。在那时，他们的选择是小众，是非主流，连导师都不认同他们，但他们自己却坚定得很，直到被命名为“斯芬克斯”的语音识别系统的诞生，证明了他们敏锐的判断。
任何一种颠覆性的事物，在没有做出来之前一定是寂寞的。洪小文的博士生活大部分是晨昏颠倒的，每天除了想点子，就是编程，尤其在匹兹堡这样的偏僻之乡，冬天下雪时，他便一个礼拜不出门，窝在家里专心搞研究。“常常会钻到死胡同，遇到 bug，当遇到一个难题，陷到里面了，哇，每天废寝忘食。但过后来看，都没有什么。唯一比较难忘的是最后写论文时，写作并不是我拿手的事情，写一篇博士论文很像写一本书，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做作家，所以很羡慕写手。”
回望自己求学、做研究的历程，洪小文提到了工匠精神。“我这一辈子做事，不做则已，做了就专心把它做好。但首先你一定要对你做的东西喜欢，你可以从里面领略它的美，每天即使遇到挫折也可以看到希望。然后，常常有些小成果也很重要，这样才能让你不断地精益求精。”在人工智能领域里，洪小文专注了 30 年。博士毕业后，他并没有去他曾一度向往的贝尔实验室和 IBM Watson 实验室，而是选择了地处硅谷的苹果公司。洪小文看中的是它的创新精神和对语音识别的积极投入。
一个奇葩
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期，苹果走了下坡路。同时，微软则一步步地奠定着它在行业内的老大地位。1995 年，洪小文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后来成为微软美国总部所有语音技术研发的总架构师。1998年微软建立了中国研究院（后更名为亚洲研究院），虽然错过了成为元老的机会，但洪小文面试了这里的第一批研究员。2004 年，对研究院充满感情的洪小文终于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微软在亚太地区的研究和学术合作，在中国内地一待就是 13 年，如今的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当下，AI 热得炸裂。科技公司们不吝大把投资，新应用层出不穷。但在洪小文看来，AI 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快速更迭的 AI 产品背后，人们常常忽略研究者们如匠人一般长达 61 年的执着钻研。“我们今天的世界变化好快，但没有前人种树，哪有后人乘凉，这里的工匠精神不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更早的提出理论基础的人……在 AI 的发展史上还有很多无名英雄，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才可以用手机刷脸，与小冰、小娜对话。”
在洪小文看来，微软的研究院文化正是对工匠精神的践行。微软早在1991年就成立了研究院， 那 时公司尚处幼年，DOS 和Windows 系统还未问世，微软就已经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目标就是为了能实现人工智能，让电脑能看、能听。“在中国，微软是先成立研究院，先有研究，再成立产品部门，这是很少见的。对研究和技术的投资，除了支持公司的长久经营，也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在众多本土和跨国公司里，这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奇葩。”
但归根到底，微软是商家，Al是要用来挣钱的，微软的AI 策略是什么？
洪小文说，微软的 AI 策略是将 AI 平台化、 普及化。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淘金的时候谁真正赚的钱多呢？是卖铲子的人，而不是去淘金的人。你这样想，去淘金的人，有人淘到了，有人没淘到，但不管你有没有淘到，你都得买铲子。”这是微软的角色，而洪小文就是那个研究铲子的人。
如今已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洪小文，专注AI （人工智能）研究30年，他说，“你一定要对你做的东西喜欢，你可以从里面领略它的美。”
因为优秀被拒绝
洪小文的办公室在微软大厦 2 号楼的14 层，拥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通透开阔。向外眺望，北京大学的“一塔湖图”尽收眼底，更远处是圆明园，向西，仔细一点儿还能捕捉到颐和园佛香阁的影子……位置是洪小文自己挑选的，他的办公桌就面对着这片得天独厚的风景，一抬眼就可将皇家园林、大学和小半个中关村一览无余，“非常爽”。他背后，则是整面墙的“黑板”，上面密密的满是代码、数字的痕迹……采访中，遇到一个记者不太明白的英文词，洪小文起身，迅速找到“黑板”上还有点儿空的地方写下来，这种随时解决问题的习惯让记者感受到了微软的工作氛围。
身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洪小文，给人以温和儒雅的印象，这和很多中国科技、互联网公司的高管身上散发的草莽气和霸气非常不同。不同于“熊孩子”周鸿祎和农村走出来的刘强东，洪小文的经历与他的师兄李开复更相似，一直是个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作为一个台湾人，他中學就读的是台北最富声望的建国中学，成绩十分优异——他承认如果以考试成绩来定义学霸的话，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学霸，对于考试总是得心应手。
被问及年少时的理想，他朴实得很，“那时可不敢称有理想。”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读书是改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通道，非常现实，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很有限。当然他也有过理想的职业，由于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看病，就想将来做一名医生。谁知初中的一堂生物课上要解刨青蛙，连碰一碰青蛙都哆嗦的他，立马打消了做医生的念头。几年后的高考，他像很多成绩顶尖的孩子一样，报考了台湾排名第一的学府里理工科最热门的专业——台湾大学电机系。
