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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姚椿 桐城派 古文理论 继承与创新
姚椿为姚令仪子，早慧。清道光年初被子荐为孝廉正方，不就。其先后主讲河南夷山及湖北荆南、松江、景贤等书院。其弱冠后，始而学文，师事姚鼐，成为古文名家。
清嘉庆三年（1798年），姚椿随父居蜀，游历各地，深知民间疾苦，颇有匡时济世之志。年十八岁以国子监生赴京应顺天乡试，但屡试不中，每日与洪天吉、杨芳灿、张问陶等知名学者诗酒高会，一时才名大起。在求仕无门、求用无途时，他绝意科举并受学于桐城派姚鼐，自此屏弃夙习，一志求道，潜心研读宋儒之书，专攻程、朱道学，并兼学农业、水利、兵防等实用之学。
姚椿在南埭筑有藏书楼，上悬匾额“古照堂”，由其恩师姚鼐所书。他的书斋名樗寮、养气居、晚学斋等。作为姚鼐的第一代弟子，姚椿遵父命师从姚鼐学习古文法整整五年。在姚鼐死后，姚椿还潜心为其整理出版遗著。
清道光元年（1821年），姚椿被府县举荐为孝廉方正，本可以此身份参加保和殿考试，授以知县等官。但他不改初衷，辞谢不就。后却跑到镇海，登招宝山，作《吊同归域文》，遥祭葬于海岛的明末抗清志士，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从清道光四年（1824年）起，姚椿掌教河南开封夷山书院，并主讲湖北荆南书院和松江景贤书院，以实学勉励诸生，颇多造就。
姚椿喜欢博览群书，在掌教各地书院的同时，极重搜求藏书，凡遇从未见过的书必一一抄录珍藏，他所藏之书中的精本也都经自己亲手校勘。光绪《松江府续志》称：“郡中藏书，嘉庆时以姚椿为最富。姚氏积书数百万卷，椿尤多手校本，近经兵燹，亦多散去。”[1]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到湖北荆南书院掌教，前后有七年，和林则徐结为好友。姚椿虽是一介布衣，但他有经世之才，曾提议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的粮食问题。林则徐读了姚椿的文章后，写信表示赞同，称赞为恤民一长策也。
清嘉庆初年，姚椿“乃以方伯公命，从学于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语先生曰：‘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先生未有以对。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后之人，类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视焉。’先生退而遍发濂洛关闽之书，读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复欢然如有所得”[2]。姚鼐逝世后，姚椿于嘉靖二十二年得读朱泽澐（字止泉）之书，以为其“学有渊源”，“造诣纯备，卓然醇儒”[3]，其书“多有可以裨补世教者”[4]，遂亦私淑之不已。总之，姚氏一生行世之学，可曰是“亲炙桐城，私淑止泉”[5]。其于桐城乃是“终身服膺弗失”[6]，治经论学，均折中之。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7]，认为：“文之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美。”[6]其文亦多“雄深简洁且饶经济”（《通艺阁文集跋》）之作，不仅“体之也至，择之也精”，而且言和懿而周愼，音韵旷邈而深长，“其浩然自得之心，忧世觉人之隐衷，常使人憬然自悟于文字旣尽之余”（《书通艺阁文集后》）。史家谓姚氏之文“得桐城之正绪”[6]，是为确论。作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以文体为次，延续《湖海文传》的体例，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究“言辞之美”。这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姚椿在《国朝文录·自序》中言：“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8]
一、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
（一）明道
姚椿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其古文理论继承了桐城派前辈的学术思想。他提出文章之用“明道”，即是对桐城派古文思想的一贯继承。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9]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明道”理论来自于唐宋的古文运动思想。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唐宋古文运动是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引发，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之核心是“文以明道”。古文运动的主张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作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儒家道统和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古文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古文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儒学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体文；语言要新颖。由此可见，桐城派的“明道”和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的“以文明道”一脉相承。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因此长盛不衰。姚椿古文理论首先提出“明道”，与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古文前辈以义理为归的主张一脉相承。所谓“明道”是明桐城派所推崇的程朱理学之道。因此，姚椿说：以朱子为法，“循之则理，拂之则乱”[10]。又说：“后之人遵其说而行之，虽百世而无弊可也。”[11]将程朱理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较桐城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考古有得
