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以鼓吹新思潮和发动文学革命而成为一代名刊，这个形象定格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多少妨碍了对这个刊物做历史化的观察。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新青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考察《新青年》和《甲寅》的关系方面，创获颇多。若进一步拉深视野，不难发现，《新青年》处在晚清以降政论杂志的历史谱系中，这里的“政论”不限于政治评论，而是泛指广义的思想文化评论，或者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和晚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民初的《庸言》《甲寅》一脉相承。陈独秀也和梁启超、章士钊类似，是一位自觉运用报刊这一现代媒介来发表思想论说的新式知识分子，担当着“文化批评家”或“文化运动的启蒙家”（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一类的角色。虽然《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话题不是一般政论杂志关心的，因而显得有些特别，但“文学”是作为一个论题呈现在《新青年》上的，和其他论题（如“孔教”）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异。问题在于，为何由胡适引发的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会生成和发展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更深一层来看，胡适提出的白话文学的主张，最初只是一个文学语言形式的问题，它在《新青年》上发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胡适的观点最终促成了一场“文学革命”，却与《新青年》作为一个政论杂志的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
要理解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简单地梳理一下晚清以降政论杂志和“文学”的关系。这里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观念自身的变化;一个是政论杂志“文体”的变化。我所说的文体不限于文字形式的层面（如通常所说的“报章文体”，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包括刊物结构形态上的特征，特别是栏目的设置。近代以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粗略地概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被解释为文章博学、文辞、文字之学、思想学术等不同含义。晚清民初，当人们用“文学”指代书面文献的时候，原有的较为宽泛的、包含各类“文”在内的“文学”概念仍然通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文学”开始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出现，新的“文学”观念出现，“文学”不再被当作某种普泛的总名，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科。换言之，不是所有的“文”都被看作“文学”，“文学”被理解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用以指称具有特定特征的“文”。这些特征往往指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文字形式上的美观，一个是抒发和激起情感的功能，因而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常常和“美术”、“美文”、“美感”、“情感”等观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从作为总名的“文”或“文学”概念的视角来看，容纳不同类型文字的报章杂志，也可以看作“文”或“文学”，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表彰报章包罗万象、“备哉灿烂”的长处。但是，就政论杂志主体部分的论说而言，其文字大体上是朝着浅近的方向发展，注重平易的说理，报章之文与传统的文集之文的区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面貌，即所谓“新文体”。我们很难说“新文体”的出现是诸如梁启超这样的政论作家刻意经营的结果，它更多地是适应报章杂志论政论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及后来对这种“新文体”有很多的批评，有些是出于传统的文章理想，有些则是基于新的“文学”观念。按照前文的描述，政论杂志上的大部分文章，既不追求文字之美，又以议论而非抒情为旨，自然很难归入“文学”。
另一方面，我们从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上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我们看《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杂志的目录会发现，晚清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往往遵循着某种程式，首先是论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会是新闻纪事及评论，或者各类分科新知的著述，也带有论说文的色彩，最后往往是“文苑”一类的栏目，登载诗词古文，有时候也刊登小说。仅从栏目设置上也能看出某种文体的分野，论说类栏目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文苑”类栏目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然主事者未必有这样的自觉。事实上，至少在晚清的政论杂志上，“文苑”栏目更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常常是编作者通过诗文怡情悦性的空间，后来的研究者也不太重视。人们谈论报章文体或者政论文学，通常不会考虑这一类栏目，就是一个证明。大体上可以说，在晚清政论作家的眼中，“文学”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
这种情况到了民国初年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民国初年是一个政论杂志繁荣的时代，政论作家也一时辈出，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远庸。1914年2月，从《庸言》第2卷起，黄远庸接手了这份杂志，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了“文学”，认为文学最能够“激励感情”，对“表著民德，鼓舞国魂”意义重大。黄远庸计划“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来影响思想文化，在他主编的《庸言》第2卷第1、2合期至第6期上，有意识地加重了文学翻译的分量。
