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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驻辽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是一支有着辉煌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老部队。这里的老同志都说：我们是红十五军团的后代，是共和国开国大将徐海东和刘志丹带出来的队伍。他们用5句话来概括自己所在的部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敢为人先的先锋精神;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情同手足的阶级友爱;英勇顽强的三猛作风。”
敢当先锋：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
追根溯源，第三十九集团军的“根”要从红十五军团说起。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北永坪正式组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它是由从鄂豫皖孤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镇。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党中央决定了红军的去向——到陕北去，那里有我们的队伍！
江泽民曾评价说：“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的确如此，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团结抗敌，打破重兵“围剿”，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打好了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后来，毛泽东在接受《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采访时说：“徐海东部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红军长征之向导。”
徐海东部在红军长征的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徐海东和吴焕先率领298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之路。他们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
长征途中，他们创建了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各主力红军所建立的唯一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4000余人继续西征北上，到达陕北时还有3400余人，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到了2000多人，两部合计5000多人，比他们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这些部队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6年刊登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上的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这样描写红二十五军：“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比如，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军政委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还有后来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志愿军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长征出发時年仅16岁。因此，红二十五军也被称作红色“儿童军”。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非常困难，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借条给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毛泽东派供给部长杨至成拿着借条去找徐海东。徐海东当即从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银元“家底”中拿出5000银元送给了中央红军。这可说是解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
毛泽东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在若干年后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讲道：“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
敢担重任：从八路军变新四军
在三十九军的历史上，有过两次执行中央赋予的战略性任务。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华北到苏北，另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从苏北奔赴东北。这两次战略性转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奉命在陕西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
这就要说到这支部队的另一位老首长——共和国另一位开国大将黄克诚。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情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部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的要求，取消了政治委员，只设政训处主任。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被削弱，部队内部军阀习气有所滋长和蔓延。黄克诚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立即向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进行了汇报，情况很快反映到了党中央。几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从此，黄克诚在这支部队任军政主官长达10年。从华北到苏北、再到东北，为这支红军老部队的血脉延续和发展壮大做了杰出贡献，
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在与日军作战中勇敢顽强，斩获颇丰。
