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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较早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的中共领导人，从1960年5月起他就提出要正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认为有的地方工作中的缺点不是过去惯用的一个指头而是三四个指头。在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强调调查研究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随后，他深入京郊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促成中共中央对农村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主席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要进行自我批评”
1960年在新中国发展史上是经济极为困难的一年。连续三年的所谓“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之1958年一哄而起在全国大办农村人民公社，导致“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与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的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风等盛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致使1959年和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严重的困难，使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1960年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试图对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时至今时，党内管农业的同志，以及管工业、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承认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起犯的”。他提醒全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对此，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也开始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反思。
1960年5月25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将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决定汇集有关工交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和农村发生浮肿病、饿死人情况的材料，以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同有关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进行研究，吸取教训。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庐山会议后，关于一个指头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写作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提出，判断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的时候，要处理好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始终是九个指头，缺点和失误是一个指头），有的得了教训，有的没有得到教训。这反映领导方法问题。雄心壮志是好的，但还要有细致的工作，粗枝大叶的风气不是小问题。粮食问题原因何在？肯定有相当大的虚报，工作不谨慎，多吃粮。浮肿同劳动强度有密切关系。工伤事故这样多，不要忽略有敌人破坏，但更主要的是管理制度问题。制度严不等于同群众路线矛盾。三年补充计划，宁肯稍为慢些，也要把布局布好，留有余地。布局不只是战局问题，还有长远发展的问题。
在5月2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过去大家都讲老实话，工作做得不坏。从1958年开始，有些人不讲老实话。各项指标，按确有把握的再打九折。总的说，绝不是计划不够，而是是不是太满的问题。现在只以为形势好，有些阴暗面看不到。在6月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一些地方的浮夸风做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过去过于乐观了，估计不恰当，安排不恰当。基本上是浮夸、虚报，不是保险系数打得过大的问题。现在大的公社报假，就成问题。要吸取教训，头脑清醒些。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分别就当前工业交通、农业、粮食及生活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等问题所做的情况介绍。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老实说，主要当家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作为领导者，我们应该不要忘记除九个指头以外一个指头甚至于少于一个指头的问题。领导者头脑要热，但是更要冷。我们热这方面是够的，但是冷这一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同志不够？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注意，哪怕不到一个指头，它可以发展到一个指头，甚至多于一个指头。到那个时候再来提醒，再来检讨，我们就要受损失。我们一定要估计到，有这样一部分同志，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考虑后三年计划，我建议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好一点，留有余地才能多快好省。
6月18日，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我们的干部还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对项目明知有困难，但是嘴上不说，一定要争到手；从局部着想，明明知道不可能，却说可能。这是对贯彻总路线这样严肃事情的庸俗理解和处理。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中央部的领导同志、相当一部分的省市同志没有转过来。中央的同志更是责任所在，主席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要进行自我批评。
“大跃进”运动中，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之下，违背实事求是的现象屡有发生，虚报浮夸成为普遍现象。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纠“左”中，浮夸风有所遏制，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一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错误批判，浮夸风再度泛滥。这时，“大跃进”的问题虽然已经暴露，但当时人们要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头脑还没有冷静下来，要么对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如实反映情况而遭到不公正对待心有余悸。邓小平此时能有如此鲜明的观点，体现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调查研究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
1960年秋，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了12项解决当前困难的具体措施。11月3日，毛泽东对《指示信》做了几处重要修改。当天，中共中央用电报将《指示信》发给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党总支和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十二条”的下发，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业领域的“左”倾错误。 自1958年毛泽东写作《工作方法六十条》以来，“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就成了评定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主要依据，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与不足只有一个指头，这也是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纠“左”的底线，他认为只要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解决好了，就能更好地“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彭德怀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彭在给他的信中认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炼钢铁是“有得有失”，大大超过了他所允许的缺点与不足只有一个指头的限度，因而对彭写信的动机产生怀疑。邓小平明确表示这几年有的地方的缺点并非一个指头而是三四个指头，在当时的领导层中是第一人。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随后，邓小平于4月7日到了京郊的顺义农村，在这里整整进行了15天的调查。