黄远庸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这基本上是现代的“文学”观念了，与一般政论作家不同的是，黄远庸对“文学”寄予了更高的期待，“鄙人向日持论，谓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今欲濬发智慧，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使之合于文法及名学。”（《晚周汉魏文钞序》）这里所说的“近世文体”，应当包括以论说为主的报章文体，它和文学承担着不同的功能。1915年，在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黄远庸更明确地将“新文学”的重要性放到了“论政”之文的前面，认为前者才是根本救济之法。这里面其实隐含了某种不易被察觉的矛盾，黄远庸一面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明白无误地把它和“近世文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学”能够沟通社会，“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章士钊显然对黄远庸的意见不感兴趣，他重视的还是讲求逻辑的政论。《甲寅》杂志上虽然也开设了“文录”、“诗录”、“文苑”等文学栏目，但章士钊并不看重它们。1914年11月，《甲寅》第1卷第4号上刊出了胡适翻译的小说《柏林之围》，这是胡适在国内政论杂志上的首次亮相。章士钊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作者，却并不看重他的文学翻译，而是希望他多多给《甲寅》写“论政论学之文”。有趣的是，胡适的回信里却大谈自己的文学翻译计划（包括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之敌》），那时候胡适刚从康乃尔大学的农科转到文科不久，正沉浸在西方文学的世界中。 1915年6月，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准备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9月，《青年杂志》创刊。从刊物的整体面貌和作者群来看，《青年杂志》和《甲寅》之间的连续性是很明显的。陈独秀很依赖《甲寅》的作者给他供稿，他通过和章士钊共同的好友、同时也是胡适的同乡汪孟邹，向胡适数次约稿，态度不可谓不诚恳，“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差别，陈独秀对文学显然更为重视。《青年杂志》第1卷1至6期，各期封面上都印有外国名人的肖像，其中一半是作家：屠格涅夫、王尔德和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标出“文苑”这样的栏目名称，但每一期都刊载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青年杂志》的文学色彩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专门给陈独秀写信，谈论如何创造“新文学”的问题，并且寄去了小说《决斗》的译稿，刊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更名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可以说，胡适和《新青年》的纽带最初是通过文学建立起来的。
《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的文学栏登出了谢无量的一首古体诗，引来了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坦然接受。在给胡适的私函中，陈独秀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1916年10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可见他有志于文学的热情和无从着手的困惑。他希望胡适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改变这种局面。不久，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约而至，果然掀起了一场文学变革的运动，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新青年》的“文艺栏”，而是在整体上改变了《新青年》的文体，进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回头看《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引起的讨论，核心是确立白话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的地位，这个立场由胡适提出，而得到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的赞同。然而仅仅在观点上达成共识，并不足以发动一场文学革命运动，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讨论的过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异和位移。本来，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在介入白话文学的讨论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简而言之，和黄远庸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具有独立地位和可以识别的形式特征的文字。陈独秀在最初答复胡适文学革命“八事”的通信中，就提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文，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1916年第2卷第2号“通信”）。“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区分，是当时普遍认可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某种认识，不仅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持这样的看法，对胡适主张不尽赞同的常乃惪、方孝岳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文学之文”应当是“以情为主”的“美文”，“应用之文”则“以理为主”（1916年第2卷第4号“通信”），陈独秀的这个见解是很有代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的视野中，《新青年》上的论说文——包括讨论白话文学的文字——就和晚清以降政论杂志上的论学论政之文一样，都属于“应用之文”，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后来人们对《新青年》上主张白话文学的论文用文言来写感到奇怪，其实这些论文并不算“文学”。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就说：“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1917年第3卷第3号）。刘半农所谓“文字”和“文学”之分，大体上和“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区分相当。
