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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就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组成代表团，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以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叶剑英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重要贡献。事变之后，叶剑英奉命留守西安红军联络处，继续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就在这时，从遥远的河西走廊传来一个噩耗——我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了国民党马家军的包围，损失惨重，处境非常险恶。
叶剑英对这支部队太熟悉了。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中央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8月，叶剑英率领红三十军的两个团首先过草地，为主力部队探路。走出草地后，叶剑英和徐向前、陈昌浩共同指挥了包座战役，歼灭敌人五六千人。在长征中，叶剑英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宣告结束。之后，中央组织了红军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骑兵师、妇女先锋团、干部团(也称教导团)、兵工厂等组成，共计21800余人。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率领下，奉中革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以实现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战略依托的战略目标。红军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13个县，历时6个多月，行程2000余公里，历经大小战斗80余次，共消灭马家军和民团2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约400人经党中央营救到达新疆外，近万名指战员牺牲，一万多名指战员被俘，还有少量人员失散在甘、青、宁3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心。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立即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迅即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救援。1937年2月27日，刘伯承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于3月10日左右到达镇原县。后来，得知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中央被迫取消了原来的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使其不再迫害西路军被俘人员。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吴鸿宾，找到闲居西安的马步青老师马德涵，请他到凉州面见马步青，转告周恩来的意见：不要伤害被围西路军指战员，要枪给枪，要别的什么都行。马步青同意只解除被围红军的武装，不伤害人员安全。同时表示，实权在马步芳手中，他不能放人，只能奉命将被俘红军将士送到青海服苦役。党中央还设法做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麟和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等人的工作，请他们出面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另外，党中央还派出可靠得力的人员到兰州、河西、青海、宁夏等地了解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情况，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援西军按照中央总的部署，抽出大批侦察人员，化装成普通老百姓，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通过这种方式，救出了西路军许多被俘和失散人员。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提出一个红军改编方案，建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每师1.5万人，这一方案包括了西路军，其用意之一就是保护西路军。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积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全力营救西路军。叶剑英受命后，迅速投入到营救西路军这一工作中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谈判。尽管谈判工作十分繁重，但叶剑英始终坚持把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作为最重要的大事来抓。他利用谈判代表的这一特殊身份，斡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设法营救西路军。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他坚持把停止进攻西路军作为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河西战事、不准伤害红军被俘人员、遣返被俘人员的要求。经过艰苦的谈判，1937年3月8日，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一条协议，国民党方面答应“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给叶剑英发电，指示他同顾祝同交涉，要求马步芳、马步青不得残害红军被俘人员，并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二十五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同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示叶剑英：西路军余部900多人将到敦煌，与顾祝同交涉，不得残害他们，如果国民党方面要枪，枪可以交，但必须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并把他们全部送到兰州转交我们。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与顾祝同交涉，并派张文彬等去青海，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收容失散的红军将士，接回被俘人员。4月15日晚，叶剑英向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进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理；如俘徐（向前）、陈（昌浩）及干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
徐向前、陈昌浩是红军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寻找并营救他们是叶剑英最重要的任务。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返回延安，向中央报告西路军失败的情况。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和参谋长李聚奎、红五军军长孙玉清带领红九军残部400余人走一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卓然、李特、黄超、曾传六等和总部机关干部随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以及三十军剩下的1300人走另一路，分路突围。由于叶剑英等人反复与国民党方面交涉，马家军对李先念部未加追击。李先念、李卓然率部九死一生，走出了祁连山，4月底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此时只剩下的400余人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进入新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苏联举办的飞机、坦克等专业军事技术训练，以后成了我军空军、海军、坦克兵等军兵种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分批回到延安。而徐向前和陈昌浩，则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离开西路军，向着陕北方向行进。为了躲避马家军骑兵，他们昼伏夜行。后来，队伍分散了，只剩下徐向前、陈昌浩。路途上，他们在一农户家中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陈昌浩上路，陈昌浩说太累，想休息几天再走。于是，徐向前征得陈昌浩的同意，一个人独自先走了。4月29日，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见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悲喜交加。次日，徐向前被护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总部，见到了刘伯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特意前来看望徐向前，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闻讯后，立即致电慰问：“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叶剑英根据徐向前提供的情况，派人到凉州到处寻找陈昌浩，但没有找到。原来，陈昌浩没有直接回延安，而是长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区，休息一段时间后，才于1937年10月回到延安。
