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新成，1952年生，北京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北京市委主委，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世界历史学科评审专家，教育部第二批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2009年4月，《中国教师》在首都师范大学专访了刘新成校长。
关于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
张瑞芳：刘校长，您好！近几年，各师范院校都在进行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做法。
刘新成：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主要是应对基础教育对高水平师资的需要，特别是在新课程改革之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其实关于师资培养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表面的原因是大家认为中小学教师的质量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共和国成立之前比较是下降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远远还未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报考师范大学的学生不是最优秀的人才。如果一个民族对人才的培养负责，应该让最优秀的人才来做教师，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做到。如何将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教师，是师范教育要改革的目标。
在高考毛入学率只有10%的时代，就算读师范院校的学生是考上大学的学生中成绩最差的，也排在第10位。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逐步迈向大众化，甚至像北京这样的地方，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但是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是没有得到充分提高，优秀的人才还是不报考师范院校。北京市2008年高考的入学率是78%，不说就读师范院校的学生在考上大学的学生中成绩是最差的，就算是中等偏下的，那就是第66位，还不及原来的第10位。这样的学生进入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教师，将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他们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师范生在4年之内要学习两个专业，学科专业与教师教育专业，对于本来知识底子就不厚的师范生来说，两个专业都不可能学精、学通，所以毕业生的质量不高。
但是，现在无法让最优秀的人来报考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还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开始。对于师范大学来说，要想把并不是很优秀的人才培养成优秀的教师，培养模式就必须要改变。目前国内比较可行的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就是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本科后进行再培养，本科学习学科知识，本科后进行教师教育专业的学习。目前教育部并没有在全国的师范院校推开这种本科后的师范教育，原因是我们国家太大，各地的情况不同。不排除在某些地方，教师是很受人们尊重的一种职业，考上师范院校的学生仍然是很优秀的学生。比如在人口众多的贫困地区、在高等院校较少的地区，考上师范院校的仍然是很优秀的学生，这样的地区，4年的师范教育是能满足需要的。还有，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容易“一刀切”，高校办学也容易“追风”。只要有哪所师范院校实行了本科后的教师培养，就会被看做是先进的、优秀的学校，其他学校可能会不顾自己的实际跟上来，不具备条件、不需要的省份可能都会跟风。所以教育部没有在全国推开是合理的。
首都师范大学对这个问题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实行，主要是没有获得政策上的支持。通过多次和北京市教委沟通，市教委也认为鉴于目前北京市的发展情况，特别是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师范生的培养模式是值得做出尝试的；又加之教育部政策上的推动①，学校开始进行一些尝试，今年我们开始招收全日制的教育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学生要学习教师教育专业的内容，而且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实习、见习。
张瑞芳：近几年，有不少教师通过就读教育硕士这种方式回到高校学习。您怎样看这一方式的教师培养。
刘新成：已参加工作的教师返回来读书有两种原因。一是，教师自身的要求，追求更高的学历；二是，教育管理部门有这样的要求，要对教师的继续教育进行考核。“教育硕士”对教师、学校和基础教育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职后教育的质量很难说有多高。从求学的动机上来说，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是为了职称评定更为顺利，学习的驱动力存在问题。从高校来讲，师范大学进行的职后教育实际上没有提供特别地针对教师职后教育的课程，相关的高校教师也没有对教师的职后教育做过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校是把研究生的课程、选修课的课程直接搬过来了，没有针对性。我觉得教育质量会打折扣。
现在基础教育界提出教师要做反思型教师，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反思，教师也需要理论上的提高。但中小学教师进入高校再学习实际上需要的是脱产学习。我看到资料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鼓励教师在职培训，脱产学习不在少数，似乎新加坡政府还提供免息的贷款让教师脱产出国学习。在北京市人大会议的教师提案中，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等30余位教师提交了让中小学教师带薪脱产学习的议案。因为在职学习中，教师苦不堪言，一方面教育教学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参加在职学习的教师，一般都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也很大。但是脱产学习还需国家政策支持，比如编制问题，带薪脱产学习首先带来的就是要增加编制的问题。现在北京市正做一些这方面的论证。