1938年4月，第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奉命配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粉碎日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在山西武乡县长乐村截击日军，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英勇完成阻击任务，保障八路军主力取得歼灭日军2200余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4月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亲自签发了嘉奖令：“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强及全体指战员：在这次马庄、长乐村战斗中，你们表现出非常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死打硬拼的大无畏的高贵品质，特予以嘉奖。”
1938年7月6日，为配合国民党军对日军发起的侯马战役，第三四四旅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在山西阳城县北町店伏击日军一○八师团二十五旅的1个联队，以伤亡114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801人、伤敌290余人、俘敌4人的重大战果，对侯马战役起了重大配合作用。此役被拍成电影《徐海东血战町店》。 町店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临第三四四旅驻地端氏镇，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学习持久战思想。部队随即深入晋豫边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和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春，冀鲁豫边区由第三四四旅组建和帮助发展的八路军主力及地方部队已达十几个团。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将晋豫和冀鲁豫边区的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旅部编为纵队队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全纵队兵力达2.5万人，成为八路军华北抗日前线的一支主力部队。
1940年4月，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东进，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任务，他们于7月到达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
7月中旬，黄克诚又奉命率原二纵队机关和部队进军皖东北。8月到达皖东北，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
八路军第五纵队组建后，奉命进入苏北淮（阴）海（州）地区、盐（城）阜（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打击顽军侧后，策应新四军进行的黄桥战役。
1940年10月9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阜宁县刘庄、白驹镇之间的狮子口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先头部队会师。10月15日，陈毅带领文工团慰问第五纵队指战员，见到黄克诚，陈毅喜出望外，当场即兴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满天飞。”至此，第五纵队与新四军胜利会师，使苏中、苏北连成一片，初步实现了党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计划。
这也使得红十五军团军团部，三四四旅旅部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军部，因此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个延续下来红军军部。
皖南事变后，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坚持苏北敌后抗战，建立苏北根据地。苏北反“扫荡”期间，第三师涌现出了八旅二十四团二连、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两个“八十二烈士连”。
——1941年4月26日，第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二连途经江苏涟水县大胡庄时，突遭日伪军700余人的袭击。面对8倍于我之敌，在副营长巩殿坤的率领下，英勇战斗，打退敌人5次进攻，毙伤敌百余人。敌人施放毒气，发射燃烧弹，二连伤亡过半。官兵用刺刀、枪托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除一名小战士负伤倒在战友遗体下幸免于难，82人全部壮烈牺牲。
——1943年3月17日，日军步骑兵3000余人，合围苏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与敌激战至黄昏，完成掩护任务后，突围至淮阴县（今准安市淮阴区）朱皮镇刘老庄。为掩护群众转移，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带领全连英勇抗击日军一整天的轮番进攻，毙伤敌170余人，82名官兵壮烈牺牲。八路军总部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
1945年8月，对日全面反攻开始后。新四军第三师发起两淮战役，先后解放苏北重镇淮阴、淮安，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攻克淮阴战斗中，第三师特务团七连班长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南门城墙，双臂被敌人砍成重伤，仍倚靠着城墙坚持战斗。当城墙上敌火力点突然向突击队射击时，他奋不顾身扑上前去，用身体堵住枪眼，壮烈牺牲。徐佳标是解放军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舍身堵枪眼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战后，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
8年抗战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前身部队共作战5000余次，歼灭日、伪、顽、匪10万余人，部队由抗战初期的6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裝共7万余人，是一支从华北挺进华中的抗日先锋。
勇于亮剑：从松花江打到镇南关
1945年9月，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执行挺进东北的战略任务。他们从苏北出发，两个多月长途跋涉1500多公里，11月25日到达辽宁锦西地区，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序列。1946年9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吴信泉任政委。
在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第三师下辖七、八、十、独立旅等4个旅和3个特务团，毫无疑问是编制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这支老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频频亮剑，打得精彩纷呈。