到顺义之后，邓小平以蹲点、座谈、访问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4月12日，邓小平召集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和公社、大队书记座谈会。此前，一些干部群众曾对“一平二调”等问题提出过批评，但在“反右倾”斗争中，却被当作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受到批判，所以在会上吞吞吐吐不敢直言。邓小平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责任制。现在包产过大的单位应当适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你瞒不过我，我也瞒不过你，包产指标就容易落实了，要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们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当时，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的是所谓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实际上大多数人民公社并无多少工资可发，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供给制就是公社对全体社员免费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社员不分劳动力强弱和劳动好坏，都在公共食堂吃一样的“大锅饭”，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谈到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时，邓小平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比如二等劳力干一等劳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座谈中，邓小平了解到，木林公社的上辇大队在粮食分配时采取40%卖给国家，剩余60%的一半按工分分配，一半的20%作为大队机动粮，10%按人头分，10%奖励给劳动好的社员。同时，小队开荒“十边地”的粮食归小队积累，拿出一部分按工分分配，得到社员一致拥护，粮食单产1959年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邓小平对这种做法很赞赏。他说：上辇大队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很有道理，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应该是这样，定好超产部分，几成卖给国家，多为国家做点贡献，而且群众心中也有了底，生产积极性就会高，生产就能搞上去。县委要搞几个这样的好典型，总结推广下去。
农村的公共食堂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初就已经出现，当时主要是大量的劳动力被抽去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民回家吃饭不方便，就在工地上建立临时的集体食堂。随后，随着“大办钢铁”“大办交通”等各种各样“大办”的展开，客观上需要更多妇女走上生产第一线，而办公共食堂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民家里不再需要妇女专门做饭，于是公共食堂有了进一步发展。等到人民公社建立时，公共食堂被赋予了“共产主义萌芽”的含义，认为它建立后，就能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有助于消灭社员的私有观念，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样一来，公共食堂就成为人民公社的题中之义。
当时，为推广公共食堂，曾总结了许多的优越性。其实，它与供给制一样，社员对它意见很大。公共食堂不但饭菜单一，吃饭不自由，粮食、劳力浪费严重，而且还成为部分干部卡压群众的手段，有的素质不高的干部，动辄对社员以不给饭吃相威胁。尤其是1959年粮食供应紧张之后，公共食堂更是成为社员意见的中心，也成了广大干部的一块心病。办食堂群众怨声载道，不办会背上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阵地”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一些干部就因停办公共食堂而被打成“右倾分子”。食堂问题不妥善处理，人民公社问题就得不到真正解决。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的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参加座谈会的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当时，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仍强调“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办好公共食堂”，可对什么是“有条件”并无具体规定。因此，会上多数人都不敢说食堂不好，而是违心地大讲公共食堂的好处。邓小平对干部们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随他来视察的卓琳因为已在上辇大队社员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了解情况，就对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对上辇大队的干部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牛栏山公社白庙大队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大队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人民公社化运动前，自留地、家庭副业都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市场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渠道。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自留地归了集体，家庭副业不准搞，社员家里的猪、鸡、鹅、鸭差不多绝迹。庐山会议前纠“左”时，中共中央虽然下发过文件，要求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庐山会议后一反“右倾”，又将其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反掉了。搞农业合作社时，农民遇到灾荒，可通过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缓解。现在，这条路没有了，更加剧了生活困难。邓小平在调查中特别强调，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他对顺义的干部说：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 5月4日，邓小平和彭真在顺义县一起听取中央五个调查组及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汇报。刘仁汇报了丰台区南苑公社大红门大队关于供给制的调查，并且强调干部社员分析了现行供给制有四大毛病、三个好处。毛病是：第一，工分值降低，影响劳动积极性；第二，出懒汉，有的人懒着少出工、不出工；第三，出学生，等于集体供养学生，假期也不干活，学完都跑出去找事干，农业用不上；第四，增加干部工作困难。三个好处：一是铁饭碗，人人有饭吃；二是能培养第二代，不会因吃不上饭退学；三是劳动力老了不怕没人管，可以进敬老院。邓小平听后当时就表示：三七开供给制不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反映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并就农村若干重大政策问题发表了意见。信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
一是关于社队规模。信中说，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生产队之下一般建立作业组。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二是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在调查中，邓小平和彭真了解到，干部和群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多数生产队赞成对包产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有少数生产队愿意包死。“因为连续两年歉收，目前社员爱粮如珠，对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多了，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舞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三是关于供给制。邓小平和彭真的看法是：“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当时看好供给制，除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而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四是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信中提出，根据一些典型调查的材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有些单位并且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定额管理制度。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为没有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一般都减了产。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五是关于公共食堂。邓小平和彭真认为，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们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信中还讲到他们了解到的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等问题的情况，并谈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很快做出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邓小平和彭真的这些建议，在随后出台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都得到了体现。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强调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不宜过大；国家在规定生产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要保证多产多留，要避免在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较多的生产大队，口粮标准应该高些；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等。这些规定，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席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要进行自我批评”
