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的年鉴数据，分析导致省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人口因素、财政因素、居民生活水平因素以及政策性低保财务因素等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应。针对结果建议：救助理念的更新；完善地区低保核准机制，合理厘定低保标准；完善低保资金的预决算管理。
关键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地区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1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3-0000-02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率先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接下来的两年内全国各地兴起了建立低保制度之风，到1997年5月，全国已有206个城市建立了低保制度，约占全国市数的1/3。最后，基于这样的趋势，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城市低保”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一）保障对象迅速扩大
1999年我国低保对象为265.9万人，而截至2015年上半年人数增加到1768.5万人，大大扩充了低保制度的受益对象。这种人数增长的现象并不是表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它说明的是随着保障标准的提高，原先没有纳入低保制度的城市居民现在也开始享受低保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年上升。
（二）财政投入力度加大
1999年全国城市低保的资金投入约13.8亿，现如今2015年上半年最新数据显示，社会服务经费当中用于城市低保的支出达到了425.7亿，财政投入的增幅远大于保障对象人数的增幅，这使得城市人均低保水平大幅增加。
然而，在“城市低保”制度创立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之余，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凸显的问题就是地区标准差异过大，最高的上海市超过了接近800元/月，而最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连其一半都没有达到。（见表1）
二、“城市低保”测算体系的构建
本文将对全国31个省的“城市低保”标准进行测算，那么选取指标时应遵循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根据中国目前的低保标准的测算应该因地制宜，既考虑低保人群的基本情况，也要考虑低保制度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取了以下四类测算标准共18个指标进行建模与探讨。
（一）人口因素
该指标反应了地区的财政负担人群和低保制度的实施载体。包括低保人数A1，弱势群体比重A2，人口抚养比A3，文化水平加权指数A4，人口密度A5。
（二）财政因素
该指标反应了当地的财政收入支出状况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人数息息相关，因此本指标中均以人均的形式出现。包括人均地区财政收入B1，人均民政费用支出B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B3，人均工资水平B4，人均GDP增幅B5。
（三）居民生活水平因素
该指标反应了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1，居民消费水平C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C3，人均可支配收入C4，城市恩格尔系数C5。其中C5为城市居民视频指出/总消费性支出，用以体现居民用于食品等维系生存的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四）政策性财务因素
该指标反映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所划定的有关政策性的指标。包括低保标准的增幅D1，地区低保实际支出D2，地区低保预算支出D3。
三、“城市低保”的实证分析
（一）多元线性拟合
根据统计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Y = β0 β1x1 β2x2 β3x3 … β18x18 ε
对于31个省区的18个指标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以低保标准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得到下表：
由表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R=0.99，R =0.949。意为变量解释了低保标准94.9%的变动来源，拟合状况良好。
（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表3中展现了变量之间的近似矩阵关系，其中>0.8的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距离关系很强，<0.2的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距离相关强度很弱。
从表3中系数可知，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低保人数A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B3、人均可支配收入C4和地区低保预算支出D3。将这四个因素跳出来，与低保标准一起作为5个指标为城市分类。
（三）聚类分析
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法选取了三个出事聚类中心的取值，将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分为三个等级，最后得出的最终聚类中心值如表4。
四、结论
（一）保障标准偏低，远低于城市人均消费水准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的低保标准可以说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并不能为城市低保人员带来生活上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不用说提高贫困居民的心理获得感与幸福感。
（二）财政投入相对不足，预决算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各省市、自治区的资金投入，并没有按照各地的人头需要来分配，这会导致当年的低保资金支出无法得到保障。
（三）地区低保水平差异大，发展不平衡
由表4可以看出，城市低保水平地区差异显著，第一类平均低保标准是第三类平均低保标准的接近两倍，差距最大的是地区低保预算支出D3，第一类是第三类的5倍左右。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比重低，市区级财政负担了很重的资金。
五、政策建议
（一）救助理念的更新
用“保障基本生活”来代替“保障生存”，低保政策由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过程中的理念更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建议在未来的低保政策指定以及待遇标准调整时除了保障居民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外，应该适当顾及到人们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二）完善地区低保核准机制，合理厘定低保标准
各省市、自治区低保标准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计算低保标准的方法和调整机制不一致。本文建议根据与低保标准相关性较高的低保人数A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B3、人均可支配收入C4来决定。
（三）完善低保资金的预决算管理
中央与地方低保资金的发放不同步的现象，难以保障低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本文建议中央财政对地方低保的拨款可以分歧到账，按季度下拨，并宏观上增加总体的低保支出，可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峻豪， 邓大松， 黄玉君.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困境分析与政策转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12期.
[2]蒋琼华. 当前中国社会救助中的公正问题研究[D]. 吉首大学， 2013.
[3]张云莺. 财政的分配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J]. 商业经济， 2013， 第10期：6-7.
[4]邓大松， 仙蜜花.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03期：519-525.