1946年2月上旬，第三师十旅、独立旅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于2月12日奔袭、包围辽宁阜新鹜欢池，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483人。第二天，也就是2月13日，第七旅和山东一师在辽宁法库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1600余人。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的第一场歼灭战。
1947年3月9日，第二纵队五师奉命东进，配合第一纵队围歼吉林德惠大房身的国民党军新一军。进至靠山屯时，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一部。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日之内3次电令东进的情况下，师长钟伟坚决主张打，他认为，战机出现绝不可贻误，应该当机立断，就地歼敌。他在党委会上说：“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经反复说明情况，东总复电肯定第五师歼敌部署。3月10日晚，第五师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二六四团1700余人，并吸引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来援。东总随即调整作战部署，取得了在吉林郭家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主力的重大战果。
辽沈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担任突破城垣任务的第二纵队五师随即发起冲锋，仅5分钟就打开突破口。为了争取时间，战士搭起人梯往城里翻。整个突破正面形成了争先恐后、多路并进的壮观场面。在帽儿山观察战况的东总首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前赴后继、奋勇登城的感人场面，连连对第二纵首长说：“五师这个部队，好部队！好作风！”五师在辽沈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上级的好评。1949年10月，东北军区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对每个部队逐一作了中肯的评定，在12个纵队、36个野战师中，对五师的评价最高：“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三猛称著，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突击部队通过突破口向锦州城内发动进攻时，遭敌地堡火力杀伤，前进受阻。关键时刻，五师十五团十连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挺身而出，冲向地堡，用身体死死顶住插入地堡射孔的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为部队开辟了道路。锦州人民为了永远铭记这位英雄的功绩，把锦州城西北门命名为“士英门”，把梁士英所在部队攻占的惠安街命名为“士英街”。如今，他的塑像耸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舍身炸碉堡的人民英雄。 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发起天津战役，第三十九军在城西担任主攻。战斗发起前，前线指挥部明确金汤桥为东西对攻部队会师点，为了抢先夺取金汤桥，第三十九军突击部队千方百计往前冲，街区走不通，就穿墙凿壁，先头部队不顾伤亡，快速直插，最终率先到达金汤桥。天津前指通电前线部队：“我一一六师已攻占金汤桥，各部迅速向金汤桥会师。”这一仗，三十九军共歼敌2.8万人，俘虏国民党军将官5人，在解放天津战斗中立了头功。
天津战斗总攻前夜，三四三团尖刀连四连突击班的11名战士在战壕里约定：这次战斗，谁要是能活着回来，每年今天都到这里来看一看牺牲的战友！突击班冲出战壕登上城头，还剩下3个人，到战斗结束时就只有副班长刘岩一个人了。后来，刘岩转业到武汉，为了这个约定，每年清明或天津解放纪念日，他都自费从武汉到天津为牺牲的战友扫墓，年复一年，从未间断，直到1999年1月，刘岩病逝在祭扫途中。“50年的守望”成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战友之情的真情写照。
1949年11月7日，第三十九军参加广西战役，解放柳州、南宁。解放南宁后，为迅速扩张战果，第三十九军主力分数路追歼溃散之敌。其中，一一五师沿南（宁）镇（南关）公路疾速前进。12月11日18时30分，三四三团三营七连首先进占我国南部边陲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把胜利的红旗插上镇南关城楼。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被团政委楚农田用相机记录了下来，成为第三十九军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标志。
4年解放战争，三十九军越战越强，东北军区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对这个军的评价是：“三十九军部队历史较老，战斗力有基础，攻击力强，其中以一一六师战斗力为最强，一一五师及一一七师次之，各部队均善于野战，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三十九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之一。
敢于胜利：朝鲜战场上的“九个之最”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在军长吴信泉率领下，首批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连续参加了志愿军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和临津江两岸340天阵地防御战，取得了首战云山、突破临津江、横城大捷等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志愿军战史上的“九个之最”。
最先与美军交锋。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首战云山。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极少数新兵有恐美情绪，军长吴信泉对他们说：“娘的，不就是美国佬吗？他们也没长着三头六臂！咱不光要摸摸它的老虎屁股，还要扒下它的老虎皮，给咱彭老总做把太师椅！”他部署一一六师、一一七师正面突破，一一五师断敌退路，并阻敌增援。云山战斗，第三十九军歼灭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八团大部、五团一部共1800余人，取得了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来，中美两国军队首次交锋的胜利。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称赞：“华盛顿开国时组建、一直没有吃过败仗的美国骑兵第一师，这回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手下！”
最先击毁和缴获美军坦克、飞机。1950年11月2日，在云山战斗中，第三十九军击毁、缴获美军坦克28辆，击落美军飞机3架，缴获1架炮兵校射机和3架轻型运输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志愿军运输能力有限，缴获的飞机未能及时运走，美军第二天即出动轰炸机将这3架飞机炸毁。