1960年在新中国发展史上是经济极为困难的一年。连续三年的所谓“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之1958年一哄而起在全国大办农村人民公社，导致“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与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的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风等盛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致使1959年和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严重的困难，使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1960年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试图对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时至今时，党内管农业的同志，以及管工业、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承认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起犯的”。他提醒全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对此，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也开始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反思。
1960年5月25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将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决定汇集有关工交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和农村发生浮肿病、饿死人情况的材料，以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同有关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进行研究，吸取教训。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庐山会议后，关于一个指头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写作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提出，判断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的时候，要处理好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始终是九个指头，缺点和失误是一个指头），有的得了教训，有的没有得到教训。这反映领导方法问题。雄心壮志是好的，但还要有细致的工作，粗枝大叶的风气不是小问题。粮食问题原因何在？肯定有相当大的虚报，工作不谨慎，多吃粮。浮肿同劳动强度有密切关系。工伤事故这样多，不要忽略有敌人破坏，但更主要的是管理制度问题。制度严不等于同群众路线矛盾。三年补充计划，宁肯稍为慢些，也要把布局布好，留有余地。布局不只是战局问题，还有长远发展的问题。
在5月2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过去大家都讲老实话，工作做得不坏。从1958年开始，有些人不讲老实话。各项指标，按确有把握的再打九折。总的说，绝不是计划不够，而是是不是太满的问题。现在只以为形势好，有些阴暗面看不到。在6月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一些地方的浮夸风做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过去过于乐观了，估计不恰当，安排不恰当。基本上是浮夸、虚报，不是保险系数打得过大的问题。现在大的公社报假，就成问题。要吸取教训，头脑清醒些。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分别就当前工业交通、农业、粮食及生活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等问题所做的情况介绍。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老实说，主要当家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作为领导者，我们应该不要忘记除九个指头以外一个指头甚至于少于一个指头的问题。领导者头脑要热，但是更要冷。我们热这方面是够的，但是冷这一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同志不够？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注意，哪怕不到一个指头，它可以发展到一个指头，甚至多于一个指头。到那个时候再来提醒，再来检讨，我们就要受损失。我们一定要估计到，有这样一部分同志，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考虑后三年计划，我建议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好一点，留有余地才能多快好省。
6月18日，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我们的干部还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对项目明知有困难，但是嘴上不说，一定要争到手；从局部着想，明明知道不可能，却说可能。这是对贯彻总路线这样严肃事情的庸俗理解和处理。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中央部的领导同志、相当一部分的省市同志没有转过来。中央的同志更是责任所在，主席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要进行自我批评。
“大跃进”运动中，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之下，违背实事求是的现象屡有发生，虚报浮夸成为普遍现象。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纠“左”中，浮夸风有所遏制，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一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错误批判，浮夸风再度泛滥。这时，“大跃进”的问题虽然已经暴露，但当时人们要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头脑还没有冷静下来，要么对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如实反映情况而遭到不公正对待心有余悸。邓小平此时能有如此鲜明的观点，体现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调查研究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
1960年秋，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了12项解决当前困难的具体措施。11月3日，毛泽东对《指示信》做了几处重要修改。当天，中共中央用电报将《指示信》发给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党总支和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十二条”的下发，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业领域的“左”倾错误。 自1958年毛泽东写作《工作方法六十条》以来，“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就成了评定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主要依据，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与不足只有一个指头，这也是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纠“左”的底线，他认为只要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解决好了，就能更好地“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彭德怀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彭在给他的信中认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炼钢铁是“有得有失”，大大超过了他所允许的缺点与不足只有一个指头的限度，因而对彭写信的动机产生怀疑。邓小平明确表示这几年有的地方的缺点并非一个指头而是三四个指头，在当时的领导层中是第一人。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随后，邓小平于4月7日到了京郊的顺义农村，在这里整整进行了15天的调查。