对“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二分法，胡适在当时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我们从他后来的文章中得知，他是明确反对这样的区分的。胡适较为宽泛的文学观暂且不提，有意味的是，不待胡适的反对，在《新青年》的其他同人那里，“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分界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原因就在于“白话”的引入。当人们要求文学语言采用白话的时候，白话文作为一种可被普遍应用的书写文体，很容易溢出“文学”的边界，向“应用之文”的领域渗透。也正因此，相对自足和独立的、被固定在文化空间中某个结构性位置上的“文学”，迎来了真正变革的契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刘半农的一则通信，就在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同一期《新青年》上，刘半农在通信中提出，改良文学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还须付诸实践，“《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刘半农虽然主张区分“文学”与“文字”，但白话作为一种媒介，显示出沟通两者的潜能。不久，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1917年第3卷第6号“通信”）原先只是被当作新的文学语言的白话，现在已经扩展到“文章”的领域了。果然，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文学方面的论文基本上都用白话了。一些政论文章也开始采用白话，到了第5卷，《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白话文的刊物。
在白话文学讨论的初期，《新青年》的文学栏目除了胡适的白话诗词外，基本上还是之前的面目，以外国文学的翻译为主，且多是文言，连胡适自己翻译的短篇小说《梅吕哀》（1917年第3卷第2号）也是用文言。但是从1918年第4卷开始，胡适和其他同人创作的白话诗，周作人和胡适用白话翻译的外国诗歌和小说，逐渐占据了文学栏的篇幅。第4卷第5号上刊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新青年》的文学栏和论说文字都采用白话时，两者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第4卷第5号上登出的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就将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对其思想的阐发融为一体。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更是以前所未有的专号的形式，将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对其思想的论说组织到一起，完全打破了清末以来政论杂志的编辑体例。白话文学的倡导使得《新青年》的文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不仅指白话文这种书面文体对《新青年》的全面覆盖，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晚清以来政论杂志论说文与文学栏目分立的格局。 白话文既从“文学之文”扩展至“应用之文”，当时便有人注意到，《新青年》提倡的实际上是“文体革命”，却偏用“文学”来代表“文体”，对此钱玄同倒也回应得爽快，承认《新青年》造就的就是一种“新文体”（1919年第6卷第1号“通信”）。其实在此之前，钱玄同就已经把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追认为新文学的先声了（1917年第3卷第1号“通信”）。这种模糊处理“文学”和“文体”分野的方式，也体现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在这篇长文里把清末到民初的政论文都置于“文学”的视野中来考察，以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当性和必然性。胡适的做法引起了胡先骕的抗议，在他看来，“梁启超之文，则纯为报馆文章，几不可语夫文学”（《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学衡》第18期），这当然是基于晚清就已出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后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反对把论说文字当作“文学”的声音，这里暂且不提。
《新青年》的“文体革命”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报章文体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作品和思想论说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当“文学”作为具有美感的文字处于一个相对自足的空间中的时候，它和晚清以降思想界的潮流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黄远庸和陈独秀有志于改革文学，寄望于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本意只是着眼于文学形式的变革，但却无意中为新思潮进入“文学”提供了通道，由此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得以合流，最终汇聚为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易卜生专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有易卜生作品的翻译，也有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而这篇文章更多谈论的是思想问题。胡适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1919年第6卷第3号“通信”）。联想到当年胡适给章士钊写的信中就谈到翻译易卜生的想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白话充当沟通文学与思想的媒介，即便胡适翻译出了《娜拉》和《国民之敌》，充其量也不过是填充《甲寅》或《新青年》的文学栏目，决不会产生“易卜生号”那样的深远影响。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鲁迅《狂人日记》的例子，这篇旨在攻击礼教制度的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吴虞的共鸣，他的论文《吃人与礼教》（1919年第6卷第6号）不啻是对作品的注解;而鲁迅自己的《我之节烈观》（1918年第5卷第2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第6卷第6号）等文，和《狂人日记》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期，1919年3月2日）一文中写道：“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句话常常被研究者征引，用来说明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现在看来，没有“文字改革”，思想革命的问题就不可能提出来。因而，白话文学的主张不只是引发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它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虽然这可能不是胡适预料所及的。当新文学形成气候之后，在一般人眼中，白话文体是它最显明的标识，新思想则构成了它的核心，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颇有一些读者以看不懂新文学而苦恼，虽然它是用白话写的，沈雁冰就直言：“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通信”）