最先吃掉美军一个连。1950年11月1日13时许，三四三团先于美骑一师五团一营二连1分钟抢占龙头洞北的185.6高地，迫其退至龙头洞。22时40分，三四三团一连向敌发起攻击，仅50分钟即占领龙头洞，全歼敌前卫连，毙伤敌80余人，俘敌20余人。11月2日，志愿军司令部发出嘉奖令：“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一连，1日在龙头洞（云山西南）歼灭美骑一师第五联队一个连。从此作战中可以看出，我军指战员的战斗素养与作战精神比敌人强，我以一个连即能歼灭美军一个连，特此传令嘉奖，并号召志愿军全体同志，学习该连坚持勇敢作战的精神，歼灭更多的美国敌人。”
最先迫使美军成建制投降。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在云山郡东南上九洞战斗中，迫使美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四团三连（工兵连）连长斯特莱率115名黑人士兵投降。这是朝鲜战场上美军唯一一次成建制投降，震动美军高层。美军立即改变黑人单独编制的做法，实行黑白混编。
最先攻入平壤。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和三四八团，分别从东北和东面率先攻入平壤市，收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
最先攻入汉城。第三次战役，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率先突破临津江，乘胜追击，于1951年1月4日攻入汉城，占领了南朝鲜总统府。
1951年1月6日，在第三次战役向南追击逃敌时，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八團四连和团侦察排进至位于北纬37度线的水原，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南打得最远的地点。
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最多。1951年2月12日，在第四次战役中，第三十九军参加横城反击作战。担任战役穿插任务的一一七师一夜潜行38公里，夺占横城以北夏日、鹤谷里公路两侧要点，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激战整日，歼灭美军第二师九团、南朝鲜军第八师等部，俘敌2500余人，创造了志愿军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的最高纪录。
最先创造坑道战范例。1952年夏，为配合板门店谈判，第三十九军发起100天缓冲区争夺战。5月15日至6月16日，第一一七师与敌激烈争夺190.8高地，歼灭美军2500余人。其间，三五○团一连六班班长高云和带领全班，依托坑道坚守五昼夜，挫败敌人爆破、放毒、打燃烧弹等攻击袭扰，首创志愿军坑道战成功范例。高云和与六班分别被志愿军授与“二级英雄”和“二级英雄班”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9个月，三十九军首批入朝，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歼灭包括2.8万美军在内的“联合国军”4万余人，为保卫新中国的安宁，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十九军走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之路。20世纪50年代：整编改装，参加了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60年代：入闽备战;开展群众性军事技术大比武活动，涌现出全军闻名的“神枪手四连”等先进集体和个人;总结创造的“参谋六会”成为全军参谋素质评定标准。70年代：率先组织冬季千里野营拉练，毛泽东亲笔批示：“这样训练好。”改革开放新时期：担负合成集团军编组试点任务，部队大干机械化;创造性地贯彻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率先开展群众性科技练兵活动，引发全军军事训练的重大变革。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三十九集团军广大官兵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开展信息系统综合集成建设，迈开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步伐，部队核心军事能力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不断增强。
敢当先锋：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
追根溯源，第三十九集团军的“根”要从红十五军团说起。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北永坪正式组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它是由从鄂豫皖孤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镇。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党中央决定了红军的去向——到陕北去，那里有我们的队伍！
江泽民曾评价说：“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的确如此，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团结抗敌，打破重兵“围剿”，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打好了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后来，毛泽东在接受《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采访时说：“徐海东部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红军长征之向导。”
徐海东部在红军长征的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徐海东和吴焕先率领298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之路。他们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
长征途中，他们创建了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各主力红军所建立的唯一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4000余人继续西征北上，到达陕北时还有3400余人，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到了2000多人，两部合计5000多人，比他们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这些部队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6年刊登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上的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这样描写红二十五军：“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比如，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军政委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还有后来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志愿军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长征出发時年仅16岁。因此，红二十五军也被称作红色“儿童军”。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非常困难，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借条给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毛泽东派供给部长杨至成拿着借条去找徐海东。徐海东当即从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银元“家底”中拿出5000银元送给了中央红军。这可说是解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
