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路888号，系邬达克早年在克利洋行期间的作品，是万国储蓄会22栋住宅中的一栋。邬达克于上海，是一个传奇。
　　邬达克的作品——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四行储蓄会大楼、宏恩医院等等耳熟能详的建筑，大多数至今仍为市民所用。
　　在上海，亦有许多邬达克的痴迷者。
　　从米兰到上海的追寻
　　有媒体将邬达克称为“国际著名建筑师”，但事实上，邬达克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在上海，你也可以将他视为一位上海的建筑师。从1918年末来到上海，到1947年初离开这座城市，邬达克留下了众多的建筑作品，他也从一位名不见经传、被俄罗斯俘虏的奥匈帝国炮兵小军官，变成了知名的建筑师。
　　尽管许多年间，老上海人依旧在念叨“到国际饭店楼底下看顶楼，帽子也掉下来了”“大光明电影院老底子有同声传译”， 然而，随着岁月变迁，邬达克渐渐被人遗忘。
　　2003年，意大利小伙子卢卡·彭切里尼来到上海，为自己有关邬达克的博士论文追寻而来，一开始却未免失望。
　　“十多年前我只是一个建筑学的博士生，想做一些关于上海建筑的研究。当时知道邬达克的人非常非常少，过去十年间为了研究邬达克，我追随有关他的各种档案资料和足迹，开始了遍及世界各地的研究之旅，不断从邬达克的家庭、學校找到他的资料和档案。”彭切里尼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十年前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掌握的材料非常少。”
　　彭切里尼当时只知道同济大学的郑时龄教授是邬达克研究的专家。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同济大学的地址，自己摸索到了同济大学，校园里四处打听，居然找到了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郑时龄教授。
　　对邬达克有所了解的郑时龄对彭切里尼打开了话匣子：“邬达克来上海以前在欧洲做过一些建筑项目，有过一些早期实践。然而接踵而来的则是军旅生活和流亡生涯。邬达克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从一名建筑师到士兵，再到一名建筑师，‘处处无家处处家’就是他几乎一辈子流落他乡的生活写照。”
　　邬达克于1918年末来到上海，直到1947年初去瑞士，在上海生活了29年。先是在美国建筑师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克利合作设计了中西女塾、美国总会、四行储蓄会汉口路大楼和诺曼底公寓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复古样式，但邬达克个人的某些风格，如喜爱用面砖饰面，已开始形成。
　　后来，郑时龄跟彭切里尼提到了邬达克的很多档案资料，都珍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档案馆里。于是彭切里尼找到了加拿大的学者雷诺。雷诺是最早的对于维多利亚大学里的邬达克档案进行研究的人，他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上海国际饭店为主题的。雷诺给了彭切里尼邬达克第二个儿子，就是西奥多·邬达克的联系方式。
　　由此，一段从米兰到上海的追寻，让彭切里尼终于和友人一起完成了著作《邬达克》。
　　上海的邬达克热
　　几乎在彭切里尼追寻邬达克故事的同时，上海也出现了邬达克的追寻者。
　　摄影家尔东强曾经数度办过有关老上海建筑的摄影展。在一次上海ArtDeco建筑摄影展上，他曾对记者坦言：“不了解ArtDeco，就不了解老上海。”所谓ArtDeco，翻译成中文，应该是“装饰艺术派”。在上海，最著名的装饰艺术派作品，无疑是曾经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正是出自邬达克手笔。国际饭店采用工字形平面布局，立面以竖线条划分。前部15楼以上逐层四面收进呈阶梯状，造形高耸挺拔；底层至3楼镶贴黑色花岗石；4楼以上镶贴棕色泰山面砖，在第2、3楼和14楼用巨形圆角玻璃镶贴，显示出了强烈的立体感。
　　而巨鹿路888号所在的这一处建筑群，则是邬达克到上海后的早期作品。同济大学副教授华霞红向记者透露：“当年巨籁达路22栋住宅，是邬达克到上海以后在克利洋行当绘图员时一起设计和第一个盯工地建成的项目，此时他还基本没有签字署名权。”邬达克随着上海一起成长。
　　华霞红和媒体人乔争月不仅翻译了彭切里尼的《邬达克》，还于去年于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一书。
　　作为研究邬达克已有15年的资深“邬达克迷”，华霞红认为，尽管邬达克的名字一度湮没，但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世界范围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和近代中国建筑行业和学科蓬勃发展的时期，除了档案馆留存大量工程记录和历史图纸，邬达克的代表作在当时中外专业和大众媒体上有广泛报道。
　　在豆瓣上，“上海的邬达克小站”也活跃着众多邬达克的粉丝，媒体上发表的有关邬达克的报道，这个小组全部收录和保存，成为邬达克迷们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