沈雁冰说的“新式白话文”是一个有意味的提法。胡适最初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时，他设想的用作文学语言的“白话”，还是以历史上章回小说或宋明语录所用的白话为模本。但是当思想通过白话被引入到文学中的时候，古代的白话便显然不敷应用了。容纳了思想的文学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而思想本身又对文学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白话文成为一种“新式白话文”。概括地说，以白话文学的主张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同时更新了人们对“文学”和“白话”的理解，由此产生了真正的、全新的现代文学，它的意义是无论给以多么高的估价都不过分的。
回到历史语境中来看，《新青年》创办初期发表的那些用文言写的论说文章，回应的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议题。共和政治的危机，一战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换言之，作为新文学核心的新思想，最初是植根于具体的现实土壤之中的。相比之下，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的事件之所以获得了某种原点式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青年》本身作为政论杂志的身份或者说“思想性”，它决定了新文学运动以我们现在所知的方式展开。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和思想界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戊戌变法以来，以政论杂志为代表的新式印刷媒介，自诞生起就担负着传布思想的职能，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经历了波谲云诡的转变，大量的报刊论说就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这个过程同时也推动了报章文体的改变，然而这其间却不大容易找到“文学”的位置，特别是那种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的位置。也许有人会说，晚清小说不是传布新思想的重要媒介么？但是在晚清，小说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厘清，人们赋予白话小说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重任，主要是基于小说作为特定文类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功能，这种传统和功能与得自域外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到了民国初年，当小说被视为“文学”的一部分的时候，反而开始向“美文”的方向靠拢，文言小说也代替白话小说成为主流，这就是我们在《庸言》《甲寅》和早期的《新青年》上看到的情况。在整个文化空间中，“文学”大体上被放在一个相对独立但又边缘的位置，无法介入到思想的生产和传播中去。黄远庸和陈独秀曾尝试改变这种局面，但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直到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提出，才打开了文学与思想之间的藩篱。同时，覆盖文学栏目和论说文字的白话文，使得《新青年》的文体焕然一新，也使得“文学”真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文学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责任编辑
要理解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简单地梳理一下晚清以降政论杂志和“文学”的关系。这里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观念自身的变化;一个是政论杂志“文体”的变化。我所说的文体不限于文字形式的层面（如通常所说的“报章文体”，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包括刊物结构形态上的特征，特别是栏目的设置。近代以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粗略地概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被解释为文章博学、文辞、文字之学、思想学术等不同含义。晚清民初，当人们用“文学”指代书面文献的时候，原有的较为宽泛的、包含各类“文”在内的“文学”概念仍然通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文学”开始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出现，新的“文学”观念出现，“文学”不再被当作某种普泛的总名，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科。换言之，不是所有的“文”都被看作“文学”，“文学”被理解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用以指称具有特定特征的“文”。这些特征往往指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文字形式上的美观，一个是抒发和激起情感的功能，因而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常常和“美术”、“美文”、“美感”、“情感”等观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从作为总名的“文”或“文学”概念的视角来看，容纳不同类型文字的报章杂志，也可以看作“文”或“文学”，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表彰报章包罗万象、“备哉灿烂”的长处。但是，就政论杂志主体部分的论说而言，其文字大体上是朝着浅近的方向发展，注重平易的说理，报章之文与传统的文集之文的区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面貌，即所谓“新文体”。我们很难说“新文体”的出现是诸如梁启超这样的政论作家刻意经营的结果，它更多地是适应报章杂志论政论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及后来对这种“新文体”有很多的批评，有些是出于传统的文章理想，有些则是基于新的“文学”观念。按照前文的描述，政论杂志上的大部分文章，既不追求文字之美，又以议论而非抒情为旨，自然很难归入“文学”。