洪小文告诉记者，在 上个世纪80 年代的台湾，成绩好的孩子可选择的路似乎只有一条——就是出国留学，读博士，进研究所。在大学依旧心无旁骛读书的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另外的可能。他的成绩在 180 多人的电机系里，依然排在前三名。“不是有什么理想，你不要以为我想清楚了，甚至半开玩笑地讲，不读书我就失业啦。”毕业时，他耽搁了一年才申请出国，这一年做什么呢？他去惠普求职，没成想，对方看了他的成绩单，却说，“你成绩这么好，将来肯定是要出国读书的，留不下来。”因为优秀反而被拒绝了，这让洪小文哭笑不得。
这个东西很fascinating
记得第一次坐飞机时，他感到十分新奇。他的目的地是美国的一个东北部城市匹兹堡，之前他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在那里，却坐落着足以改变世界的所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重镇——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那里拥有最顶尖的硬件设备，1980年代就能使用互联网了。洪小文的导师是语音识别领域的泰斗，图灵奖的获得者罗杰·瑞迪教授，而他的同门师兄就是李开复。
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洪小文觉得，人工智能很神奇，也很难，需要很多智慧，这是吸引他的原因，“觉得这个东西很fascinating（迷人）”。
那时，学界的主流是以专家系统为基础的语音识别系统，而李开复和洪小文则抛弃了这个方向，另辟蹊径地进行基于大数据和统计学的语音识别的探索。在那时，他们的选择是小众，是非主流，连导师都不认同他们，但他们自己却坚定得很，直到被命名为“斯芬克斯”的语音识别系统的诞生，证明了他们敏锐的判断。
任何一种颠覆性的事物，在没有做出来之前一定是寂寞的。洪小文的博士生活大部分是晨昏颠倒的，每天除了想点子，就是编程，尤其在匹兹堡这样的偏僻之乡，冬天下雪时，他便一个礼拜不出门，窝在家里专心搞研究。“常常会钻到死胡同，遇到 bug，当遇到一个难题，陷到里面了，哇，每天废寝忘食。但过后来看，都没有什么。唯一比较难忘的是最后写论文时，写作并不是我拿手的事情，写一篇博士论文很像写一本书，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做作家，所以很羡慕写手。”
回望自己求学、做研究的历程，洪小文提到了工匠精神。“我这一辈子做事，不做则已，做了就专心把它做好。但首先你一定要对你做的东西喜欢，你可以从里面领略它的美，每天即使遇到挫折也可以看到希望。然后，常常有些小成果也很重要，这样才能让你不断地精益求精。”在人工智能领域里，洪小文专注了 30 年。博士毕业后，他并没有去他曾一度向往的贝尔实验室和 IBM Watson 实验室，而是选择了地处硅谷的苹果公司。洪小文看中的是它的创新精神和对语音识别的积极投入。
一个奇葩
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期，苹果走了下坡路。同时，微软则一步步地奠定着它在行业内的老大地位。1995 年，洪小文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后来成为微软美国总部所有语音技术研发的总架构师。1998年微软建立了中国研究院（后更名为亚洲研究院），虽然错过了成为元老的机会，但洪小文面试了这里的第一批研究员。2004 年，对研究院充满感情的洪小文终于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微软在亚太地区的研究和学术合作，在中国内地一待就是 13 年，如今的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当下，AI 热得炸裂。科技公司们不吝大把投资，新应用层出不穷。但在洪小文看来，AI 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快速更迭的 AI 产品背后，人们常常忽略研究者们如匠人一般长达 61 年的执着钻研。“我们今天的世界变化好快，但没有前人种树，哪有后人乘凉，这里的工匠精神不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更早的提出理论基础的人……在 AI 的发展史上还有很多无名英雄，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才可以用手机刷脸，与小冰、小娜对话。”
在洪小文看来，微软的研究院文化正是对工匠精神的践行。微软早在1991年就成立了研究院， 那 时公司尚处幼年，DOS 和Windows 系统还未问世，微软就已经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目标就是为了能实现人工智能，让电脑能看、能听。“在中国，微软是先成立研究院，先有研究，再成立产品部门，这是很少见的。对研究和技术的投资，除了支持公司的长久经营，也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在众多本土和跨国公司里，这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奇葩。”
但归根到底，微软是商家，Al是要用来挣钱的，微软的AI 策略是什么？
洪小文说，微软的 AI 策略是将 AI 平台化、 普及化。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淘金的时候谁真正赚的钱多呢？是卖铲子的人，而不是去淘金的人。你这样想，去淘金的人，有人淘到了，有人没淘到，但不管你有没有淘到，你都得买铲子。”这是微软的角色，而洪小文就是那个研究铲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