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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候，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
午餐
锅里的水开了，白色的蒸气腾上来，水把锅盖冲起来了，马深义一把抓起锅盖，把案板上擀好的面条急急忙忙刨到锅里，刚用筷子搅散，锅里的油又吱吱叫了，辣椒白菜倒进去，锅里还“嗤啦——”响着，大闺女马妞已经放学推着自行车进门了。
马的妻子雷妹去世5年了，不知道啥时候，马妞就长大了，14岁了，知道打扮了，红棉袄，银白丝巾，衬着红扑扑的一张小脸，头发也黑亮亮的，就是眼睛安安静静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眼睛看什么都是亮的，透着好奇和高兴。
马深义翻着锅里的白菜，还没有喊叫，马妞已经拿着筷子站在锅边，轻轻地搅着面条。锅里的面条翻着滚着，雾气罩着她，个子长得真快，快赶上她爸爸了。
“妞，你看，油冒烟了，烫了，才能倒菜，温油炒菜不好吃，快点倒菜，不用怕。”马深义往菜里加着盐巴、十三香粉末。
白菜熟了，再倒进滚了的面条锅里，马深义舀一点尝了尝咸淡，又倒了点香油在里面：“倒上点，面条喝着香。你看着面还中不？你和面少掺点水，面和硬一点，擀出来的面条就没有那么软了。”
“嗯。”马妞看着，点点头，把洗干净的碗拿出来，在一边站着等着舀面。
“赶紧晒我的花，今天出太阳了。”10岁的马茹在大门外面就喊着，6岁的马占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进院子就颠颠地跑去把马茹的那盆花抱出来，放在屋檐下面。
花还是姐姐马妞一个半月前从别的地方挖来的万寿菊，最平常的小黄花，绿叶子，矮矮的，蔫蔫的，在冬日暖黄色的阳光里，成了这个破败的满是泥泞的小院子里最亮眼的物件。
猪在圈里不停地叫，马深义这才想起来，猪都饿一天了。“妞，你先给小茹、占槽装饭，我和猪食。”马深义把和猪食的塑料盆拿出来，一只手上糊着玉米面，一只手拿着凉水瓢，朝厨房喊着。他盘算着，猪喂肥了，过年还能让三个孩子解解馋，好好吃几顿肉，包饺子，吃包子，炖骨头……
小茹一会把塑料袋给花盆戴上，一会又取下来，跑进跑出，鼻涕还挂在上嘴唇上，忙得顾不上擦。占槽跟在马深义后面不停说：“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饼干！”
几把和完猪食，马深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旧的一毛钱，不晓得揣了多长时间，钱磨得毛毛的，占槽拿上跳着走了。
“小茹，你赶紧喝面条，凉了不好吃了。”看见小茹进厨房去拿碗，马深义这才端起碗，呼噜呼噜把面条刨进嘴里。
马妞把妹妹的花搬到太阳光亮亮的地方，看了一会，“爸，我上下午学了。”
占槽掂着几块饼干跑进来，“爸，我要喝茶！”
马深义叹口气，又站起来赶紧倒开水，占槽每天吃村卫生院里发的抗病毒药，可还老拉肚子，老也长不胖。
等再端起饭碗来，面条都凉了，马深义不管那么多，又接着喝了两碗汤面条，不管咋说，他都得吃饱，三个孩子还都指望着他。
“马妞，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吃完饭，马深义也不出门，他爬上厨房的屋顶，这里可以看见文楼村的很多屋顶，可以晒晒太阳，可以望望远处，“我出门干啥呢？跟人家说啥呀？家里这个样子，大家也都有病，都等着那一天……”
隔着两排屋子，住了村里另一家人，男的已经发病死了，女的虽然感染上了，身体还行，什么活都能干，家里的男孩也十六七了，在外面打工。
“那一家……就是我新找的。”马深义指了指那一家的屋檐，望了半天，“我们有时候在一块，我们的小孩也都知道，就是各人的孩子还是各人疼，我还是觉得，孩子跟着谁都没有跟着我好。”
“她身体比我身体好，也比我宽裕，反正是各管各的孩子，各管各的家，我指望不上她。”
马深义还望着，那家的院门一直关着。
家，还是那个破败的样子，堂屋里用黄纸壳做的雷妹的灵位还在那里，最显眼的，是摆在堂屋桌子上的两铁罐奶粉，那还是帮助艾滋孤儿的智行基金的主席杜聪拿来的。最阔气的，是家里的厨房，贴着瓷砖，那是拍纪录片的记者陈为军和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给了他一点钱盖的。
三个孩子和马深义脚上穿的，还是孩子的奶奶做的木头底的棉鞋。可是马深义也照顾不上住在同一个村的老两口，两个老人也都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心里不能想这些，一想就不得劲……”马深义声音小小的。