另一方面，我们从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上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我们看《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杂志的目录会发现，晚清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往往遵循着某种程式，首先是论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会是新闻纪事及评论，或者各类分科新知的著述，也带有论说文的色彩，最后往往是“文苑”一类的栏目，登载诗词古文，有时候也刊登小说。仅从栏目设置上也能看出某种文体的分野，论说类栏目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文苑”类栏目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然主事者未必有这样的自觉。事实上，至少在晚清的政论杂志上，“文苑”栏目更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常常是编作者通过诗文怡情悦性的空间，后来的研究者也不太重视。人们谈论报章文体或者政论文学，通常不会考虑这一类栏目，就是一个证明。大体上可以说，在晚清政论作家的眼中，“文学”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
这种情况到了民国初年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民国初年是一个政论杂志繁荣的时代，政论作家也一时辈出，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远庸。1914年2月，从《庸言》第2卷起，黄远庸接手了这份杂志，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了“文学”，认为文学最能够“激励感情”，对“表著民德，鼓舞国魂”意义重大。黄远庸计划“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来影响思想文化，在他主编的《庸言》第2卷第1、2合期至第6期上，有意识地加重了文学翻译的分量。
黄远庸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这基本上是现代的“文学”观念了，与一般政论作家不同的是，黄远庸对“文学”寄予了更高的期待，“鄙人向日持论，谓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今欲濬发智慧，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使之合于文法及名学。”（《晚周汉魏文钞序》）这里所说的“近世文体”，应当包括以论说为主的报章文体，它和文学承担着不同的功能。1915年，在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黄远庸更明确地将“新文学”的重要性放到了“论政”之文的前面，认为前者才是根本救济之法。这里面其实隐含了某种不易被察觉的矛盾，黄远庸一面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明白无误地把它和“近世文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学”能够沟通社会，“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章士钊显然对黄远庸的意见不感兴趣，他重视的还是讲求逻辑的政论。《甲寅》杂志上虽然也开设了“文录”、“诗录”、“文苑”等文学栏目，但章士钊并不看重它们。1914年11月，《甲寅》第1卷第4号上刊出了胡适翻译的小说《柏林之围》，这是胡适在国内政论杂志上的首次亮相。章士钊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作者，却并不看重他的文学翻译，而是希望他多多给《甲寅》写“论政论学之文”。有趣的是，胡适的回信里却大谈自己的文学翻译计划（包括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之敌》），那时候胡适刚从康乃尔大学的农科转到文科不久，正沉浸在西方文学的世界中。 1915年6月，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准备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9月，《青年杂志》创刊。从刊物的整体面貌和作者群来看，《青年杂志》和《甲寅》之间的连续性是很明显的。陈独秀很依赖《甲寅》的作者给他供稿，他通过和章士钊共同的好友、同时也是胡适的同乡汪孟邹，向胡适数次约稿，态度不可谓不诚恳，“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差别，陈独秀对文学显然更为重视。《青年杂志》第1卷1至6期，各期封面上都印有外国名人的肖像，其中一半是作家：屠格涅夫、王尔德和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标出“文苑”这样的栏目名称，但每一期都刊载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青年杂志》的文学色彩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专门给陈独秀写信，谈论如何创造“新文学”的问题，并且寄去了小说《决斗》的译稿，刊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更名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可以说，胡适和《新青年》的纽带最初是通过文学建立起来的。
《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的文学栏登出了谢无量的一首古体诗，引来了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坦然接受。在给胡适的私函中，陈独秀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1916年10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可见他有志于文学的热情和无从着手的困惑。他希望胡适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改变这种局面。不久，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约而至，果然掀起了一场文学变革的运动，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新青年》的“文艺栏”，而是在整体上改变了《新青年》的文体，进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回头看《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引起的讨论，核心是确立白话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的地位，这个立场由胡适提出，而得到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的赞同。