学校建设
张瑞芳：高等师范院校既承担着教师的职前培养任务，又是教师职后培训的主要阵地，还承担着一些社会服务任务。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对高等师范院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感觉，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机遇随之到来，或者说是市场来了，但是挑战和压力也来了。学校怎样应对呢？
刘新成：这是学校性质决定的。首都师范大学除了有对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任务外，还有帮助北京市中小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的社会服务任务。为此，学校成立了“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抽调了十几名教师来做这个工作。学校与中小学校建立了合作学校，大学直接参与中小学的建设。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已经把教师的职前培养、职后培训与提高中小学的办学水平，以及高校的教师教育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综合考虑，列入学校的发展建设规划。
张瑞芳：大学走入中小学后一定会有一个对大学自身的反思吧？
刘新成：在首都师范大学开展“教师发展学校”的时候，就提出了“双向激活”的目标，通过“教师发展学校”激活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思维，激活高校教师的实践思维。通过进入中小学的实践现场，高校教师对中小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教学实践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师生关系都会有更深的体会。从现场感受到的东西会对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很有意义。
张瑞芳：十多年前，首都师范大学很少有学术讲座的。但是近几年情况完全不同了，每次到首师大，我都能看到很多学术讲座的海报，不亚于北京的其他高校。这与学校的学术发展、师资建设应当有着重要的关系。请您谈谈首都师范大学这方面的建设。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地处北京，也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学校，但是它和很多省属重点建设的师范大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北京有很多部属院校，而且都是很强势的大学；北京为了充分利用高等教育的资源，学校建设是一种“大北京”的思路。这样，相对而言，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的高校中就处于中游水平，这决定了学校的生源、师资、资源的获得特点。再有，以前对师范院校的定位有一定的偏差，认为师范院校就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所以中小学有什么课，高校就设什么样的院系，高校教师只要涉及到中小学要讲到的内容，把这些内容讲清楚就行了。这样使得学校的整体科研氛围、科研意识都比较差，所以以前的学术讲座很少。
这些年由于国家的发展，也是由于人们对于师范院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提“师范院校的综合性”，关注世界上发达国家怎样办师范院校，所以这十几年来，首都师范大学的科学研究氛围显著加强了。非师范专业和非师范学科的发展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博士点的增加、一级学科的增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增加，学校的科研氛围大大提升了。
学校要提高水平重要的就是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这些年，首都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引进人才。主要引进两类人才，一是旗帜性的学科代表人才；一是优秀的博士生、青年教师。应当说学校引进人才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学校的师资状况改善比较大。原因是北京有地理优势，在北京做学问以及个人发展的空间都比较大，每年的求职者很多。学校也提供了一些住房与科研的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
尽管如此，首都师范大学在科学研究的氛围、科学研究的意识上还是要加强。因为一个学校的改变，可以提“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按照教育规律来说，很多方面很难成为“跨越式的”。百年老校的积淀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学校的学术底蕴是需要积累的，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在对学术追求的执着、对学术的敬畏感、对科学研究的高度投入精神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培养“大气”的学生
张瑞芳：首都师范大学的师范毕业生是北京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主力军。您怎样看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呢？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大多在中学期间学业成绩平平，这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学生没有要成为顶尖人才或者是做出卓越成就的意识，因为他的中学时代就没有养成这样的意识；二是他们的自信心不是很高。由于高考这个单一的评价机制，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不如别人，所以他们对自己也没有过高的期许，进入大学后，学习动力不足。我现在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扭转学生的心态。