“考古有得”是姚椿在姚鼐“考据”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提法受到了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由于清代政治的原因，很多文人志士为避免政治灾祸，埋头从事于古籍文字的整理与考据之中，所以清代考据学甚是兴盛，姚椿及其桐城派也深清代学术思想影响，所以才有姚鼐的“考据”之说。继而，姚椿提出“考古有得”。如《国朝文录》选录的考证之文有刘子壮《制科取士之法考》，姚鼐《郡县考》，钱塘《三代田制考》《三江辨》，汪中《释三九》等。桐城派既尊崇程朱理学提出“明道”，又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提出考据。考据学是18世纪中国学术的主导，康熙时期备受尊崇的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在乾隆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属于宋学范围的桐城学派试图在受到挤压力求自我调整以站稳脚跟。姚鼐继承下来的古文传统，在考据之风袭来之际，已呈颓势，因此姚鼐顺应时势做了相应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认同考据学的主流趋势。姚鼐不死守桐城先辈家法，顺应时势，对乾嘉考据学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尽量吸收，不仅理论上吸收考据之学并把它付诸写作实践中。姚椿师从姚鼐，受其影响，也继承了姚鼐的学术思想，提出“考古有得”。
（三）“雅洁”论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雅洁”是桐城古文家对散文语言的整体要求。郭绍虞曰：“桐城文素以雅洁著称，惟雅故能通于古，惟雅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成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12]“雅洁”不仅是桐城文章的独特风格，亦是其精髓所在。最早提出“雅洁”一词的是方苞。方苞提出“义法”说，论文讲有物、有序、法与义相结合，又提出“雅洁”作为“义法”的标准。他认为只有清真雅正、谨严朴素、“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方苞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古文辞类纂序》）。姚椿继承了桐城先辈的论文思想，在《国朝文录·自序》中指出：“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中间小有出入，要必于理无甚悖者，然后辑焉。凡综录之文，一曰明道，一曰纪事，而考古有得与夫辞章之美，因以附见。”[8]“雅洁”是桐城派论文与作文的一贯标准，姚椿也不例外。
二、姚椿古文理论的创新
（一）纪事
姚椿提出的古文功用之一“纪事”，即是要求古文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国朝文录》选录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的文章。如《制科取士之法》《论宋免役之法》《救灾议》《防海》《惩贪议》《劝廉祛弊疏》《陈奏广东缉盗安民疏》《理财三策疏》《兵制》《弭盗》《水利》《水利备旱疏》《三吴水利略》《治河策》《东南形势论》《流寇议》等。所纪之“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录》选取文章内容涵盖科举、吏治、经济、兵制等，对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这种选文特点反映了姚椿对古文“纪事”功能的要求。他认为，文章应该和社会民生密切相关。姚椿受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其古文理论中提出了文章的“纪事”功用。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嘉道年间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姚椿的古文思想。“纪事”指文章必须关注反映国事，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姚椿正是受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的影响，提出文章的“纪事”功能，要求文学发挥其社会功效，服务现实政治，这是对桐城派先辈古文理论的创新，也影响了其之后桐城派理论的发展。与姚椿同一时期的姚莹和之后的曾国藩在强调经济世务、经世致用这一点上和姚椿的纪事思想都有相通之处。
（二）言辞之美
姚椿所谓“言辞之美”，既要求文章在体现“明道”“纪事”的功能之外，还需讲求文采之美。他本人“少时好为俪偶文字”[13]。虽然桐城派前辈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但是姚鼐没有明确提出“言辞之美”，只是要求语言“雅洁”。姚椿在姚鼐辞章的基础上提出“言辞之美”，更进一步提出对文章词采的要求。姚椿认为，只要在讲究“义理”的前提下，不妨与言辞并举，而其风格表现则以雅洁醇厚为尚。
总而言之，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主张的继承。值得关注的是，姚椿在维护桐城文法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古文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上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而言。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出了自己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桐城后学对前辈的文论不断补充，促进了中国古文派的发展和近代中国文学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光绪《松江府续志》.光绪十年（1884）刻本.
[2]沈曰富.姚先生行状.周骏富辑《续碑传集》卷78.台北明文书局，1985.
[3]姚椿.合意编后序.晚学斋文集：卷2，清咸丰二年刻本.
[4]姚椿.易经学旨序.晚学斋文集：卷2，清咸丰二年刻本.
[5]姚椿.自赞.晚学斋文集：卷11，清咸丰二年刻本.
[6]刘声木.桐城文學渊源撰述考：卷六“姚椿”条.黄山书社，1989：222.
[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6.中华书局，1977：13419.
[8]姚椿.国朝文录·自序，清咸丰元年刻本.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7.
[10]姚椿.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辨序.晚学斋文集：卷3，清咸丰二年刻本.
[11]姚椿.汉宋儒者论.晚学斋文集：卷1，清咸丰二年刻本.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11.
[13]姚椿.书董荣若太守国华文稿.晚学斋文集：卷2，清咸丰二年刻本.