然而仅仅在观点上达成共识，并不足以发动一场文学革命运动，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讨论的过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异和位移。本来，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在介入白话文学的讨论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简而言之，和黄远庸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具有独立地位和可以识别的形式特征的文字。陈独秀在最初答复胡适文学革命“八事”的通信中，就提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文，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1916年第2卷第2号“通信”）。“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区分，是当时普遍认可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某种认识，不仅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持这样的看法，对胡适主张不尽赞同的常乃惪、方孝岳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文学之文”应当是“以情为主”的“美文”，“应用之文”则“以理为主”（1916年第2卷第4号“通信”），陈独秀的这个见解是很有代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的视野中，《新青年》上的论说文——包括讨论白话文学的文字——就和晚清以降政论杂志上的论学论政之文一样，都属于“应用之文”，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后来人们对《新青年》上主张白话文学的论文用文言来写感到奇怪，其实这些论文并不算“文学”。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就说：“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1917年第3卷第3号）。刘半农所谓“文字”和“文学”之分，大体上和“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区分相当。
对“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二分法，胡适在当时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我们从他后来的文章中得知，他是明确反对这样的区分的。胡适较为宽泛的文学观暂且不提，有意味的是，不待胡适的反对，在《新青年》的其他同人那里，“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分界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原因就在于“白话”的引入。当人们要求文学语言采用白话的时候，白话文作为一种可被普遍应用的书写文体，很容易溢出“文学”的边界，向“应用之文”的领域渗透。也正因此，相对自足和独立的、被固定在文化空间中某个结构性位置上的“文学”，迎来了真正变革的契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刘半农的一则通信，就在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同一期《新青年》上，刘半农在通信中提出，改良文学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还须付诸实践，“《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刘半农虽然主张区分“文学”与“文字”，但白话作为一种媒介，显示出沟通两者的潜能。不久，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1917年第3卷第6号“通信”）原先只是被当作新的文学语言的白话，现在已经扩展到“文章”的领域了。果然，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文学方面的论文基本上都用白话了。一些政论文章也开始采用白话，到了第5卷，《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白话文的刊物。
在白话文学讨论的初期，《新青年》的文学栏目除了胡适的白话诗词外，基本上还是之前的面目，以外国文学的翻译为主，且多是文言，连胡适自己翻译的短篇小说《梅吕哀》（1917年第3卷第2号）也是用文言。但是从1918年第4卷开始，胡适和其他同人创作的白话诗，周作人和胡适用白话翻译的外国诗歌和小说，逐渐占据了文学栏的篇幅。第4卷第5号上刊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新青年》的文学栏和论说文字都采用白话时，两者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第4卷第5号上登出的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就将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对其思想的阐发融为一体。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更是以前所未有的专号的形式，将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对其思想的论说组织到一起，完全打破了清末以来政论杂志的编辑体例。白话文学的倡导使得《新青年》的文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不仅指白话文这种书面文体对《新青年》的全面覆盖，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晚清以来政论杂志论说文与文学栏目分立的格局。 白话文既从“文学之文”扩展至“应用之文”，当时便有人注意到，《新青年》提倡的实际上是“文体革命”，却偏用“文学”来代表“文体”，对此钱玄同倒也回应得爽快，承认《新青年》造就的就是一种“新文体”（1919年第6卷第1号“通信”）。其实在此之前，钱玄同就已经把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追认为新文学的先声了（1917年第3卷第1号“通信”）。这种模糊处理“文学”和“文体”分野的方式，也体现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在这篇长文里把清末到民初的政论文都置于“文学”的视野中来考察，以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当性和必然性。胡适的做法引起了胡先骕的抗议，在他看来，“梁启超之文，则纯为报馆文章，几不可语夫文学”（《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学衡》第18期），这当然是基于晚清就已出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后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反对把论说文字当作“文学”的声音，这里暂且不提。