1937年5月间，国民党骑五师派一个连，押送近2000名被俘红军战士步行到兰州。途中，部分人员逃脱，7月初到达西安时，还有1300多人。国民党当局准备用火车送他们到武汉做苦工。由于下雨冲断了一段铁轨，火车被迫停留在西安火车站。叶剑英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打电话，说：“你们的军车运了1000多人来，你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吗？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的人，是红军，他们要留在这里。”叶剑英打完电话，立刻与联络处的几个工作人员一道，去西安火车站慰问。看到红军被俘人员衣衫褴褛，面容枯瘦，叶剑英十分难过。他叫人买来热饭热菜，让他们先吃一顿饱饭，然后，动情地对这些被俘同志说：“你们没有错，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你们受苦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经过反复交涉，国民党方面被迫把这批同志交给红军联络处。最后，他们全部安全到达云阳红军总部。
西路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被俘后，和其他一些被俘人员一起被关押在西安新城监狱。他得知国共两党正在谈判，便委托监狱的一名看守，秘密送信给叶剑英。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并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被迫把西路军33名营以上干部全部释放，之后，又释放了210多人。
一天，叶剑英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当局又要把西路军部分被俘人员从兰州押送到他处，这批人员已经到达西安火车站。叶剑英立即带人赶到火车站，同国民党押送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国民党押送人员不同意放人。叶剑英急中生智，跑到站台上，对着被俘人员大声喊道：“我是红军的叶剑英参谋长，请同志们下来跟我回去!”红军被俘人员纷纷从车上跳下，跟着叶剑英回到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国民党押送人员见人多势众不敢阻拦，只好放行。
1937年8月10日，叶剑英根据情报，指示兰州红军办事处：“查有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等五干部在九十七师新兵营，速营救。”办事处的同志据此加紧和国民党方面交涉，从国民党九十七师、西宁等地又救出一批被俘的西路军中、高级干部。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等将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以及吴仲廉、陶万荣等3人由西宁押送到南京，交国民党反省院。8月18日，叶剑英利用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的机会，特意到国民党“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并向他们作抗战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报告。他专程看望了张琴秋，并当场要求保释张琴秋等同志，可反省院不同意放人。后经叶剑英多方奔走，甚至直接和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交涉，张琴秋等人才被释放，并于10月初回到延安。
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都是久经考验的指战员，其中大部分人是干部。他们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营救，共有5000名指战员回到革命队伍中，其中有秦基伟、方强、李聚奎、刘瑞龙、徐立清、魏传统、陈宜贵等重要干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为党和军队又保护了一批重要骨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对这支部队太熟悉了。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中央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8月，叶剑英率领红三十军的两个团首先过草地，为主力部队探路。走出草地后，叶剑英和徐向前、陈昌浩共同指挥了包座战役，歼灭敌人五六千人。在长征中，叶剑英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宣告结束。之后，中央组织了红军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骑兵师、妇女先锋团、干部团(也称教导团)、兵工厂等组成，共计21800余人。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率领下，奉中革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以实现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战略依托的战略目标。红军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13个县，历时6个多月，行程2000余公里，历经大小战斗80余次，共消灭马家军和民团2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约400人经党中央营救到达新疆外，近万名指战员牺牲，一万多名指战员被俘，还有少量人员失散在甘、青、宁3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心。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立即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迅即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救援。1937年2月27日，刘伯承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于3月10日左右到达镇原县。后来，得知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中央被迫取消了原来的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使其不再迫害西路军被俘人员。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吴鸿宾，找到闲居西安的马步青老师马德涵，请他到凉州面见马步青，转告周恩来的意见：不要伤害被围西路军指战员，要枪给枪，要别的什么都行。马步青同意只解除被围红军的武装，不伤害人员安全。同时表示，实权在马步芳手中，他不能放人，只能奉命将被俘红军将士送到青海服苦役。党中央还设法做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麟和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等人的工作，请他们出面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另外，党中央还派出可靠得力的人员到兰州、河西、青海、宁夏等地了解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情况，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援西军按照中央总的部署，抽出大批侦察人员，化装成普通老百姓，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通过这种方式，救出了西路军许多被俘和失散人员。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提出一个红军改编方案，建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每师1.5万人，这一方案包括了西路军，其用意之一就是保护西路军。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积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全力营救西路军。