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长期关注中国医改进程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迟宝荣教授，今年两会期间，就“十一五”医疗制度改革，怎样从医疗管理体制内部突破解决提高基层医务工作者素质的难题，以及医德建设等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迟宝荣说，“十一五”的医改，虽然是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她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推进。新农合建立之初，农民交10元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补贴10元，每个参会农民每年最高可以报销2000元医疗费。从2005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都提高到20元，报销的上限提高到5000元。这样像胃切除、肠梗阻等农村的多发病，农民基本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手术费用。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惠及广大农民，深受农民拥护，参保人数已从30%增加到现在的90%，让8亿多农民受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建立了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目录的建立，为实现药品的零售价，减少药品中间环节奠定了基础，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惠。
　　三是乡镇医院、社区医院最近几年硬件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四是公共卫生项目越做越大。如新生儿15种疫苗全部免费；慢性病管理，国家投入了4个亿等。
　　五是公立医院的改革，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关于从医疗管理体制内部突破，解决提高基层医务工作者素质问题，迟宝荣认为，职业医生考试面临双重管理带来的问题。现在执业医师考试的这个考卷，全国就一张，协和毕业生和农村赤脚医生，面对同一张考卷。考生不在一个起点上，所以100多万来自乡镇医院的考生，很多人不可能通过这个考试。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体制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乡村医生，无法通过执业医师考试进而获得医师资格，所以人们总结乡村医生的生存现状，用了一个历史名词—“内部粮票”：在这个村行医的医生，到另一个村无法行医。还有医学的学制。医学的学制最多，有人戏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两年叫专升本，三年叫专科，四年五年是本科，六年是外语班，七年是硕士班，八年九年是博士班。目前的体制，暂时没有办法培养、训练合格的乡村医生与全科医生，而这恰恰是基础迫切需要的。迟宝荣谈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教育部正在寻求建立卓越医师、全科医师、乡村医师的分层培养机制。
　　迟宝荣教授特别关注医德建设的问题，她说，作为教育部本科教育的评估专家，我走过全国很多医学院校。评估的时候要考试，有两道公开题。其中一道是“你认为合格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不同学校学生的答案也不同。我很看重学生答题的第一句话。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第一句话全都是提到医生应该专业。这很好理解，所谓疑难杂症，最后都会到协和医院寻找治疗方案，所以，协和的学生认为技术、专业是医生的第一标准。北大医学院的学生，则齐刷刷地认为，医生的第一标准是责任。而有的学校，学生认为不拿红包、不拿回扣，是医生的第一标准。但是，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几乎所有学生都这么答。
　　去年吉林发大水，我们到灾区防疫。看到许多乡村医生，翻山越岭，把消毒药品送到各家各户，告诉农民，水怎么消毒。几千人的灾区，没有一个腹泻患者，这非常了不起。他们的技术水平有限，大部分人尚不具备医生资质，但踏踏实实为农民做事。
　　医院也是社会的缩影。有个别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医生，但那些是极少数。设备的尖端化，通过投资能迅速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则要靠持之以恒的积累和磨练。医德的培养，更是天长日久的潜移默化。迟宝荣解释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随着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随着建立健全规范的医德评价体系，我对医德建设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