作者简介：
袁璐雯（1990-），女，湖北潜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王秋实（1986-），男，湖北阳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行政法学、政策分析。
关键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地区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1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3-0000-02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率先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接下来的两年内全国各地兴起了建立低保制度之风，到1997年5月，全国已有206个城市建立了低保制度，约占全国市数的1/3。最后，基于这样的趋势，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城市低保”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一）保障对象迅速扩大
1999年我国低保对象为265.9万人，而截至2015年上半年人数增加到1768.5万人，大大扩充了低保制度的受益对象。这种人数增长的现象并不是表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它说明的是随着保障标准的提高，原先没有纳入低保制度的城市居民现在也开始享受低保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年上升。
（二）财政投入力度加大
1999年全国城市低保的资金投入约13.8亿，现如今2015年上半年最新数据显示，社会服务经费当中用于城市低保的支出达到了425.7亿，财政投入的增幅远大于保障对象人数的增幅，这使得城市人均低保水平大幅增加。
然而，在“城市低保”制度创立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之余，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凸显的问题就是地区标准差异过大，最高的上海市超过了接近800元/月，而最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连其一半都没有达到。（见表1）
二、“城市低保”测算体系的构建
本文将对全国31个省的“城市低保”标准进行测算，那么选取指标时应遵循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根据中国目前的低保标准的测算应该因地制宜，既考虑低保人群的基本情况，也要考虑低保制度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取了以下四类测算标准共18个指标进行建模与探讨。
（一）人口因素
该指标反应了地区的财政负担人群和低保制度的实施载体。包括低保人数A1，弱势群体比重A2，人口抚养比A3，文化水平加权指数A4，人口密度A5。
（二）财政因素
该指标反应了当地的财政收入支出状况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人数息息相关，因此本指标中均以人均的形式出现。包括人均地区财政收入B1，人均民政费用支出B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B3，人均工资水平B4，人均GDP增幅B5。
（三）居民生活水平因素
该指标反应了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1，居民消费水平C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C3，人均可支配收入C4，城市恩格尔系数C5。其中C5为城市居民视频指出/总消费性支出，用以体现居民用于食品等维系生存的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四）政策性财务因素
该指标反映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所划定的有关政策性的指标。包括低保标准的增幅D1，地区低保实际支出D2，地区低保预算支出D3。
三、“城市低保”的实证分析
（一）多元线性拟合
根据统计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Y = β0 β1x1 β2x2 β3x3 … β18x18 ε
对于31个省区的18个指标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以低保标准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得到下表：
由表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R=0.99，R =0.949。意为变量解释了低保标准94.9%的变动来源，拟合状况良好。
（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表3中展现了变量之间的近似矩阵关系，其中>0.8的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距离关系很强，<0.2的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距离相关强度很弱。
从表3中系数可知，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低保人数A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B3、人均可支配收入C4和地区低保预算支出D3。将这四个因素跳出来，与低保标准一起作为5个指标为城市分类。
（三）聚类分析
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法选取了三个出事聚类中心的取值，将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分为三个等级，最后得出的最终聚类中心值如表4。
四、结论
（一）保障标准偏低，远低于城市人均消费水准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的低保标准可以说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并不能为城市低保人员带来生活上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不用说提高贫困居民的心理获得感与幸福感。
（二）财政投入相对不足，预决算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各省市、自治区的资金投入，并没有按照各地的人头需要来分配，这会导致当年的低保资金支出无法得到保障。
（三）地区低保水平差异大，发展不平衡
由表4可以看出，城市低保水平地区差异显著，第一类平均低保标准是第三类平均低保标准的接近两倍，差距最大的是地区低保预算支出D3，第一类是第三类的5倍左右。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比重低，市区级财政负担了很重的资金。
五、政策建议
（一）救助理念的更新
用“保障基本生活”来代替“保障生存”，低保政策由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过程中的理念更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建议在未来的低保政策指定以及待遇标准调整时除了保障居民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外，应该适当顾及到人们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二）完善地区低保核准机制，合理厘定低保标准
各省市、自治区低保标准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计算低保标准的方法和调整机制不一致。本文建议根据与低保标准相关性较高的低保人数A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B3、人均可支配收入C4来决定。
（三）完善低保资金的预决算管理
中央与地方低保资金的发放不同步的现象，难以保障低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本文建议中央财政对地方低保的拨款可以分歧到账，按季度下拨，并宏观上增加总体的低保支出，可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峻豪， 邓大松， 黄玉君.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困境分析与政策转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12期.
[2]蒋琼华. 当前中国社会救助中的公正问题研究[D]. 吉首大学， 2013.
[3]张云莺. 财政的分配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J]. 商业经济， 2013， 第10期：6-7.
[4]邓大松， 仙蜜花.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03期：519-525.
作者简介：
袁璐雯（1990-），女，湖北潜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王秋实（1986-），男，湖北阳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行政法学、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