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广州的一家公司招聘。去单位报到时，父亲送我去车站，他用浑身都响只有铃不响的自行车，骑了二十多里山路，把我的行李箱带到了火车站。
　　看时间不早了，我对父亲说：你回去吧，我要进站了。
　　父亲看着沉重的行李箱说：不急，还是把你送上火车吧。
　　父亲就去买了站台票。
　　排队的时候，父亲把昨天晚上叮咛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听得不耐烦，有口无心地应着。
　　这时响起了一声汽笛，火车来了。
　　以往这里上车的人并不多，今天却不少，许多人都买了站票，好不容易才挤上火车。父亲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跟着人流往前走，我对父亲说：你快下车吧。父亲说：不急。
　　他一直把我送到座位，又举起沉重的行李箱往货架上塞。这时哨子响了，父亲赶紧往外跑，可刚跑到门口，车门哐的一声关了。他又向另一个车门跑去，边跑边喊：我是送人的，让我下车。可是列车已经启动，最后一个门也关了。
　　这下糟糕了。
　　父亲回到我身边的时候，不停地搓着手，嘴唇嗫嚅着。
　　列车越走越快，窗外的大山一座座向后隐去。
　　我埋怨父亲：让你下车、让你下车，你就是不下，没一点时间观念，现在只有到商南才能下了。
　　父亲站在我身边，像一个做错了作业的学生。
　　这就是我父亲送我的情景，他把自己也送走了，一直送到了二百里以外。
　　后來我们一家人说起这事就笑，母亲笑他笨，脑子缺根弦。妹妹则笑得捂着肚子，差点背过气去。父亲被我们笑得不好意思，就给自己找理由说：不是我手脚慢，是火车司机弄错了，本来应该停五分钟，他只停了三分钟。
　　我们为父亲找的这个理由感到更加好笑。
　　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年春节，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妹妹又讲到了这事，我儿子听了，睁大好奇的眼睛问：那后来呢？我说：当然是坐车回来了，要不咋会坐在这里呢。儿子又问：那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回来的？我没好气地训斥：真笨。只要有钱，火车和汽车由人选。儿子不吱声了，母亲却来了一句：你爸当时只有几毛钱，怎么坐车？
　　我一下愣住了。
　　我想起快到商南车站的时候，列车员查票，我准备掏钱给父亲补票，父亲不让我掏，说他自己有。我说你晚上要住店，明天还得坐汽车回去，钱够不够？父亲掏出一卷钱，我看见是十块的，他在我眼前绕了一圈说：这些钱足够了。边说边背过身取出一张十元钱补了票，列车员还给他找了两毛。我接过母亲的话说：爸当时带着钱啊。
　　母亲说：他带啥了？那天他只带了十二块钱，原准备送你回来，给你妹妹买书包的，结果全花啦。母亲顿了一下又说：我当时问你爸，你咋不让娃补票呢？他说：娃在外花钱的事由多，我将就着就过去了。
　　这回该我惊讶了，我像孩子一样问父亲：爸，那晚你没有住店？你又是咋回来的？
　　父亲摇摇头，笑而不语。
　　母亲接着说：他呀，在商南汽车站门口坐了一夜，被人当叫花子往外赶。第二天在车站帮人下了一车货，才坐货车回来的，浑身脏得就像一头猪。
　　啊？原来这样！
　　我们再也笑不起来了，我觉得自己的眼里湿漉漉的，平时总爱笑的妹妹眼里也噙着泪花。只有母亲一个人笑着，边笑边给父亲夹着菜说：那时咱家穷，你爸为了供你们念书，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他从来没为自己花过一分钱。他那天呀，是饿着肚子回来的，一顿吃了三个黑馍、两碗稀饭。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哗哗地往下淌。妹妹趴在桌子上啜泣起来。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笑话”。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