出去打工，谁要呢？身体也没劲，三个孩子谁管呢？大闺女眼看着就大了，打工，太可惜了，两个小的还每天都要吃药，喝奶粉，病了谁管呢？给谁，都不放心……
“马妞，要是哪天，爸也和你妈妈一样走了，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不能，我不行……”
马妞还太小了，每次炒菜都害怕烫油，案板砌得高，擀面够不上，马深义搬了四块砖头，垫在地上，马妞才能使上劲。晚上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上晚自习，马深义把两个小的哄睡着了，一个人在黑黑的堂屋里坐着，听见自行车声音，赶紧站起来到门外头看看，不是，又坐下。
他不知道马妞来月经没有，也不敢问，孩子大了，他只好在吃饭的时候说，马妞，你少吃点辣椒。马妞就问：“为啥呀？”
“你是女孩子。”
“为啥女孩子要少吃辣椒？”
“吃多了不好，肚子疼。”
“为啥肚子疼？”“……”
“我真想啊，想她的妈妈雷妹还活着，把孩子照顾着，我出去干活，要是她活着，该多好！”马深义叹一口气，搓着一双大手，两只手全生了冻疮，手背红红肿肿的，一会儿还要给孩子们洗衣服。
最长还能活十五年？
记者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曾记载了农民马深义一家从2001年夏至2002年春节的生活。马深义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妞，其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人，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有HIV病毒。
纪录片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片子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雷妹几乎不识字，但听得懂广播。广播里号召“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时，她自然就跟着“奔小康”去了。随着几十元人民币落入口袋，艾滋病首先降临在跟着丈夫卖血的雷妹身上。
纪录片里，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个比她的身体稍长一点的扁箩筐里，呻吟挣扎着，大声喊着：“娘哎，娘……”疼痛过去后，她支撑着身子从那个扁箩筐里爬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长条桌前，战战兢兢地点上一炷香，恳求神明不要再惩罚她，放她一条活路。雷妹的面前，其实并没有神像，只有一面墙皮剥落的破墙和一个又旧又脏的水瓶。
马深义和雷妹的家，除了那个充作神位的长条桌、一个矮脚桌、几个小板凳、一个洗脸盆、两张床，就再没什么了。雷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连床都没有。挣扎得动时，她睡在那个扁箩筐里，挣扎不动时，就被停放在一辆平板车上，苍蝇爬到她的嘴边，她也没有感觉了……
雷妹去世后，陈为军很悲哀：“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茹，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我把马妞供上大学多好，一辈子就变了……”
马深义看着院子里的泥巴，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神已经飘得很远了。
除了地里的麦子，每月有个香港人给他寄500块钱，一家基金会不定期让他去武汉取点钱，马深义花得很省，除了吃药看病和给孩子买奶粉，能省点钱他就攒着，“能给孩子留点钱多好，万一我走了……”
村里其他人问他，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于是马深义每次去外地，就把患病的两个小的带上，“让她们多看看，多看看……”
下午很快放学了，马妞在院子里洗头，小茹和占槽也围上去，“姐，我也要洗。”“姐，我也要香。”
马妞把头发擦干，帮小茹把外面的大棉衣脱了，用手试试水，把手往小茹的头上撩着，热气往上冒着，占槽跑着绕来绕去，木头棉鞋在泥地上发出闷闷的“呱呱”声。
又撕掉一张日历，这一天，是2006年12月11日，马深义把撕下来的一页日历捏在手里，坐在门框上。一到下午，太阳跑得真快，一会儿就没有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茹已经把她的小花放到屋子里暖和去了。
