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变迁常伴有怪象丛生，比如地方官员和新闻记者，原本应是我们这个革命和建设大家庭里相互督促、和睦相处的兄弟，不料而今却像一对乌眼鸡，你见不得我，我更见不得你。
　　有些地方官，闻说记者来，如听瘟神到，避之唯恐不及，一副好好歹歹不愿招惹他们的态度。有时，高挂的“免见牌”仍未挡住对方的“神兵天降”，“避”字诀失灵，官员们急忙换成“磨”字招，辣酒香菜、温汤软语一番周旋，你来添花也好、挑刺也罢，这边厢统统不需要。对地方官，尤其是县市区的官员以及企业老总这种“类官员”来说，“摆平”记者的标志有两个：或者“拒敌于国门之外”，躲、藏、撵、打，让你只字难发；或者拣一些名气大、能量强的“大记”“名记”百般交好，使“英雄入我彀中”，朋友从此做，上天不言事，记者曾经“天下道义”般的豪情遂随风飘散了。
　　而作为记者一方，也有历练后的不断提高和成长。先是怀了弘扬主旋律的好意去基层总结成绩、发现典型、传播先进，岂知竟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连地方官的面都见不到，不仅感觉十分不爽，而且投入产出率极低。以后再到下边采访时，记者便存了专找阴暗面的心，狐伏蛇行，装神扮鬼，将诸如卧底、偷拍、监听、暗访等武艺一一使出。试想，偌大的县域和企业，生产和生活又都没有超脱凡尘，没有毛病和问题那才叫怪。而这回的官员呢，自是仍在躲，可一旦把柄落入对方之手，己方再无处躲时，双方则不但有了前述的觥筹交错，还可能会有了新的“不打不相识”的故事发生，此后，官媒联姻、商媒合作便一发不可收了。
　　“防火防盗防记者”决不只是民间流行的笑谈，这样尖刻的论断在真实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是对我国转型期体制失衡和规范失度状况的深刻嘲讽。不同于西方媒体的“第四权力”，我国新闻媒体是社会整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是以国家主人翁和社会建设者的身份行使其职责，因此不论是引导舆论还是监督时弊都是在完成社会交给的工作；而作为政治人物的地方官员，其言语行止自然应该被民众了解，他们的“公众角色”决定了其“隐私领地”的有限性，故他们的形象通过媒体予以曝光当是其应尽的义务。由此而知，越来越为不少地方官员所习惯的针对媒体记者的对立，本质上是一种针对社会民众的隔离和敌对——媒体队伍中良莠不齐的现状无法反证反媒体行为的正确性。
　　更深一层分析，地方官员有恃无恐躲避媒体的做法，与吏治问题紧密相联。“吏治平，黄河清”，古来朝代兴亡无不与吏治有关。尽管我们在干部管理和任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不可否认改进仍然不够。目前地方官员与新闻媒体间出现的这种非正常关系，至少可以折射出有关吏治的3个问题。
　　其一，有的地方官认为“媒体多宣传，未必能升迁；好事报多了，上级可能恼”。这些人满腔抱负，并且工作中也确实席不暇暖、食不甘味，几年下来，政绩不俗，经验颇丰，按理说媒体大张旗鼓一通宣传，名播遐迩，下一步升职提拔就水到渠成了。然而结果却往往让他们失望。更有甚者，新闻报道多了，弄不好就成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反面典型，求名却为名所累，何如默处得平安？当此下，媒体的正面宣传岂不类同聒噪，不躲你没道理。
　　其二，不少基层官员“屁股下有屎”，属于恐龙网友的“见光死”。媒体表扬我不敢要，因为一登报、上电视准有知情者举报；而记者来核实情况、揭露问题，那更不能轻易见面了。这些官员的普遍心理是：你来挖墓我去灭火。与其同小记者纠缠，不如去找管记者的人“活动”，最终让你发不成稿，我的官位就可保。
　　其三，在基层，“陪”是为官第一功。顶头的、管事的、有用的、惹不起的……八方神圣迎来送往，三餐两酒无日无之，一顿饭吃三四处地方、陪三四拨来宾实属寻常。在官员的“陪吃次序表”上，记者，尤其是不相识的记者，其重要性就逊一等了，冷落之、回避之十有七八。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重视新闻舆论对吏治的推动作用，就应该鼓励各级官员勇于接受和面对媒体，这也是衡量官员政治素质和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事实上，那些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工作造势的官员，常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