《新青年》的“文体革命”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报章文体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作品和思想论说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当“文学”作为具有美感的文字处于一个相对自足的空间中的时候，它和晚清以降思想界的潮流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黄远庸和陈独秀有志于改革文学，寄望于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本意只是着眼于文学形式的变革，但却无意中为新思潮进入“文学”提供了通道，由此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得以合流，最终汇聚为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易卜生专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有易卜生作品的翻译，也有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而这篇文章更多谈论的是思想问题。胡适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1919年第6卷第3号“通信”）。联想到当年胡适给章士钊写的信中就谈到翻译易卜生的想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白话充当沟通文学与思想的媒介，即便胡适翻译出了《娜拉》和《国民之敌》，充其量也不过是填充《甲寅》或《新青年》的文学栏目，决不会产生“易卜生号”那样的深远影响。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鲁迅《狂人日记》的例子，这篇旨在攻击礼教制度的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吴虞的共鸣，他的论文《吃人与礼教》（1919年第6卷第6号）不啻是对作品的注解;而鲁迅自己的《我之节烈观》（1918年第5卷第2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第6卷第6号）等文，和《狂人日记》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期，1919年3月2日）一文中写道：“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句话常常被研究者征引，用来说明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现在看来，没有“文字改革”，思想革命的问题就不可能提出来。因而，白话文学的主张不只是引发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它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虽然这可能不是胡适预料所及的。当新文学形成气候之后，在一般人眼中，白话文体是它最显明的标识，新思想则构成了它的核心，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颇有一些读者以看不懂新文学而苦恼，虽然它是用白话写的，沈雁冰就直言：“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通信”）
沈雁冰说的“新式白话文”是一个有意味的提法。胡适最初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时，他设想的用作文学语言的“白话”，还是以历史上章回小说或宋明语录所用的白话为模本。但是当思想通过白话被引入到文学中的时候，古代的白话便显然不敷应用了。容纳了思想的文学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而思想本身又对文学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白话文成为一种“新式白话文”。概括地说，以白话文学的主张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同时更新了人们对“文学”和“白话”的理解，由此产生了真正的、全新的现代文学，它的意义是无论给以多么高的估价都不过分的。
回到历史语境中来看，《新青年》创办初期发表的那些用文言写的论说文章，回应的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议题。共和政治的危机，一战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换言之，作为新文学核心的新思想，最初是植根于具体的现实土壤之中的。相比之下，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的事件之所以获得了某种原点式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青年》本身作为政论杂志的身份或者说“思想性”，它决定了新文学运动以我们现在所知的方式展开。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和思想界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戊戌变法以来，以政论杂志为代表的新式印刷媒介，自诞生起就担负着传布思想的职能，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经历了波谲云诡的转变，大量的报刊论说就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这个过程同时也推动了报章文体的改变，然而这其间却不大容易找到“文学”的位置，特别是那种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的位置。也许有人会说，晚清小说不是传布新思想的重要媒介么？但是在晚清，小说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厘清，人们赋予白话小说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重任，主要是基于小说作为特定文类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功能，这种传统和功能与得自域外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到了民国初年，当小说被视为“文学”的一部分的时候，反而开始向“美文”的方向靠拢，文言小说也代替白话小说成为主流，这就是我们在《庸言》《甲寅》和早期的《新青年》上看到的情况。在整个文化空间中，“文学”大体上被放在一个相对独立但又边缘的位置，无法介入到思想的生产和传播中去。黄远庸和陈独秀曾尝试改变这种局面，但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直到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提出，才打开了文学与思想之间的藩篱。同时，覆盖文学栏目和论说文字的白话文，使得《新青年》的文体焕然一新，也使得“文学”真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文学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