毛泽东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在若干年后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讲道：“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
敢担重任：从八路军变新四军
在三十九军的历史上，有过两次执行中央赋予的战略性任务。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华北到苏北，另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从苏北奔赴东北。这两次战略性转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奉命在陕西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
这就要说到这支部队的另一位老首长——共和国另一位开国大将黄克诚。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情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部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的要求，取消了政治委员，只设政训处主任。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被削弱，部队内部军阀习气有所滋长和蔓延。黄克诚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立即向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进行了汇报，情况很快反映到了党中央。几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从此，黄克诚在这支部队任军政主官长达10年。从华北到苏北、再到东北，为这支红军老部队的血脉延续和发展壮大做了杰出贡献，
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在与日军作战中勇敢顽强，斩获颇丰。
1938年4月，第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奉命配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粉碎日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在山西武乡县长乐村截击日军，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英勇完成阻击任务，保障八路军主力取得歼灭日军2200余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4月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亲自签发了嘉奖令：“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强及全体指战员：在这次马庄、长乐村战斗中，你们表现出非常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死打硬拼的大无畏的高贵品质，特予以嘉奖。”
1938年7月6日，为配合国民党军对日军发起的侯马战役，第三四四旅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在山西阳城县北町店伏击日军一○八师团二十五旅的1个联队，以伤亡114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801人、伤敌290余人、俘敌4人的重大战果，对侯马战役起了重大配合作用。此役被拍成电影《徐海东血战町店》。 町店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临第三四四旅驻地端氏镇，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学习持久战思想。部队随即深入晋豫边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和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春，冀鲁豫边区由第三四四旅组建和帮助发展的八路军主力及地方部队已达十几个团。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将晋豫和冀鲁豫边区的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旅部编为纵队队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全纵队兵力达2.5万人，成为八路军华北抗日前线的一支主力部队。
1940年4月，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东进，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任务，他们于7月到达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
7月中旬，黄克诚又奉命率原二纵队机关和部队进军皖东北。8月到达皖东北，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
八路军第五纵队组建后，奉命进入苏北淮（阴）海（州）地区、盐（城）阜（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打击顽军侧后，策应新四军进行的黄桥战役。
1940年10月9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阜宁县刘庄、白驹镇之间的狮子口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先头部队会师。10月15日，陈毅带领文工团慰问第五纵队指战员，见到黄克诚，陈毅喜出望外，当场即兴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满天飞。”至此，第五纵队与新四军胜利会师，使苏中、苏北连成一片，初步实现了党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计划。
这也使得红十五军团军团部，三四四旅旅部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军部，因此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个延续下来红军军部。
皖南事变后，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坚持苏北敌后抗战，建立苏北根据地。苏北反“扫荡”期间，第三师涌现出了八旅二十四团二连、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两个“八十二烈士连”。
