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水忠
　　资深财经评论家、财经作家。十二年高端财经媒体从业经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业和管理变革的战略、方法和方向，出版过三本专著
　　
　　5月9日，达能集团宣布，“正式启动了相关的程序”应对未经合法授权的娃哈哈非合资企业。5月10日，娃哈哈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我们将认真准备，积极应诉，奉陪到底。”在经过多次磋商仍无法达成一致以后，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使双方实现和解的希望日渐渺茫。
　　值得注意的是，达能集团并没有说自己启动的是“法律程序”，而娃哈哈的回应却是“积极应诉”。相对于达能集团通告中“，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希望，我们也会为此尽最大的努力”的婉转之意，“奉陪到底”的娃哈哈底气之足跃然纸上。
　　事实上，娃哈哈的底气之足不仅表现在这份声明上，从双方纠纷被公布于世而大打口水仗开始，宗庆后和娃哈哈的表现就一直相当强势，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中外企业发生商业纠纷时，中方如此强硬而外方如此怀柔的现象。
　　或许因为如此，有人指责宗庆后，娃哈哈既然签订了合同，就应当按照合同办，这也是达能方面掌握的最重要的筹码。
　　这种把商业合同神圣化的观点并不正确，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合同就可以变更或者撤消。不但在中国，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如此的规定。在可能称得上是世界上市场体系最完善的美国，也发生过由政府宣布废除商业合同的事情。在今天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事情，并不少见，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变更或撤销合同，才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所以，那些打着遵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大旗、以为合同可以决定一切的观点，看上去理直气壮，其实并站不住脚。就是那些今天被许多人视为神圣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企业主代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世界各国都只生产成本最低的商品，其他商品向别的国家购买，这样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实现这种分工只须经由自由竞争即可，国家不要干预。由此形成的结果是，英法等发达国家以大量廉价的工业产品横扫全球市场，广大的后发达国家成了工业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国，饱受国际自由贸易之苦。
　　因此，作为后发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反对上述理论，他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向别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这样做的结果，德国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德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因此，他主张制定保护关税的政策，与国际自由贸易针锋相对。这两种“游戏规则”妥协的结果是出现了国际关税总协定，也就是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可见，“游戏规则”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的，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标准，不是游戏规则本身，而是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美国政府阻挠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印度政府以经济安全的名义阻止华为集团在印度设厂生产电信设备、俄罗斯政府以种种理由限制吉利和奇瑞汽车在莫斯科建厂，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除了立场外，实力同样重要。尤其在商业世界，在看似文明的游戏规则背后，是赤裸裸的实力较量。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都充斥着数不清的恶意收购，自然，一切收购都是符合游戏规则的，只不过实力较弱的那一方是被迫遵守游戏规则而已。
　　在达能与娃哈哈的争夺中，宗庆后之所以如此强势，是因为他牢牢地控制着管理层和经销商，掌握着整个娃哈哈的命脉，他有底气说话。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谓的游戏规则同样也会变化。对于日渐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中国企业来说，主动改变不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有意识地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或许到了管理者应当对此有所为的时候了。宗庆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没有囿于“存在即合理”的观念，并将改变不合理的规则付诸于行动。将与达能的争论上升到保护民族品牌的水平，或许高了一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向这位有勇气、有超前意识的浙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