我多次对学生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高考制度的牺牲品，因为高考中没有考很高的分，所以就不能进入顶尖的大学。既然大家都在批评高考制度，那就应当明白，高考成绩不好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能力、水平就一定差，对自己要有自信心，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进入大学之后要追求卓越。
张瑞芳：其实知识在哪个阶段学习都不晚，只要肯努力，追赶或者超越别人都是有可能的。我知道现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有不少人在读书期间就出国去学习了。
刘新成：是的。在我主管外事工作的时候，学校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学生“推出去”，而且在数量上要逐年递增。学校一般派二三年级的学生出国学习，这对出去的学生是个历练；出去的学生回来后一定要在学校读一到两年，这样他们会把自己的感受带给其他的同学。
张瑞芳：您对学生有怎样的期许呢？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进入教育领域就业时往往要面对来自外地比较好的师范大学的学生的竞争。这些学生很多还是研究生，而且但凡能到北京来求职的学生，应当说是很优秀的，他们自信、有魄力。我希望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这种地域优势不是指土生土长拥有很多人情关系的优势，而是指成长在北京这样一个高度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大都市，应当具有的一种品质。我虽然没有完全想好，但我在与管学生工作的老师进行交流、在学生代表大会上讲话以及和学生喝午茶②的时候都提到过，那就是“大气”。
要承认一个现实，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在高考中不是很优秀，一定要在学习成绩上塑造首师大学生的形象，恐怕和他们的实际是有距离的，也过于偏窄。我觉得任何事情还要往深层来看，事情总有两面性。尽管我觉得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心态“平庸”，不愿意追求卓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学生的功利心就不像某些尖子生那样强，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也不急功近利。有强烈成功欲望的人，会努力打拼，但很可能会急于成功，急于打出一片天地，有可能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通常“平庸”的孩子就会很从容，生活上也不会斤斤计较。对于一个人的评价，高考成绩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学校给学生的设计，一定是适合学生的，能发挥学生长处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生长，孩子们的眼界比较开阔，有一种“大气”的品格，就不能仅仅是关注自己人生的学习成绩，而要关注自己的整体设计，特别是要把自己人生的整体设计和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是将关注点放宽、放远，要知道现在地球村所处的状态、中国所处的位置。
但确立这样一种思路，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要看学生是否认同“大气”这个词，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要挖掘“大气”的内涵。
我反复和做学生工作的教师谈，要研究学生应当是什么样的，要根据学校的发展状况、学生的特点研究我们学校的学生应当具有怎样的一种品格，要形成一种特色的理念，让学生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的大学普遍对学生关注不够。大学的教师主要关注自己的科学研究、自己的发展；大学的领导、管理者实际上在关注自己的政绩，怎样能够得到提升，都很现实。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例如在办学过程中，我们都在谈要追求特色，但很少关注学生要有什么样的特色，包括中国的顶尖大学的办学理念中也很少涉及到学生。但是看看世界的一流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就是要培养“领袖”，加州理工学院就是要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非常明确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怎样的。在中国的高校，这一点是比较欠缺的。
张瑞芳：“校长助手”③的工作是出于关注学生的理念吗？
刘新成：关于“校长助手”，我们并不想搞得这么热闹，是媒体追踪给炒热了。我一再和校办主任讲千万要回避媒体，不要让媒体炒得最后我们跟着媒体走。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我们认为要充分利用北京的文化资源，学校除了要举办学术讲座，还要有高水平的文化讲座，招聘校长助手就是想让学生自己来操作这件事。结果在聘任校长助手的过程中，这件事情被媒体炒得很热，这并非我们所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这个活动推动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热情。
其实学校的本质很简单，就是教与学。学校就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共同体，所以要由教师和学生来管理学校。当前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相对要好一些，但学生的参与微乎其微。如果能通过“校长助手”来推动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这是件好事。学生很重视这件事，从竞争岗位开始，他们的积极性就很高。
张瑞芳：那是因为学校重视了学生，自然学生就很重视学校的工作。
刘新成：我和校长助手们见过面了，我对他们说，希望他们以一个参与者的形象出现，千万不要形成“特权意识”。他们只是在参与一些管理工作，是学生的代表，不能做学生干部。学校现在开始尝试将一些关于学生管理的文件给校长助手们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据说他们做得很好，针对一些问题还召开了座谈会，认真地提出修订的意见与建议。将来会发展到哪里，摸着石头过河吧。
张瑞芳：谢谢刘校长接受采访。期望首都师范大学有更好的发展。
注释：
①指《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
②为了构建和谐的校园软环境，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广泛地听取学生对学校建设、教学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008年11月和2009年3月，首都师范大学先后推出了“校长邀你喝下午茶”和“校长邀你听讲座”系列活动，并已形成长效机制，定期举行。