午餐
锅里的水开了，白色的蒸气腾上来，水把锅盖冲起来了，马深义一把抓起锅盖，把案板上擀好的面条急急忙忙刨到锅里，刚用筷子搅散，锅里的油又吱吱叫了，辣椒白菜倒进去，锅里还“嗤啦——”响着，大闺女马妞已经放学推着自行车进门了。
马的妻子雷妹去世5年了，不知道啥时候，马妞就长大了，14岁了，知道打扮了，红棉袄，银白丝巾，衬着红扑扑的一张小脸，头发也黑亮亮的，就是眼睛安安静静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眼睛看什么都是亮的，透着好奇和高兴。
马深义翻着锅里的白菜，还没有喊叫，马妞已经拿着筷子站在锅边，轻轻地搅着面条。锅里的面条翻着滚着，雾气罩着她，个子长得真快，快赶上她爸爸了。
“妞，你看，油冒烟了，烫了，才能倒菜，温油炒菜不好吃，快点倒菜，不用怕。”马深义往菜里加着盐巴、十三香粉末。
白菜熟了，再倒进滚了的面条锅里，马深义舀一点尝了尝咸淡，又倒了点香油在里面：“倒上点，面条喝着香。你看着面还中不？你和面少掺点水，面和硬一点，擀出来的面条就没有那么软了。”
“嗯。”马妞看着，点点头，把洗干净的碗拿出来，在一边站着等着舀面。
“赶紧晒我的花，今天出太阳了。”10岁的马茹在大门外面就喊着，6岁的马占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进院子就颠颠地跑去把马茹的那盆花抱出来，放在屋檐下面。
花还是姐姐马妞一个半月前从别的地方挖来的万寿菊，最平常的小黄花，绿叶子，矮矮的，蔫蔫的，在冬日暖黄色的阳光里，成了这个破败的满是泥泞的小院子里最亮眼的物件。
猪在圈里不停地叫，马深义这才想起来，猪都饿一天了。“妞，你先给小茹、占槽装饭，我和猪食。”马深义把和猪食的塑料盆拿出来，一只手上糊着玉米面，一只手拿着凉水瓢，朝厨房喊着。他盘算着，猪喂肥了，过年还能让三个孩子解解馋，好好吃几顿肉，包饺子，吃包子，炖骨头……
小茹一会把塑料袋给花盆戴上，一会又取下来，跑进跑出，鼻涕还挂在上嘴唇上，忙得顾不上擦。占槽跟在马深义后面不停说：“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饼干！”
几把和完猪食，马深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旧的一毛钱，不晓得揣了多长时间，钱磨得毛毛的，占槽拿上跳着走了。
“小茹，你赶紧喝面条，凉了不好吃了。”看见小茹进厨房去拿碗，马深义这才端起碗，呼噜呼噜把面条刨进嘴里。
马妞把妹妹的花搬到太阳光亮亮的地方，看了一会，“爸，我上下午学了。”
占槽掂着几块饼干跑进来，“爸，我要喝茶！”
马深义叹口气，又站起来赶紧倒开水，占槽每天吃村卫生院里发的抗病毒药，可还老拉肚子，老也长不胖。
等再端起饭碗来，面条都凉了，马深义不管那么多，又接着喝了两碗汤面条，不管咋说，他都得吃饱，三个孩子还都指望着他。
“马妞，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吃完饭，马深义也不出门，他爬上厨房的屋顶，这里可以看见文楼村的很多屋顶，可以晒晒太阳，可以望望远处，“我出门干啥呢？跟人家说啥呀？家里这个样子，大家也都有病，都等着那一天……”
隔着两排屋子，住了村里另一家人，男的已经发病死了，女的虽然感染上了，身体还行，什么活都能干，家里的男孩也十六七了，在外面打工。
“那一家……就是我新找的。”马深义指了指那一家的屋檐，望了半天，“我们有时候在一块，我们的小孩也都知道，就是各人的孩子还是各人疼，我还是觉得，孩子跟着谁都没有跟着我好。”
“她身体比我身体好，也比我宽裕，反正是各管各的孩子，各管各的家，我指望不上她。”
马深义还望着，那家的院门一直关着。
家，还是那个破败的样子，堂屋里用黄纸壳做的雷妹的灵位还在那里，最显眼的，是摆在堂屋桌子上的两铁罐奶粉，那还是帮助艾滋孤儿的智行基金的主席杜聪拿来的。最阔气的，是家里的厨房，贴着瓷砖，那是拍纪录片的记者陈为军和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给了他一点钱盖的。
三个孩子和马深义脚上穿的，还是孩子的奶奶做的木头底的棉鞋。可是马深义也照顾不上住在同一个村的老两口，两个老人也都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心里不能想这些，一想就不得劲……”马深义声音小小的。
出去打工，谁要呢？身体也没劲，三个孩子谁管呢？大闺女眼看着就大了，打工，太可惜了，两个小的还每天都要吃药，喝奶粉，病了谁管呢？给谁，都不放心……
