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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业的新业务形式在时代大潮推动下迅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不过，绿色金融的未来发展仍面临一定不确定性。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同“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生态投资”（Eco-investing）等概念一道，随着经济界对绿色可持续经济项目投资的增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系列国际机制也从各自角度对这一类经济活动给出了解读：“世界经济论坛”将“任何促进更优环境结果的有组织金融活动”都称作绿色金融;欧盟委员会将投资决策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投资行为统称为可持续金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绿色金融定义为通过银行、小额信贷、保险、投资等融资渠道，将公共、私人和非盈利机构的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优先议程中的金融行为，投资范畴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提高、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循环经济、自然资源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等。广义来看，任何有助于促进积极环境效果的投融资活动都可以纳入绿色金融的范畴。
绿色金融的兴起缘于人类对于环境问題、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投资者开始将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考量，寻找“环境治理方面优于其竞争对手的企业”进行投资。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则开创了发行绿色债券的先河。此后，绿色金融逐步发展出多重形态，比如关注气候风险对冲的灾害债券和指数保险，聚焦绿色产业投资的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等。近年来欧盟等经济体发展出碳排放配额及其交易市场后，碳配额本身及其衍生产品开始具备越来越强的金融属性，成为绿色金融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升温，绿色金融迎来快速发展期。
绿色金融市场不断扩大，热度持续。全球可持续发展联盟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的可持续资产总额达30.7万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34%;全球绿色产业股票市值从2015年的780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5900亿美元;绿色债券方面，2017年全球绿色债券总计发行1610亿美元，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总规模已达9049.3亿美元，预计2023年这一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3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碳排放配额市场规模与日俱增，其大宗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日趋显著。2019年全球碳排放配额交易量达1937.62亿欧元，是2017年的4.68倍，欧盟碳配额价格已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初期的不足10欧元/吨蹿升至2021年初的38欧元/吨。2021年2月，中国宣布启动国内碳配额市场，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碳配额市场扩容增效。
金融机构“绿化”资产配置成为新潮流。随着可持续和绿色概念越来越被投资界所接受，加上绿色产业与化石能源产业之间一兴一衰之势更趋明显，金融机构在社会舆论、企业公共形象以及考量产业转型相关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纷纷增加对绿色金融资产的持有，减少化石能源相关资产和高气候风险资产的配比。黑石集团、施罗德集团、摩根士丹利、瑞银、道富公司等西方著名投资集团均宣布转向“投资绿色化”，发行绿色企业债或能源转型基金，并要求其投资的企业披露更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营和财务信息。黑石甚至为企业提出一揽子气候变化标准。巴克莱、雀巢、淡水河谷、皇家荷兰壳牌等企业都设定了零排放目标，甚至英国石油、壳牌等能源企业都提出了本公司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采取了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等举措。这些都带动了绿色金融产品和可持续投资需求上升。瑞银集团、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金融机构也纷纷入局碳配额交易衍生品市场，创立相关金融产品。
2021年3月9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左）到访布鲁塞尔，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中）和欧委会负责“欧洲绿色协议”的执行副主席蒂默曼斯举行会谈。
欧盟已在全球绿色金融方面占据一定先机。在欧盟机构层面，欧洲央行已经提出转变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量化宽松”政策倾向性，持有更多“绿色企业”债务。作为全球最大官方开发银行之一的欧洲投资银行也决定“清理”化石能源投资并增强绿色投资比重，向“气候银行”转型。欧委会方面，在“欧洲绿色协议”框架下提出1万亿欧元的气候融资项目;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总规模为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中约30%被安排用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这也意味着欧盟将发行至少2250亿欧元欧盟共同绿色债券。绿色金融市场份额方面，欧洲已占据全球碳配额市场份额的约87%，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北美地区（12%）。绿色债券方面，2019年欧盟发行量占全球41.8%。金融机构方面，西班牙对外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荷兰国际集团、法国兴业银行和英国渣打银行2018年联合承诺要推进自身资产组合优化，使之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适配;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也宣布削减煤炭投资并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
绿色金融的异军突起，是环保压力、政治话语和经济选择的共同结果。近年来，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愈发凸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多数国家的“政治正确”，舆论正给予企业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压力。同时，养老基金、主权基金等“金主”亦在向金融企业施压，要求其调整经营结构。从经济角度看，“绿色转型”已经关系到金融企业切身利益：绿色金融成为不断上升的“蓝海市场”，各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应对气变措施使得相关行业及其投融资长期见长;排放配额等政策工具意在使化石能源等行业负担起外部性成本，增加了相关行业投资风险;主要经济体货币和财政政策“气候倾向性”不断增强。在新冠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入反思，一些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产业界就抓住疫后复苏契机推进绿色转型形成了广泛共识，这使得疫情后绿色金融发展基本面向好。
绿色金融的发展，将给全球经济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注入动力。大量资本涌入绿色产业，有助于解决其在发展初级阶段面临的融资稳定性和创新商业化等难题，也有助于缓解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面的巨大资金缺口。同时，由于资本逐利性和避险性的本质，多年来各国金融市场资金向实体经济倾斜转移是老大难问题，而绿色金融或有助于资本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路径之一。