本文为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庆师范学院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2011Sk780）。（责编 张翼翔）
关键词：姚椿 桐城派 古文理论 继承与创新
姚椿为姚令仪子，早慧。清道光年初被子荐为孝廉正方，不就。其先后主讲河南夷山及湖北荆南、松江、景贤等书院。其弱冠后，始而学文，师事姚鼐，成为古文名家。
清嘉庆三年（1798年），姚椿随父居蜀，游历各地，深知民间疾苦，颇有匡时济世之志。年十八岁以国子监生赴京应顺天乡试，但屡试不中，每日与洪天吉、杨芳灿、张问陶等知名学者诗酒高会，一时才名大起。在求仕无门、求用无途时，他绝意科举并受学于桐城派姚鼐，自此屏弃夙习，一志求道，潜心研读宋儒之书，专攻程、朱道学，并兼学农业、水利、兵防等实用之学。
姚椿在南埭筑有藏书楼，上悬匾额“古照堂”，由其恩师姚鼐所书。他的书斋名樗寮、养气居、晚学斋等。作为姚鼐的第一代弟子，姚椿遵父命师从姚鼐学习古文法整整五年。在姚鼐死后，姚椿还潜心为其整理出版遗著。
清道光元年（1821年），姚椿被府县举荐为孝廉方正，本可以此身份参加保和殿考试，授以知县等官。但他不改初衷，辞谢不就。后却跑到镇海，登招宝山，作《吊同归域文》，遥祭葬于海岛的明末抗清志士，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从清道光四年（1824年）起，姚椿掌教河南开封夷山书院，并主讲湖北荆南书院和松江景贤书院，以实学勉励诸生，颇多造就。
姚椿喜欢博览群书，在掌教各地书院的同时，极重搜求藏书，凡遇从未见过的书必一一抄录珍藏，他所藏之书中的精本也都经自己亲手校勘。光绪《松江府续志》称：“郡中藏书，嘉庆时以姚椿为最富。姚氏积书数百万卷，椿尤多手校本，近经兵燹，亦多散去。”[1]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到湖北荆南书院掌教，前后有七年，和林则徐结为好友。姚椿虽是一介布衣，但他有经世之才，曾提议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的粮食问题。林则徐读了姚椿的文章后，写信表示赞同，称赞为恤民一长策也。
清嘉庆初年，姚椿“乃以方伯公命，从学于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语先生曰：‘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先生未有以对。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后之人，类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视焉。’先生退而遍发濂洛关闽之书，读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复欢然如有所得”[2]。姚鼐逝世后，姚椿于嘉靖二十二年得读朱泽澐（字止泉）之书，以为其“学有渊源”，“造诣纯备，卓然醇儒”[3]，其书“多有可以裨补世教者”[4]，遂亦私淑之不已。总之，姚氏一生行世之学，可曰是“亲炙桐城，私淑止泉”[5]。其于桐城乃是“终身服膺弗失”[6]，治经论学，均折中之。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7]，认为：“文之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美。”[6]其文亦多“雄深简洁且饶经济”（《通艺阁文集跋》）之作，不仅“体之也至，择之也精”，而且言和懿而周愼，音韵旷邈而深长，“其浩然自得之心，忧世觉人之隐衷，常使人憬然自悟于文字旣尽之余”（《书通艺阁文集后》）。史家谓姚氏之文“得桐城之正绪”[6]，是为确论。作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以文体为次，延续《湖海文传》的体例，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究“言辞之美”。这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姚椿在《国朝文录·自序》中言：“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8]
一、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
（一）明道
姚椿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其古文理论继承了桐城派前辈的学术思想。他提出文章之用“明道”，即是对桐城派古文思想的一贯继承。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9]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明道”理论来自于唐宋的古文运动思想。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唐宋古文运动是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引发，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之核心是“文以明道”。古文运动的主张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作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儒家道统和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古文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古文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儒学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体文；语言要新颖。由此可见，桐城派的“明道”和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的“以文明道”一脉相承。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因此长盛不衰。姚椿古文理论首先提出“明道”，与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古文前辈以义理为归的主张一脉相承。所谓“明道”是明桐城派所推崇的程朱理学之道。因此，姚椿说：以朱子为法，“循之则理，拂之则乱”[10]。又说：“后之人遵其说而行之，虽百世而无弊可也。”[11]将程朱理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较桐城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考古有得