“马妞，要是哪天，爸也和你妈妈一样走了，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不能，我不行……”
马妞还太小了，每次炒菜都害怕烫油，案板砌得高，擀面够不上，马深义搬了四块砖头，垫在地上，马妞才能使上劲。晚上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上晚自习，马深义把两个小的哄睡着了，一个人在黑黑的堂屋里坐着，听见自行车声音，赶紧站起来到门外头看看，不是，又坐下。
他不知道马妞来月经没有，也不敢问，孩子大了，他只好在吃饭的时候说，马妞，你少吃点辣椒。马妞就问：“为啥呀？”
“你是女孩子。”
“为啥女孩子要少吃辣椒？”
“吃多了不好，肚子疼。”
“为啥肚子疼？”“……”
“我真想啊，想她的妈妈雷妹还活着，把孩子照顾着，我出去干活，要是她活着，该多好！”马深义叹一口气，搓着一双大手，两只手全生了冻疮，手背红红肿肿的，一会儿还要给孩子们洗衣服。
最长还能活十五年？
记者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曾记载了农民马深义一家从2001年夏至2002年春节的生活。马深义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妞，其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人，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有HIV病毒。
纪录片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片子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雷妹几乎不识字，但听得懂广播。广播里号召“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时，她自然就跟着“奔小康”去了。随着几十元人民币落入口袋，艾滋病首先降临在跟着丈夫卖血的雷妹身上。
纪录片里，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个比她的身体稍长一点的扁箩筐里，呻吟挣扎着，大声喊着：“娘哎，娘……”疼痛过去后，她支撑着身子从那个扁箩筐里爬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长条桌前，战战兢兢地点上一炷香，恳求神明不要再惩罚她，放她一条活路。雷妹的面前，其实并没有神像，只有一面墙皮剥落的破墙和一个又旧又脏的水瓶。
马深义和雷妹的家，除了那个充作神位的长条桌、一个矮脚桌、几个小板凳、一个洗脸盆、两张床，就再没什么了。雷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连床都没有。挣扎得动时，她睡在那个扁箩筐里，挣扎不动时，就被停放在一辆平板车上，苍蝇爬到她的嘴边，她也没有感觉了……
雷妹去世后，陈为军很悲哀：“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茹，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我把马妞供上大学多好，一辈子就变了……”
马深义看着院子里的泥巴，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神已经飘得很远了。
除了地里的麦子，每月有个香港人给他寄500块钱，一家基金会不定期让他去武汉取点钱，马深义花得很省，除了吃药看病和给孩子买奶粉，能省点钱他就攒着，“能给孩子留点钱多好，万一我走了……”
村里其他人问他，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于是马深义每次去外地，就把患病的两个小的带上，“让她们多看看，多看看……”
下午很快放学了，马妞在院子里洗头，小茹和占槽也围上去，“姐，我也要洗。”“姐，我也要香。”
马妞把头发擦干，帮小茹把外面的大棉衣脱了，用手试试水，把手往小茹的头上撩着，热气往上冒着，占槽跑着绕来绕去，木头棉鞋在泥地上发出闷闷的“呱呱”声。
又撕掉一张日历，这一天，是2006年12月11日，马深义把撕下来的一页日历捏在手里，坐在门框上。一到下午，太阳跑得真快，一会儿就没有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茹已经把她的小花放到屋子里暖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