当然，全球绿色金融仍面临一定的挑战，比如其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如绿色债券总额仅占全球债券的4%，诸多金融业专业人士也认为当前可再生能源投资有过热的迹象，部分资产和项目严重溢价。与此同时，关于绿色债券、可持续投资等关键概念仍没有国际公认的统一严格分类标准，诸多项目和金融资产有“贴绿色标签”之嫌，给绿色金融未来健康有序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绿色金融成为新潮流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同“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生态投资”（Eco-investing）等概念一道，随着经济界对绿色可持续经济项目投资的增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系列国际机制也从各自角度对这一类经济活动给出了解读：“世界经济论坛”将“任何促进更优环境结果的有组织金融活动”都称作绿色金融;欧盟委员会将投资决策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投资行为统称为可持续金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绿色金融定义为通过银行、小额信贷、保险、投资等融资渠道，将公共、私人和非盈利机构的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优先议程中的金融行为，投资范畴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提高、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循环经济、自然资源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等。广义来看，任何有助于促进积极环境效果的投融资活动都可以纳入绿色金融的范畴。
绿色金融的兴起缘于人类对于环境问題、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投资者开始将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考量，寻找“环境治理方面优于其竞争对手的企业”进行投资。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则开创了发行绿色债券的先河。此后，绿色金融逐步发展出多重形态，比如关注气候风险对冲的灾害债券和指数保险，聚焦绿色产业投资的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等。近年来欧盟等经济体发展出碳排放配额及其交易市场后，碳配额本身及其衍生产品开始具备越来越强的金融属性，成为绿色金融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升温，绿色金融迎来快速发展期。
绿色金融市场不断扩大，热度持续。全球可持续发展联盟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的可持续资产总额达30.7万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34%;全球绿色产业股票市值从2015年的780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5900亿美元;绿色债券方面，2017年全球绿色债券总计发行1610亿美元，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总规模已达9049.3亿美元，预计2023年这一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3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碳排放配额市场规模与日俱增，其大宗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日趋显著。2019年全球碳排放配额交易量达1937.62亿欧元，是2017年的4.68倍，欧盟碳配额价格已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初期的不足10欧元/吨蹿升至2021年初的38欧元/吨。2021年2月，中国宣布启动国内碳配额市场，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碳配额市场扩容增效。
金融机构“绿化”资产配置成为新潮流。随着可持续和绿色概念越来越被投资界所接受，加上绿色产业与化石能源产业之间一兴一衰之势更趋明显，金融机构在社会舆论、企业公共形象以及考量产业转型相关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纷纷增加对绿色金融资产的持有，减少化石能源相关资产和高气候风险资产的配比。黑石集团、施罗德集团、摩根士丹利、瑞银、道富公司等西方著名投资集团均宣布转向“投资绿色化”，发行绿色企业债或能源转型基金，并要求其投资的企业披露更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营和财务信息。黑石甚至为企业提出一揽子气候变化标准。巴克莱、雀巢、淡水河谷、皇家荷兰壳牌等企业都设定了零排放目标，甚至英国石油、壳牌等能源企业都提出了本公司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采取了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等举措。这些都带动了绿色金融产品和可持续投资需求上升。瑞银集团、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金融机构也纷纷入局碳配额交易衍生品市场，创立相关金融产品。
欧盟已在全球绿色金融方面占据一定先机。在欧盟机构层面，欧洲央行已经提出转变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量化宽松”政策倾向性，持有更多“绿色企业”债务。作为全球最大官方开发银行之一的欧洲投资银行也决定“清理”化石能源投资并增强绿色投资比重，向“气候银行”转型。欧委会方面，在“欧洲绿色协议”框架下提出1万亿欧元的气候融资项目;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总规模为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中约30%被安排用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这也意味着欧盟将发行至少2250亿欧元欧盟共同绿色债券。绿色金融市场份额方面，欧洲已占据全球碳配额市场份额的约87%，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北美地区（12%）。绿色债券方面，2019年欧盟发行量占全球41.8%。金融机构方面，西班牙对外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荷兰国际集团、法国兴业银行和英国渣打银行2018年联合承诺要推进自身资产组合优化，使之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适配;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也宣布削减煤炭投资并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
绿色金融发展基本面向好
绿色金融的异军突起，是环保压力、政治话语和经济选择的共同结果。近年来，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愈发凸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多数国家的“政治正确”，舆论正给予企业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压力。同时，养老基金、主权基金等“金主”亦在向金融企业施压，要求其调整经营结构。从经济角度看，“绿色转型”已经关系到金融企业切身利益：绿色金融成为不断上升的“蓝海市场”，各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应对气变措施使得相关行业及其投融资长期见长;排放配额等政策工具意在使化石能源等行业负担起外部性成本，增加了相关行业投资风险;主要经济体货币和财政政策“气候倾向性”不断增强。在新冠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入反思，一些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产业界就抓住疫后复苏契机推进绿色转型形成了广泛共识，这使得疫情后绿色金融发展基本面向好。
绿色金融的发展，将给全球经济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注入动力。大量资本涌入绿色产业，有助于解决其在发展初级阶段面临的融资稳定性和创新商业化等难题，也有助于缓解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面的巨大资金缺口。同时，由于资本逐利性和避险性的本质，多年来各国金融市场资金向实体经济倾斜转移是老大难问题，而绿色金融或有助于资本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路径之一。
当然，全球绿色金融仍面临一定的挑战，比如其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如绿色债券总额仅占全球债券的4%，诸多金融业专业人士也认为当前可再生能源投资有过热的迹象，部分资产和项目严重溢价。与此同时，关于绿色债券、可持续投资等关键概念仍没有国际公认的统一严格分类标准，诸多项目和金融资产有“贴绿色标签”之嫌，给绿色金融未来健康有序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