“考古有得”是姚椿在姚鼐“考据”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提法受到了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由于清代政治的原因，很多文人志士为避免政治灾祸，埋头从事于古籍文字的整理与考据之中，所以清代考据学甚是兴盛，姚椿及其桐城派也深清代学术思想影响，所以才有姚鼐的“考据”之说。继而，姚椿提出“考古有得”。如《国朝文录》选录的考证之文有刘子壮《制科取士之法考》，姚鼐《郡县考》，钱塘《三代田制考》《三江辨》，汪中《释三九》等。桐城派既尊崇程朱理学提出“明道”，又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提出考据。考据学是18世纪中国学术的主导，康熙时期备受尊崇的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在乾隆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属于宋学范围的桐城学派试图在受到挤压力求自我调整以站稳脚跟。姚鼐继承下来的古文传统，在考据之风袭来之际，已呈颓势，因此姚鼐顺应时势做了相应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认同考据学的主流趋势。姚鼐不死守桐城先辈家法，顺应时势，对乾嘉考据学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尽量吸收，不仅理论上吸收考据之学并把它付诸写作实践中。姚椿师从姚鼐，受其影响，也继承了姚鼐的学术思想，提出“考古有得”。
（三）“雅洁”论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雅洁”是桐城古文家对散文语言的整体要求。郭绍虞曰：“桐城文素以雅洁著称，惟雅故能通于古，惟雅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成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12]“雅洁”不仅是桐城文章的独特风格，亦是其精髓所在。最早提出“雅洁”一词的是方苞。方苞提出“义法”说，论文讲有物、有序、法与义相结合，又提出“雅洁”作为“义法”的标准。他认为只有清真雅正、谨严朴素、“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方苞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古文辞类纂序》）。姚椿继承了桐城先辈的论文思想，在《国朝文录·自序》中指出：“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中间小有出入，要必于理无甚悖者，然后辑焉。凡综录之文，一曰明道，一曰纪事，而考古有得与夫辞章之美，因以附见。”[8]“雅洁”是桐城派论文与作文的一贯标准，姚椿也不例外。
二、姚椿古文理论的创新
（一）纪事
姚椿提出的古文功用之一“纪事”，即是要求古文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国朝文录》选录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的文章。如《制科取士之法》《论宋免役之法》《救灾议》《防海》《惩贪议》《劝廉祛弊疏》《陈奏广东缉盗安民疏》《理财三策疏》《兵制》《弭盗》《水利》《水利备旱疏》《三吴水利略》《治河策》《东南形势论》《流寇议》等。所纪之“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录》选取文章内容涵盖科举、吏治、经济、兵制等，对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这种选文特点反映了姚椿对古文“纪事”功能的要求。他认为，文章应该和社会民生密切相关。姚椿受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其古文理论中提出了文章的“纪事”功用。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嘉道年间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姚椿的古文思想。“纪事”指文章必须关注反映国事，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姚椿正是受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的影响，提出文章的“纪事”功能，要求文学发挥其社会功效，服务现实政治，这是对桐城派先辈古文理论的创新，也影响了其之后桐城派理论的发展。与姚椿同一时期的姚莹和之后的曾国藩在强调经济世务、经世致用这一点上和姚椿的纪事思想都有相通之处。
（二）言辞之美
姚椿所谓“言辞之美”，既要求文章在体现“明道”“纪事”的功能之外，还需讲求文采之美。他本人“少时好为俪偶文字”[13]。虽然桐城派前辈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但是姚鼐没有明确提出“言辞之美”，只是要求语言“雅洁”。姚椿在姚鼐辞章的基础上提出“言辞之美”，更进一步提出对文章词采的要求。姚椿认为，只要在讲究“义理”的前提下，不妨与言辞并举，而其风格表现则以雅洁醇厚为尚。
总而言之，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主张的继承。值得关注的是，姚椿在维护桐城文法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古文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上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而言。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出了自己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桐城后学对前辈的文论不断补充，促进了中国古文派的发展和近代中国文学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光绪《松江府续志》.光绪十年（1884）刻本.
[2]沈曰富.姚先生行状.周骏富辑《续碑传集》卷78.台北明文书局，1985.
[3]姚椿.合意编后序.晚学斋文集：卷2，清咸丰二年刻本.
[4]姚椿.易经学旨序.晚学斋文集：卷2，清咸丰二年刻本.
[5]姚椿.自赞.晚学斋文集：卷11，清咸丰二年刻本.
[6]刘声木.桐城文學渊源撰述考：卷六“姚椿”条.黄山书社，1989：222.
[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6.中华书局，1977：13419.
[8]姚椿.国朝文录·自序，清咸丰元年刻本.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7.
[10]姚椿.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辨序.晚学斋文集：卷3，清咸丰二年刻本.
[11]姚椿.汉宋儒者论.晚学斋文集：卷1，清咸丰二年刻本.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11.
[13]姚椿.书董荣若太守国华文稿.晚学斋文集：卷2，清咸丰二年刻本.
本文为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庆师范学院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2011Sk780）。（责编 张翼翔）