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单解读

　　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城市里正常运转的一切。
　　原本满租的商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挂着“铺位待租”的店铺;曾经主打高端定位的餐饮店家也推出了午市套餐，或是做起了外卖生意;零售店的老板、旅游平台的创始人，甚至政府官员纷纷当起主播，试图通过线上直播卖货的方式减少停滞数月的城市商业造成的损失。
　　3月底4月初，虽然大部分中国的公司人都恢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但或多或少親历的降薪、听说的裁员、突然的部门解散，让每个人都感知到了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在这一场全球疫情中幸免。
　　当变化落到每个人的头上，我们才有了切肤的感受。
　　这场持续数月的城市停摆，打破了我们在常态时期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那些原本坚固的支撑，看似稳固的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正在发生改变。同时，疫情的蔓延也凸显了城市发展中的病征，我们比以往更看清了城市化产物的一体两面，并思考，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坚持在这个特殊时点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是希望能持续观察每年城市的变化，待追溯之时有一个可比的参照。同时，我们也特别制作了一份基于此次疫情的《2020城市应急能力报告》，从疫情响应与防控、信息公开与数字治理、城市基础配置、城市复工应对四个方面来分析各个城市在应对大型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时的基本应急能力，以及在事件中逐步恢复的能力。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发展情况。这是该榜单发布的第五年，5年间，我们不断打磨指标体系和算法，把榜单的维度设置和数据计算方法固定下来：将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五个指标作为一级维度来评估中国城市。
　　170个主流消费品牌的商业门店数据、18家互联网公司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依然是我们榜单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五大一级维度下的17个二级维度指标和76个三级维度指标。二级维度以下的指标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客观地得到上一级指标结果;五大一级维度和二级维度的指标结果则由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赋予权重后，综合计算得出。
　　2020年，15个进入“新一线”的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其中与去年相比，合肥和佛山取代了昆明、宁波，第一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
　　在新一线城市中，一直保持增长的城市很少，重庆和东莞是仅有的两个。而今年首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合肥与佛山，从2017年开始成长曲线就变得较为陡峭——合肥上升了5名，佛山则从第27位跃升至第19位，上升8名。

2016年至2020年城市商业魅力排名变化

　　今年榜单的主要变化在于，当中加入了更多“人的选择”。在商业资源集聚度的商业核心指数中，首次引入了商圈到访人次这一指标。城市里，越核心的商圈能吸引到越多的客流。人们愿意亲自去线下商铺走走，意味着便利的网购环境下，这些商圈依然有额外的吸引力。除此之外，我们也更关注城市对新城市人的吸引。相比于原住民，这些人的老家并不在这里，但他们选择了这个城市作为第二故乡，作为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百度地图慧眼的人口吸引力指数、中国联通大数据智慧足迹的外来工作人口数量与变化，都在说明这个问题。
　　这也是佛山能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其中一个原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创新产业的进驻，升级的广佛都市圈，都为佛山带来新的机遇。2016年宜家就把华南地区最大的一家门店建在了佛山南海区的千灯湖。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佛山除了原本广佛同城化带来的居住人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从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手机信令是手机用户与发射基站或者微站之间的通信数据）数据看，佛山的外来工作人口仅次于苏州，排在全国第八位。这让佛山在考量人才吸引力和城市规模与增长的未来可塑性指标中上升了7个名次。
　　人的需求一直是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方向时所需要考量的核心命题。人们追求生产与生活空间更为高效的使用，以及各项资源需要在这些空间中得到聚集和交换，这些要素的不断变化动态地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在这个过程中，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使得人们能频繁地往来城市之间，交换生产资料与创新要素，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武汉依旧能在新一线城市名单中占据头部的位置——连续3年排在337个城市中的第8位——正是与它在全国城市交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密不可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表现，它并没有把今年开年这一场疫情带来的影响计算在内。
　　自清朝起，九省通衢便是一个专门用来描述武汉的词汇，这座地理位置绝佳的中部大城一直是全国交通的核心枢纽。根据2019年的数据综合计算，武汉与全国其他城市在民航、公路和高铁上的连通程度，即武汉的交通联系度仅次于北京、广州和上海。其中，武汉的高铁站数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市内有17个高铁站，直达150个城市。武汉的交通枢纽能力还在上升，截至2019年8月，经过武汉的高铁车次达到1026趟，比前一年增加了165趟。
　　但四通八达的交通给城市带来流动的资源的同时，也让疾病的流行变得更加容易。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共计感染130多万人，涉及186个国家和地区。11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500万例（截至发稿），共涉及214个国家和地区。虽然不同的流行病传播速度、效率和方式不一，但一个现代社会的常识依然有效：流行病并没有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卫生条件的改善而降低传播性。 　　相反，高水平的城市化、高度聚集的人口、便利的交通枢纽，以及畅通的全球联络，使得病毒的传播更加迅速。
　　“研究显示，一个人口小于五十万的社群比较可能让麻疹绝迹。”贾德·梅森·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写道：“流行传染病发展的起点是1.1万年前农业的滥觞，和几千年后如雨后春笋兴起的城市。”
　　城市似乎是自带“原罪”的。一方面，交通与人口增强了城市的规模化效应，是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性和流动性也成为这些群聚疾病传播的温床。
　　目前中国内地有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加上县级市，城市数量达到723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已经拥有8.48亿的城市人口，较70年前增长了13倍，城市化水平达到61%。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恰逢春运，这个每年中国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让流行病的传播变得更容易和快速。
　　城市规划的理论中有一个词叫“韧性城市”，说的是城市系統在软件和硬件上能缓和外界冲击，并保持一定的弹性，在较短时间内从风险中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何抵御流行疾病、突发灾害，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城市停摆，都将是是每个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应对的城市治理命题。
　　武汉是中国16座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之一。如果疫情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它们会做得比武汉更好吗？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制作了一份《2020城市应急能力报告》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选取了55个主要城市纳入分析，筛选的条件包括《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排名前25位的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加上所有省会城市，以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前50位、本土确诊病例占常住人口比例前25位的城市。
　　在城市的商业魅力评估上，我们—直以来强调的是规模效应。但当命题落到城市治理上，“人均”的概念需要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这份报告评估的内容包括：城市应对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比如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响应效率、公共卫生系统下的财政预算与管理者专业度;城市信息公开与疫情下的数字治理能力;构成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基底的城市基础医疗资源、生活物资的供给情况等;此外还包括各城市政府发布的复工政策及其力度。《2020城市应急能力报告》的正文中，我们将详细解读每一个维度，并具体分析各个城市在不同维度上抵御风险的能力，看看哪些城市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城市的发展从来都不会遵循固定的路径。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所有人对城市的期待都聚焦在通过城市之间愈发紧密的连结，优化形塑城市各项要素的配置，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而现在，城市交往的两面性被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网络，变成了一个新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