到顺义之后，邓小平以蹲点、座谈、访问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4月12日，邓小平召集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和公社、大队书记座谈会。此前，一些干部群众曾对“一平二调”等问题提出过批评，但在“反右倾”斗争中，却被当作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受到批判，所以在会上吞吞吐吐不敢直言。邓小平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责任制。现在包产过大的单位应当适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你瞒不过我，我也瞒不过你，包产指标就容易落实了，要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们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当时，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的是所谓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实际上大多数人民公社并无多少工资可发，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供给制就是公社对全体社员免费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社员不分劳动力强弱和劳动好坏，都在公共食堂吃一样的“大锅饭”，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谈到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时，邓小平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比如二等劳力干一等劳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座谈中，邓小平了解到，木林公社的上辇大队在粮食分配时采取40%卖给国家，剩余60%的一半按工分分配，一半的20%作为大队机动粮，10%按人头分，10%奖励给劳动好的社员。同时，小队开荒“十边地”的粮食归小队积累，拿出一部分按工分分配，得到社员一致拥护，粮食单产1959年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邓小平对这种做法很赞赏。他说：上辇大队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很有道理，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应该是这样，定好超产部分，几成卖给国家，多为国家做点贡献，而且群众心中也有了底，生产积极性就会高，生产就能搞上去。县委要搞几个这样的好典型，总结推广下去。
农村的公共食堂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初就已经出现，当时主要是大量的劳动力被抽去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民回家吃饭不方便，就在工地上建立临时的集体食堂。随后，随着“大办钢铁”“大办交通”等各种各样“大办”的展开，客观上需要更多妇女走上生产第一线，而办公共食堂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民家里不再需要妇女专门做饭，于是公共食堂有了进一步发展。等到人民公社建立时，公共食堂被赋予了“共产主义萌芽”的含义，认为它建立后，就能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有助于消灭社员的私有观念，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样一来，公共食堂就成为人民公社的题中之义。
当时，为推广公共食堂，曾总结了许多的优越性。其实，它与供给制一样，社员对它意见很大。公共食堂不但饭菜单一，吃饭不自由，粮食、劳力浪费严重，而且还成为部分干部卡压群众的手段，有的素质不高的干部，动辄对社员以不给饭吃相威胁。尤其是1959年粮食供应紧张之后，公共食堂更是成为社员意见的中心，也成了广大干部的一块心病。办食堂群众怨声载道，不办会背上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阵地”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一些干部就因停办公共食堂而被打成“右倾分子”。食堂问题不妥善处理，人民公社问题就得不到真正解决。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的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参加座谈会的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当时，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仍强调“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办好公共食堂”，可对什么是“有条件”并无具体规定。因此，会上多数人都不敢说食堂不好，而是违心地大讲公共食堂的好处。邓小平对干部们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随他来视察的卓琳因为已在上辇大队社员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了解情况，就对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对上辇大队的干部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牛栏山公社白庙大队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大队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人民公社化运动前，自留地、家庭副业都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市场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渠道。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自留地归了集体，家庭副业不准搞，社员家里的猪、鸡、鹅、鸭差不多绝迹。庐山会议前纠“左”时，中共中央虽然下发过文件，要求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庐山会议后一反“右倾”，又将其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反掉了。搞农业合作社时，农民遇到灾荒，可通过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缓解。现在，这条路没有了，更加剧了生活困难。邓小平在调查中特别强调，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他对顺义的干部说：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 5月4日，邓小平和彭真在顺义县一起听取中央五个调查组及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汇报。刘仁汇报了丰台区南苑公社大红门大队关于供给制的调查，并且强调干部社员分析了现行供给制有四大毛病、三个好处。毛病是：第一，工分值降低，影响劳动积极性；第二，出懒汉，有的人懒着少出工、不出工；第三，出学生，等于集体供养学生，假期也不干活，学完都跑出去找事干，农业用不上；第四，增加干部工作困难。三个好处：一是铁饭碗，人人有饭吃；二是能培养第二代，不会因吃不上饭退学；三是劳动力老了不怕没人管，可以进敬老院。邓小平听后当时就表示：三七开供给制不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反映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并就农村若干重大政策问题发表了意见。信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
一是关于社队规模。信中说，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生产队之下一般建立作业组。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二是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在调查中，邓小平和彭真了解到，干部和群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多数生产队赞成对包产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有少数生产队愿意包死。“因为连续两年歉收，目前社员爱粮如珠，对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多了，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舞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三是关于供给制。邓小平和彭真的看法是：“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当时看好供给制，除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而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四是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信中提出，根据一些典型调查的材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有些单位并且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定额管理制度。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为没有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一般都减了产。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五是关于公共食堂。邓小平和彭真认为，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们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信中还讲到他们了解到的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等问题的情况，并谈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很快做出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邓小平和彭真的这些建议，在随后出台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都得到了体现。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强调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不宜过大；国家在规定生产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要保证多产多留，要避免在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较多的生产大队，口粮标准应该高些；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等。这些规定，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