③2009年2月26日，首都师范大学发布《关于聘请“校长助手”的通知》，公开在学校招聘10名学生作为校长助手参与学校的相关管理工作。2009年4月22日，10名校长助手产生。此事件引起多家媒体关注。
（责任编辑：朱珊）
关于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
张瑞芳：刘校长，您好！近几年，各师范院校都在进行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做法。
刘新成：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主要是应对基础教育对高水平师资的需要，特别是在新课程改革之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其实关于师资培养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表面的原因是大家认为中小学教师的质量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共和国成立之前比较是下降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远远还未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报考师范大学的学生不是最优秀的人才。如果一个民族对人才的培养负责，应该让最优秀的人才来做教师，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做到。如何将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教师，是师范教育要改革的目标。
在高考毛入学率只有10%的时代，就算读师范院校的学生是考上大学的学生中成绩最差的，也排在第10位。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逐步迈向大众化，甚至像北京这样的地方，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但是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是没有得到充分提高，优秀的人才还是不报考师范院校。北京市2008年高考的入学率是78%，不说就读师范院校的学生在考上大学的学生中成绩是最差的，就算是中等偏下的，那就是第66位，还不及原来的第10位。这样的学生进入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教师，将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他们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师范生在4年之内要学习两个专业，学科专业与教师教育专业，对于本来知识底子就不厚的师范生来说，两个专业都不可能学精、学通，所以毕业生的质量不高。
但是，现在无法让最优秀的人来报考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还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开始。对于师范大学来说，要想把并不是很优秀的人才培养成优秀的教师，培养模式就必须要改变。目前国内比较可行的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就是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本科后进行再培养，本科学习学科知识，本科后进行教师教育专业的学习。目前教育部并没有在全国的师范院校推开这种本科后的师范教育，原因是我们国家太大，各地的情况不同。不排除在某些地方，教师是很受人们尊重的一种职业，考上师范院校的学生仍然是很优秀的学生。比如在人口众多的贫困地区、在高等院校较少的地区，考上师范院校的仍然是很优秀的学生，这样的地区，4年的师范教育是能满足需要的。还有，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容易“一刀切”，高校办学也容易“追风”。只要有哪所师范院校实行了本科后的教师培养，就会被看做是先进的、优秀的学校，其他学校可能会不顾自己的实际跟上来，不具备条件、不需要的省份可能都会跟风。所以教育部没有在全国推开是合理的。
首都师范大学对这个问题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实行，主要是没有获得政策上的支持。通过多次和北京市教委沟通，市教委也认为鉴于目前北京市的发展情况，特别是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师范生的培养模式是值得做出尝试的；又加之教育部政策上的推动①，学校开始进行一些尝试，今年我们开始招收全日制的教育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学生要学习教师教育专业的内容，而且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实习、见习。
张瑞芳：近几年，有不少教师通过就读教育硕士这种方式回到高校学习。您怎样看这一方式的教师培养。
刘新成：已参加工作的教师返回来读书有两种原因。一是，教师自身的要求，追求更高的学历；二是，教育管理部门有这样的要求，要对教师的继续教育进行考核。“教育硕士”对教师、学校和基础教育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职后教育的质量很难说有多高。从求学的动机上来说，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是为了职称评定更为顺利，学习的驱动力存在问题。从高校来讲，师范大学进行的职后教育实际上没有提供特别地针对教师职后教育的课程，相关的高校教师也没有对教师的职后教育做过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校是把研究生的课程、选修课的课程直接搬过来了，没有针对性。我觉得教育质量会打折扣。
现在基础教育界提出教师要做反思型教师，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反思，教师也需要理论上的提高。但中小学教师进入高校再学习实际上需要的是脱产学习。我看到资料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鼓励教师在职培训，脱产学习不在少数，似乎新加坡政府还提供免息的贷款让教师脱产出国学习。在北京市人大会议的教师提案中，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等30余位教师提交了让中小学教师带薪脱产学习的议案。因为在职学习中，教师苦不堪言，一方面教育教学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参加在职学习的教师，一般都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也很大。但是脱产学习还需国家政策支持，比如编制问题，带薪脱产学习首先带来的就是要增加编制的问题。现在北京市正做一些这方面的论证。
学校建设