——1941年4月26日，第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二连途经江苏涟水县大胡庄时，突遭日伪军700余人的袭击。面对8倍于我之敌，在副营长巩殿坤的率领下，英勇战斗，打退敌人5次进攻，毙伤敌百余人。敌人施放毒气，发射燃烧弹，二连伤亡过半。官兵用刺刀、枪托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除一名小战士负伤倒在战友遗体下幸免于难，82人全部壮烈牺牲。
——1943年3月17日，日军步骑兵3000余人，合围苏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与敌激战至黄昏，完成掩护任务后，突围至淮阴县（今准安市淮阴区）朱皮镇刘老庄。为掩护群众转移，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带领全连英勇抗击日军一整天的轮番进攻，毙伤敌170余人，82名官兵壮烈牺牲。八路军总部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
1945年8月，对日全面反攻开始后。新四军第三师发起两淮战役，先后解放苏北重镇淮阴、淮安，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攻克淮阴战斗中，第三师特务团七连班长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南门城墙，双臂被敌人砍成重伤，仍倚靠着城墙坚持战斗。当城墙上敌火力点突然向突击队射击时，他奋不顾身扑上前去，用身体堵住枪眼，壮烈牺牲。徐佳标是解放军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舍身堵枪眼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战后，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
8年抗战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前身部队共作战5000余次，歼灭日、伪、顽、匪10万余人，部队由抗战初期的6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裝共7万余人，是一支从华北挺进华中的抗日先锋。
勇于亮剑：从松花江打到镇南关
1945年9月，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执行挺进东北的战略任务。他们从苏北出发，两个多月长途跋涉1500多公里，11月25日到达辽宁锦西地区，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序列。1946年9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吴信泉任政委。
在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第三师下辖七、八、十、独立旅等4个旅和3个特务团，毫无疑问是编制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这支老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频频亮剑，打得精彩纷呈。
1946年2月上旬，第三师十旅、独立旅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于2月12日奔袭、包围辽宁阜新鹜欢池，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483人。第二天，也就是2月13日，第七旅和山东一师在辽宁法库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1600余人。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的第一场歼灭战。
1947年3月9日，第二纵队五师奉命东进，配合第一纵队围歼吉林德惠大房身的国民党军新一军。进至靠山屯时，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一部。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日之内3次电令东进的情况下，师长钟伟坚决主张打，他认为，战机出现绝不可贻误，应该当机立断，就地歼敌。他在党委会上说：“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经反复说明情况，东总复电肯定第五师歼敌部署。3月10日晚，第五师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二六四团1700余人，并吸引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来援。东总随即调整作战部署，取得了在吉林郭家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主力的重大战果。
辽沈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担任突破城垣任务的第二纵队五师随即发起冲锋，仅5分钟就打开突破口。为了争取时间，战士搭起人梯往城里翻。整个突破正面形成了争先恐后、多路并进的壮观场面。在帽儿山观察战况的东总首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前赴后继、奋勇登城的感人场面，连连对第二纵首长说：“五师这个部队，好部队！好作风！”五师在辽沈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上级的好评。1949年10月，东北军区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对每个部队逐一作了中肯的评定，在12个纵队、36个野战师中，对五师的评价最高：“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三猛称著，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突击部队通过突破口向锦州城内发动进攻时，遭敌地堡火力杀伤，前进受阻。关键时刻，五师十五团十连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挺身而出，冲向地堡，用身体死死顶住插入地堡射孔的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为部队开辟了道路。锦州人民为了永远铭记这位英雄的功绩，把锦州城西北门命名为“士英门”，把梁士英所在部队攻占的惠安街命名为“士英街”。如今，他的塑像耸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舍身炸碉堡的人民英雄。 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发起天津战役，第三十九军在城西担任主攻。战斗发起前，前线指挥部明确金汤桥为东西对攻部队会师点，为了抢先夺取金汤桥，第三十九军突击部队千方百计往前冲，街区走不通，就穿墙凿壁，先头部队不顾伤亡，快速直插，最终率先到达金汤桥。天津前指通电前线部队：“我一一六师已攻占金汤桥，各部迅速向金汤桥会师。”这一仗，三十九军共歼敌2.8万人，俘虏国民党军将官5人，在解放天津战斗中立了头功。
天津战斗总攻前夜，三四三团尖刀连四连突击班的11名战士在战壕里约定：这次战斗，谁要是能活着回来，每年今天都到这里来看一看牺牲的战友！突击班冲出战壕登上城头，还剩下3个人，到战斗结束时就只有副班长刘岩一个人了。后来，刘岩转业到武汉，为了这个约定，每年清明或天津解放纪念日，他都自费从武汉到天津为牺牲的战友扫墓，年复一年，从未间断，直到1999年1月，刘岩病逝在祭扫途中。“50年的守望”成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战友之情的真情写照。
