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财政收入达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国税总局官员表示,保守估算,今年全年财政收入或将达到8万亿元。一旦实现了这个数字,我国将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
　　在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以1%左右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我国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有点出人意料,甚至有点反常。对于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我们见惯了这样的解释:去年财政收入基数低;经济回升向好带动了税收增长;去年年中调高烟产品消费税,使今年一季度国内消费税增幅提高;CPI、PPI开始上涨,价格因素使得税收收入相应增加。
　　但如果深入探究一下,以居安思危、避免乐极生悲的态度来看待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那么有些问题就值得仔细分析一番:
　　其一,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并非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增长。随着房地产业大跃进式的发展,目前我国财税体制已出现畸形发展趋势,财政收入结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在一些地方,土地财政已牢牢奠定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地位,并深刻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权重,影响着税收制度的变化。其二,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可能意味着税负走高。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4%,不过这只是预算内收入,按照国际惯例,还要加上约5%的政府收费和约5%社保收入,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的集资、罚款、摊派等收入,我国的税负水平应已超过高收入国家。
　　其三,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与财政支出是否透明、合理并未实现同步。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稍低,但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比例却比我国高出许多。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无限扩张的支出需求却仍让各级财政倍感紧张。国家审计署近日披露了高达2.79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这些债务恐怕最终还要纳税人来买单。
　　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房地产逐渐成为汲取财富的抽水机,导致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此外,政府占有资源越来越多,行政管理成本逐年上升,而“不差钱”主导下的投资又形成了全社会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不良现象。至于财政收入增长如何促进政府管理效率提高、如何切实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却仍经不起推敲。也许,财税体制亟待变革,而改革的方向,或许正是严格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超常增长,并真正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与社会机制。 (摘自《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