张瑞芳：高等师范院校既承担着教师的职前培养任务，又是教师职后培训的主要阵地，还承担着一些社会服务任务。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对高等师范院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感觉，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机遇随之到来，或者说是市场来了，但是挑战和压力也来了。学校怎样应对呢？
刘新成：这是学校性质决定的。首都师范大学除了有对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任务外，还有帮助北京市中小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的社会服务任务。为此，学校成立了“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抽调了十几名教师来做这个工作。学校与中小学校建立了合作学校，大学直接参与中小学的建设。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已经把教师的职前培养、职后培训与提高中小学的办学水平，以及高校的教师教育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综合考虑，列入学校的发展建设规划。
张瑞芳：大学走入中小学后一定会有一个对大学自身的反思吧？
刘新成：在首都师范大学开展“教师发展学校”的时候，就提出了“双向激活”的目标，通过“教师发展学校”激活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思维，激活高校教师的实践思维。通过进入中小学的实践现场，高校教师对中小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教学实践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师生关系都会有更深的体会。从现场感受到的东西会对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很有意义。
张瑞芳：十多年前，首都师范大学很少有学术讲座的。但是近几年情况完全不同了，每次到首师大，我都能看到很多学术讲座的海报，不亚于北京的其他高校。这与学校的学术发展、师资建设应当有着重要的关系。请您谈谈首都师范大学这方面的建设。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地处北京，也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学校，但是它和很多省属重点建设的师范大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北京有很多部属院校，而且都是很强势的大学；北京为了充分利用高等教育的资源，学校建设是一种“大北京”的思路。这样，相对而言，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的高校中就处于中游水平，这决定了学校的生源、师资、资源的获得特点。再有，以前对师范院校的定位有一定的偏差，认为师范院校就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所以中小学有什么课，高校就设什么样的院系，高校教师只要涉及到中小学要讲到的内容，把这些内容讲清楚就行了。这样使得学校的整体科研氛围、科研意识都比较差，所以以前的学术讲座很少。
这些年由于国家的发展，也是由于人们对于师范院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提“师范院校的综合性”，关注世界上发达国家怎样办师范院校，所以这十几年来，首都师范大学的科学研究氛围显著加强了。非师范专业和非师范学科的发展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博士点的增加、一级学科的增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增加，学校的科研氛围大大提升了。
学校要提高水平重要的就是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这些年，首都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引进人才。主要引进两类人才，一是旗帜性的学科代表人才；一是优秀的博士生、青年教师。应当说学校引进人才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学校的师资状况改善比较大。原因是北京有地理优势，在北京做学问以及个人发展的空间都比较大，每年的求职者很多。学校也提供了一些住房与科研的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
尽管如此，首都师范大学在科学研究的氛围、科学研究的意识上还是要加强。因为一个学校的改变，可以提“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按照教育规律来说，很多方面很难成为“跨越式的”。百年老校的积淀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学校的学术底蕴是需要积累的，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在对学术追求的执着、对学术的敬畏感、对科学研究的高度投入精神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培养“大气”的学生
张瑞芳：首都师范大学的师范毕业生是北京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主力军。您怎样看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呢？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大多在中学期间学业成绩平平，这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学生没有要成为顶尖人才或者是做出卓越成就的意识，因为他的中学时代就没有养成这样的意识；二是他们的自信心不是很高。由于高考这个单一的评价机制，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不如别人，所以他们对自己也没有过高的期许，进入大学后，学习动力不足。我现在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扭转学生的心态。
我多次对学生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高考制度的牺牲品，因为高考中没有考很高的分，所以就不能进入顶尖的大学。既然大家都在批评高考制度，那就应当明白，高考成绩不好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能力、水平就一定差，对自己要有自信心，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进入大学之后要追求卓越。