叶剑英受命后，迅速投入到营救西路军这一工作中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谈判。尽管谈判工作十分繁重，但叶剑英始终坚持把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作为最重要的大事来抓。他利用谈判代表的这一特殊身份，斡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设法营救西路军。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他坚持把停止进攻西路军作为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河西战事、不准伤害红军被俘人员、遣返被俘人员的要求。经过艰苦的谈判，1937年3月8日，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一条协议，国民党方面答应“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给叶剑英发电，指示他同顾祝同交涉，要求马步芳、马步青不得残害红军被俘人员，并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二十五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同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示叶剑英：西路军余部900多人将到敦煌，与顾祝同交涉，不得残害他们，如果国民党方面要枪，枪可以交，但必须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并把他们全部送到兰州转交我们。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与顾祝同交涉，并派张文彬等去青海，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收容失散的红军将士，接回被俘人员。4月15日晚，叶剑英向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进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理；如俘徐（向前）、陈（昌浩）及干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
徐向前、陈昌浩是红军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寻找并营救他们是叶剑英最重要的任务。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返回延安，向中央报告西路军失败的情况。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和参谋长李聚奎、红五军军长孙玉清带领红九军残部400余人走一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卓然、李特、黄超、曾传六等和总部机关干部随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以及三十军剩下的1300人走另一路，分路突围。由于叶剑英等人反复与国民党方面交涉，马家军对李先念部未加追击。李先念、李卓然率部九死一生，走出了祁连山，4月底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此时只剩下的400余人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进入新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苏联举办的飞机、坦克等专业军事技术训练，以后成了我军空军、海军、坦克兵等军兵种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分批回到延安。而徐向前和陈昌浩，则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离开西路军，向着陕北方向行进。为了躲避马家军骑兵，他们昼伏夜行。后来，队伍分散了，只剩下徐向前、陈昌浩。路途上，他们在一农户家中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陈昌浩上路，陈昌浩说太累，想休息几天再走。于是，徐向前征得陈昌浩的同意，一个人独自先走了。4月29日，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见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悲喜交加。次日，徐向前被护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总部，见到了刘伯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特意前来看望徐向前，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闻讯后，立即致电慰问：“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叶剑英根据徐向前提供的情况，派人到凉州到处寻找陈昌浩，但没有找到。原来，陈昌浩没有直接回延安，而是长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区，休息一段时间后，才于1937年10月回到延安。
1937年5月间，国民党骑五师派一个连，押送近2000名被俘红军战士步行到兰州。途中，部分人员逃脱，7月初到达西安时，还有1300多人。国民党当局准备用火车送他们到武汉做苦工。由于下雨冲断了一段铁轨，火车被迫停留在西安火车站。叶剑英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打电话，说：“你们的军车运了1000多人来，你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吗？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的人，是红军，他们要留在这里。”叶剑英打完电话，立刻与联络处的几个工作人员一道，去西安火车站慰问。看到红军被俘人员衣衫褴褛，面容枯瘦，叶剑英十分难过。他叫人买来热饭热菜，让他们先吃一顿饱饭，然后，动情地对这些被俘同志说：“你们没有错，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你们受苦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经过反复交涉，国民党方面被迫把这批同志交给红军联络处。最后，他们全部安全到达云阳红军总部。
西路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被俘后，和其他一些被俘人员一起被关押在西安新城监狱。他得知国共两党正在谈判，便委托监狱的一名看守，秘密送信给叶剑英。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并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被迫把西路军33名营以上干部全部释放，之后，又释放了210多人。
一天，叶剑英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当局又要把西路军部分被俘人员从兰州押送到他处，这批人员已经到达西安火车站。叶剑英立即带人赶到火车站，同国民党押送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国民党押送人员不同意放人。叶剑英急中生智，跑到站台上，对着被俘人员大声喊道：“我是红军的叶剑英参谋长，请同志们下来跟我回去!”红军被俘人员纷纷从车上跳下，跟着叶剑英回到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国民党押送人员见人多势众不敢阻拦，只好放行。
1937年8月10日，叶剑英根据情报，指示兰州红军办事处：“查有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等五干部在九十七师新兵营，速营救。”办事处的同志据此加紧和国民党方面交涉，从国民党九十七师、西宁等地又救出一批被俘的西路军中、高级干部。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等将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以及吴仲廉、陶万荣等3人由西宁押送到南京，交国民党反省院。8月18日，叶剑英利用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的机会，特意到国民党“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并向他们作抗战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报告。他专程看望了张琴秋，并当场要求保释张琴秋等同志，可反省院不同意放人。后经叶剑英多方奔走，甚至直接和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交涉，张琴秋等人才被释放，并于10月初回到延安。
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都是久经考验的指战员，其中大部分人是干部。他们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营救，共有5000名指战员回到革命队伍中，其中有秦基伟、方强、李聚奎、刘瑞龙、徐立清、魏传统、陈宜贵等重要干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为党和军队又保护了一批重要骨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