1949年11月7日，第三十九军参加广西战役，解放柳州、南宁。解放南宁后，为迅速扩张战果，第三十九军主力分数路追歼溃散之敌。其中，一一五师沿南（宁）镇（南关）公路疾速前进。12月11日18时30分，三四三团三营七连首先进占我国南部边陲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把胜利的红旗插上镇南关城楼。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被团政委楚农田用相机记录了下来，成为第三十九军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标志。
4年解放战争，三十九军越战越强，东北军区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对这个军的评价是：“三十九军部队历史较老，战斗力有基础，攻击力强，其中以一一六师战斗力为最强，一一五师及一一七师次之，各部队均善于野战，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三十九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之一。
敢于胜利：朝鲜战场上的“九个之最”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在军长吴信泉率领下，首批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连续参加了志愿军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和临津江两岸340天阵地防御战，取得了首战云山、突破临津江、横城大捷等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志愿军战史上的“九个之最”。
最先与美军交锋。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首战云山。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极少数新兵有恐美情绪，军长吴信泉对他们说：“娘的，不就是美国佬吗？他们也没长着三头六臂！咱不光要摸摸它的老虎屁股，还要扒下它的老虎皮，给咱彭老总做把太师椅！”他部署一一六师、一一七师正面突破，一一五师断敌退路，并阻敌增援。云山战斗，第三十九军歼灭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八团大部、五团一部共1800余人，取得了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来，中美两国军队首次交锋的胜利。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称赞：“华盛顿开国时组建、一直没有吃过败仗的美国骑兵第一师，这回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手下！”
最先击毁和缴获美军坦克、飞机。1950年11月2日，在云山战斗中，第三十九军击毁、缴获美军坦克28辆，击落美军飞机3架，缴获1架炮兵校射机和3架轻型运输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志愿军运输能力有限，缴获的飞机未能及时运走，美军第二天即出动轰炸机将这3架飞机炸毁。
最先吃掉美军一个连。1950年11月1日13时许，三四三团先于美骑一师五团一营二连1分钟抢占龙头洞北的185.6高地，迫其退至龙头洞。22时40分，三四三团一连向敌发起攻击，仅50分钟即占领龙头洞，全歼敌前卫连，毙伤敌80余人，俘敌20余人。11月2日，志愿军司令部发出嘉奖令：“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一连，1日在龙头洞（云山西南）歼灭美骑一师第五联队一个连。从此作战中可以看出，我军指战员的战斗素养与作战精神比敌人强，我以一个连即能歼灭美军一个连，特此传令嘉奖，并号召志愿军全体同志，学习该连坚持勇敢作战的精神，歼灭更多的美国敌人。”
最先迫使美军成建制投降。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在云山郡东南上九洞战斗中，迫使美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四团三连（工兵连）连长斯特莱率115名黑人士兵投降。这是朝鲜战场上美军唯一一次成建制投降，震动美军高层。美军立即改变黑人单独编制的做法，实行黑白混编。
最先攻入平壤。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和三四八团，分别从东北和东面率先攻入平壤市，收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
最先攻入汉城。第三次战役，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率先突破临津江，乘胜追击，于1951年1月4日攻入汉城，占领了南朝鲜总统府。
1951年1月6日，在第三次战役向南追击逃敌时，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八團四连和团侦察排进至位于北纬37度线的水原，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南打得最远的地点。
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最多。1951年2月12日，在第四次战役中，第三十九军参加横城反击作战。担任战役穿插任务的一一七师一夜潜行38公里，夺占横城以北夏日、鹤谷里公路两侧要点，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激战整日，歼灭美军第二师九团、南朝鲜军第八师等部，俘敌2500余人，创造了志愿军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的最高纪录。
最先创造坑道战范例。1952年夏，为配合板门店谈判，第三十九军发起100天缓冲区争夺战。5月15日至6月16日，第一一七师与敌激烈争夺190.8高地，歼灭美军2500余人。其间，三五○团一连六班班长高云和带领全班，依托坑道坚守五昼夜，挫败敌人爆破、放毒、打燃烧弹等攻击袭扰，首创志愿军坑道战成功范例。高云和与六班分别被志愿军授与“二级英雄”和“二级英雄班”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9个月，三十九军首批入朝，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歼灭包括2.8万美军在内的“联合国军”4万余人，为保卫新中国的安宁，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十九军走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之路。20世纪50年代：整编改装，参加了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60年代：入闽备战;开展群众性军事技术大比武活动，涌现出全军闻名的“神枪手四连”等先进集体和个人;总结创造的“参谋六会”成为全军参谋素质评定标准。70年代：率先组织冬季千里野营拉练，毛泽东亲笔批示：“这样训练好。”改革开放新时期：担负合成集团军编组试点任务，部队大干机械化;创造性地贯彻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率先开展群众性科技练兵活动，引发全军军事训练的重大变革。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三十九集团军广大官兵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开展信息系统综合集成建设，迈开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步伐，部队核心军事能力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