张瑞芳：其实知识在哪个阶段学习都不晚，只要肯努力，追赶或者超越别人都是有可能的。我知道现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有不少人在读书期间就出国去学习了。
刘新成：是的。在我主管外事工作的时候，学校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学生“推出去”，而且在数量上要逐年递增。学校一般派二三年级的学生出国学习，这对出去的学生是个历练；出去的学生回来后一定要在学校读一到两年，这样他们会把自己的感受带给其他的同学。
张瑞芳：您对学生有怎样的期许呢？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进入教育领域就业时往往要面对来自外地比较好的师范大学的学生的竞争。这些学生很多还是研究生，而且但凡能到北京来求职的学生，应当说是很优秀的，他们自信、有魄力。我希望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这种地域优势不是指土生土长拥有很多人情关系的优势，而是指成长在北京这样一个高度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大都市，应当具有的一种品质。我虽然没有完全想好，但我在与管学生工作的老师进行交流、在学生代表大会上讲话以及和学生喝午茶②的时候都提到过，那就是“大气”。
要承认一个现实，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在高考中不是很优秀，一定要在学习成绩上塑造首师大学生的形象，恐怕和他们的实际是有距离的，也过于偏窄。我觉得任何事情还要往深层来看，事情总有两面性。尽管我觉得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心态“平庸”，不愿意追求卓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学生的功利心就不像某些尖子生那样强，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也不急功近利。有强烈成功欲望的人，会努力打拼，但很可能会急于成功，急于打出一片天地，有可能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通常“平庸”的孩子就会很从容，生活上也不会斤斤计较。对于一个人的评价，高考成绩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学校给学生的设计，一定是适合学生的，能发挥学生长处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生长，孩子们的眼界比较开阔，有一种“大气”的品格，就不能仅仅是关注自己人生的学习成绩，而要关注自己的整体设计，特别是要把自己人生的整体设计和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是将关注点放宽、放远，要知道现在地球村所处的状态、中国所处的位置。
但确立这样一种思路，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要看学生是否认同“大气”这个词，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要挖掘“大气”的内涵。
我反复和做学生工作的教师谈，要研究学生应当是什么样的，要根据学校的发展状况、学生的特点研究我们学校的学生应当具有怎样的一种品格，要形成一种特色的理念，让学生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的大学普遍对学生关注不够。大学的教师主要关注自己的科学研究、自己的发展；大学的领导、管理者实际上在关注自己的政绩，怎样能够得到提升，都很现实。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例如在办学过程中，我们都在谈要追求特色，但很少关注学生要有什么样的特色，包括中国的顶尖大学的办学理念中也很少涉及到学生。但是看看世界的一流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就是要培养“领袖”，加州理工学院就是要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非常明确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怎样的。在中国的高校，这一点是比较欠缺的。
张瑞芳：“校长助手”③的工作是出于关注学生的理念吗？
刘新成：关于“校长助手”，我们并不想搞得这么热闹，是媒体追踪给炒热了。我一再和校办主任讲千万要回避媒体，不要让媒体炒得最后我们跟着媒体走。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我们认为要充分利用北京的文化资源，学校除了要举办学术讲座，还要有高水平的文化讲座，招聘校长助手就是想让学生自己来操作这件事。结果在聘任校长助手的过程中，这件事情被媒体炒得很热，这并非我们所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这个活动推动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热情。
其实学校的本质很简单，就是教与学。学校就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共同体，所以要由教师和学生来管理学校。当前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相对要好一些，但学生的参与微乎其微。如果能通过“校长助手”来推动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这是件好事。学生很重视这件事，从竞争岗位开始，他们的积极性就很高。
张瑞芳：那是因为学校重视了学生，自然学生就很重视学校的工作。
刘新成：我和校长助手们见过面了，我对他们说，希望他们以一个参与者的形象出现，千万不要形成“特权意识”。他们只是在参与一些管理工作，是学生的代表，不能做学生干部。学校现在开始尝试将一些关于学生管理的文件给校长助手们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据说他们做得很好，针对一些问题还召开了座谈会，认真地提出修订的意见与建议。将来会发展到哪里，摸着石头过河吧。
张瑞芳：谢谢刘校长接受采访。期望首都师范大学有更好的发展。
注释：
①指《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
②为了构建和谐的校园软环境，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广泛地听取学生对学校建设、教学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008年11月和2009年3月，首都师范大学先后推出了“校长邀你喝下午茶”和“校长邀你听讲座”系列活动，并已形成长效机制，定期举行。
③2009年2月26日，首都师范大学发布《关于聘请“校长助手”的通知》，公开在学校招聘10名学生作为校长助手参与学校的相关管理工作。2009年4月22日，10名校长助手产生。此事件引起多家媒体关注。
（责任编辑：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